《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张军卷》

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5月

代序：我的研究经历

目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变迁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论解说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

社会主义企业的货币激励与产权结构：中国经验

计划维系的特权：一种产权分析方法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

转型经济学 

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入：理论框架及其含义

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新的视角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双轨定价与边界竞争

工业改革

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

需求、规模经济与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工业组织的视角

技术、规模分类与工业组织：为什么中国的“大型企业”的利润率较高？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否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与现有的结果

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与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

增长、资本形成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来下降的长期因素

中国省级资本存量的估计及其应用（1952-2004）

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

新的政治经济学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

中国的政治变迁：一个产权的解释

后记

代序

我的研究经历

    应该说，从1988年开始（这一年我从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到1994年初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AFRAS学院结束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时间我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产权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等一般理论方面。我不仅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1991）一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公共选择》（1990）和《法和经济学》（1991）等著作。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

    1994年深秋，我又取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提供的研究奖学金，转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与哈勒根(William Hallagan)博士开始合作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我的兴趣开始逐步转移到解释中国和其它转型经济的转轨方式的“过渡经济学”领域，并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和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等著作。

    1995年夏从美国回到复旦大学，我的注意力逐渐缩小在了中国工业部门的改革方面。对工业组织的变动、利润率、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经验都非常有兴趣。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得到原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组主任侯塞因(Athar Hussian)博士的支持，并在他的推荐下，我在1996年底取得了英国学术院/皇家学会“王宽诚研究奖学金”（British Academy/The Royal Society K.C.Wong Fellowships），使我在1997年秋天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的STICERD研究中心从事了半年的研究工作，并对中国工业部门发生大规模亏损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完成了关于国有企业亏损模式的那篇论文（收入本书中）。在这个半年里，我同时还被邀请作为伦敦大学SOAS学院（即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也简称亚非学院）经济系的访问研究员，与在那里执教的卢荻博士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并能一起讨论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改革及其对绩效的评价是他那个时候的主要兴趣所在。

    在结束伦敦的研究工作之后，我于1998年3月应邀在丹麦的奥尔胡斯大学(University of Aarhus)经济系和东亚研究中心访问了一周，做了3场报告，包括在伦敦完成的那个关于国有企业亏损的研究论文。该校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我们早先在复旦大学见过面）西顿纽斯(N. Sidenius)教授为我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并以讲座教授的抬头提供了慷慨的资助（工资）。这次访问让我结识了该校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克莱门斯（O.Clemens）教授和克劳森(S. Clauson)教授。半年以后，即1998年11月，我应邀在英国的威尔顿庄园（Wilton Park Conference at Wilton House）参加了“新世纪的中国”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我做了“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政策及其展望”的专题发言，报告了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对中国工业改革的那些研究。

    另外，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的村上直树(Naoki Murakami)教授开始与我进行个人的学术往来，并通过他让我结识了很多日本的经济学家和在日本工作的多位中国经济学家。当然，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村上教授等人对中国工业改革所发表的多篇研究论文。那个时候，村上教授、大琢（启二郎）教授以及刘德强教授即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工业改革》（Industrial Reform in China），而我则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并为该书在上海出版中文版做了努力。

    1998年底，我在村上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东京都立大学招募基金的资助，来到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与村上教授合作研究，并有了面对面地与日本xx的经济学家大琢启二郎教授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是有了与村上教授和梁坚博士合作的那篇关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论文。同时，我开始对度量中国工业企业的效率变动和规模经济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成为我之后两年的主要工作重点。

    在合作研究期间，我拜访了一桥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两个经济研究所，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时任所长清川雪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佐藤宏教授、一桥商学院的院长青水启典教授以及东京经济大学的xx经济学家南亮进教授见了面。在一桥大学，我用英语报告了对中国国有企业利润率的研究成果。另外，我还访问了当时在东京（现在迁入了千叶）的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IDE），结识了后来成为朋友的两位中国经济研究员今井健一博士和丸川知雄博士。这次访问让我看到了日本经济学家在经验研究上的长处。

    1999年夏天我应邀在东京xx的青山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系讲授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课程“全球化与东亚经济”。这期间，我又回到东京都立大学做了一次讲演，报告了我与哈勒根博士关于转轨速度和初始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后来还连续两次在东京的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做过两次关于中国工业改革的报告。而第二年的年6月，我应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xx经济学家中兼和津次教授的邀请再次来到东京，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有工业改革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Tom Rawski)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的今井健一博士和我三人作为嘉宾演讲人。日本xx经济学家石川滋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评论。我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模式及其含义的论文。会后，我和罗斯基教授在从东京去千叶拜访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新址的火车上就中国的工业改革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聊天，这让我开始关注了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和资本形成的问题。

    2000年夏天，我还获得欧盟委员会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下的资助并在华大伟（David Wall）教授的协助下又回到伦敦大学SOAS学院从事了一个月的研究。这次的研究机会使我开始利用SOAS学院的图书馆更多地在文献上积累了有关中国工业的效率度量、规模经济以及总量投资等方面的技术和知识。在这期间，除了沃尔先生之外，该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霍克斯（Michael Hochx）博士和经济系的卢荻博士给了我不少关照。我还与沃尔教授去剑桥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拜访了不少同行，包括访问了剑桥大学的东亚中心，并与剑桥耶稣学院的诺兰(Peter Nolan)教授有了一次十分有趣的会面。

    2000年8月结束了在伦敦的访学之后，我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哈佛大学。作为燕京学社资助的客人，我在哈佛的主要研究工作却依然是中国的工业改革和经济增长。在哈佛的一年使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梳理所积累起来的很多研究文献和研究思路，先后起草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分别涉及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模式、规模经济以及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论文。这一年我还有机会拜访了经济系的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科尔内(Janos Kornai)教授、哈特(Oliver Hart)教授和在哈佛访问的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卢姆教授(Paul Milgrom)等。还与来访的罗斯基教授、钱颖一教授和胡永泰教授等有过专门的会面。

    在我于2001年9月离开哈佛前的{zh1}两个月里，在波士顿的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的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则与我几乎每周一次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见面讨论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R&D）问题。我在他给予我的一部分资助下去熟悉了关于“研究与开发”的大量文献。罗斯基教授还在这期间邀请我飞到宾州的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报告了我关于工业企业利润率变动模式的那篇论文。而我关于解释过度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那篇论文最初是在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Asia Business Club）报告的。而2001年11月又在英国的威尔顿庄园举行的“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改革”国际会议上，我则简短地报告了那篇关于国有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论文。

    2002年的9月到2003年的1月间，我受聘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通商学院执教一整学期。在教学之余，我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不仅起草完成了积累多年的那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文献综述的论文，而且还专门写出了那篇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和增长问题的论文。该论文的初稿写出来之后，适逢经济通商学院为我举行专场的“中国经济特别讲座”，我借机报告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得到在座的韩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和评论。不久我又应邀在韩国岭南大学(Yeungnam University)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这篇论文。韩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在韩国那几个月的生活这无疑也给了我对韩国经济和东亚经济增长经验的诸多难得的体会。

    2005-2008年这几年，我的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了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方面。这期间，我曾经于2005年的6-9月间来到在芬兰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从事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生产率问题的研究。2007年5-8月在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访问研究员，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30年的经验材料进行全面的梳理。在加拿大期间，我也开始动手写作了《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的一些篇章，还完成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以及“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的论文得写作。

    在加拿大期间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我和Arthur Sweetman教授共同组织编辑并在加拿大出版了英文两卷本的文集《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改革和开放30年》（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2008)。该文集的中文版也即将在上海出版。

    2008年春节之后，受复旦大学的委派我到耶鲁大学开展与耶鲁经济增长中心的合作事务，并利用在耶鲁的时间开始从事对中国1994年之后的结构改革经历和财政再集权的实证研究工作。从耶鲁大学回到上海之后的10个月时间里，除了繁忙的教学和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我应邀参与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策划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研究丛书”并承担了主持写作《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一书的工作。现在，这本书出版了英文版（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engage Learning, 2009）并参加了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

    回顾过去10多年来的研究经历，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一直是集中在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实证研究方面。我在自己的学术小传中曾经把这些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概括为：（1）系统研究和度量了中国的工业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包括利润率的决定、变动以及规模效应等属于工业组织或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同时也研究了中国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在改革后的生产率（TFP）变动的主要特征；（2）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方式和企业民营化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3）用中国的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1978年后中国的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模式的演变以及对中国已有的经济增长和未来增长持续性的影响；（4）估计了中国1952-2005年间各省物质资本存量以及其他省级面板数据，为国内外学者拟合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库并得到国内外的极其广泛的引用。

    最近两年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并为此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型国际会议。在此基础上，2008年8月我在国际SSCI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编辑出版了中国特刊“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obust Performance”，发表了包括我在内的一组研究论文，为推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必须提及，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主要研究活动得到了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以及我的研究生们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与帮助，与他们的交往和讨论使我获益匪浅。同时，这些研究活动也是在多个研究项目和基金会的资助下交叉进行的。实际上，这些年来我频繁地在国内外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和开展合作研究对拓宽我的视野和促进我的研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本书收集的这些论文中以各种方式包含着我在与国内外的同行和我指导的研究生们进行交流中所获得的许多建议和启发。是这些坚持不懈的交流与讨论不断地帮助我改善自己理解中国经济并试图去解释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