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在战前奠定了根基，最近半个世纪来，有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考古学家努力的成绩，已在世界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任何发展都有其过程，中国考古学已走过高原期，正在准备下一个阶级的进展。过去几十年的成就中，辨认个别文化特质、文化分层及分期都是工作的重点，它们也为中国地区的人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讯。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由遗址的发掘工作而获得。这些工作累积了丰厚的资料，也发展了细致的方法学。后者一一中国的田野发掘方法，尤其是层位与类型观察，在世界考古学中占了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向中国的考古学家致敬。
现在，因为遗址数量多了，累积的资料多了，个别遗址的了解，已进展到寻求对区域性文化(亦即大型文化群)的了解。更进一步，最近十几年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倡导，文化的区系类型，不仅已是大家注视的焦点，而且更进一步使大家注意到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另一方面，正如张忠培先生去年在香港时屡次对我的提示：古物和遗址都是人创造的事物，这些事物后面，还有当时的“人”。见“物”而思“人”，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重新结合的重要观念——以上两项认识，当是中国考古学攀登另一高峰的准备。?为此，我建议我们对于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理解，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认作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genre?de?vie)。这一个名词指涉的内容，不仅是人类xx的事物，也兼及人类生活凭借的自然环境、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从这一个观念上思考考古学的问题，将是对于一个地区的古代人类生活作整体性的探讨，其涉及的范围当是大于个别的遗址内容，其考察的密集度又当小于传统上的文化一词的定义(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一个大小两大范围之间的中间层次，可以界定为一个地区。相当于区系类型观念中比较次一级的地区。
至于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则包括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活资源的种类、人类取得这些资源的方式、聚落的形态、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应方式……等项目。人群的组织方式，已是中国考古学上时常要问的课题。最近。国家的起源与文明出现均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主题。那么，从地区的简单人群组织聚合为复杂社会，这一过程，又与上述许多项目的发展与变化息息相关。我们正在询问与探索的主题已经逼人而来，我们已不能单纯地让研究资料自然累积。以取得可能的解答。中国考古发掘的遗址，为数极多。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之大，举世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疆域辽阔，古代文化源流复杂；这一个格局之宏大，也是举世罕见其匹。众多的遗址，在这一个庞大的棋盘上，还只是许多散见的“点”。无论“点”的内容多么丰富，个别的“点”终究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讯息。另一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区域性的考察，当可与遗址发掘相辅相成。前者是广度，后者是深度。深入的发掘，可以借助于广度的考察，以取得“面”上的定位；广度的考察，可以倚仗重点的发掘，确认其内容，建立时间上纵深的发展系列。两相配合，应对于若干重要的问题，有较为周全的研究。
区域性的考察作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当是在中东两河地区考古、美国西南部考古及中美洲考古三处分别发展的。芝加哥大学布雷德伍德(Braidwood)，早在三十年代，即发展了区域考察的观念，对安地欧支(Antioch)地区的土墩，尝试讨论了其分布的形态。[2]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考古学家贾哥森(Jacobsen)加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即与麦雅当斯(McAdams)对两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研究冲积平原能否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积石咸（论坛编者按：“石咸”当是“碱”字之误）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3]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of?Cities)已是区域考察的经典。[4]
美国西南考古方面，二次大战之后，韦利(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Vira?Valley)进行了空中测量，涵盖遗址超过300余处。[5]墨西哥地区的考古，颇多是区域考察与遗址发掘互相配合的。例如，墨西哥低地的考古，区域考察针对着四项主题：一是农业发展的过程，一是聚落的形态，一是人口的结构，一是文化演化的过程。此中前三项都与生态情况有关，{zh1}一项则可说是前三项的综合结果。因此，墨西哥低地的考古计划。十分注意搜集与研究生态的资料。[6]
在美国西南地区，二十余年前有一个西南人类学研究群，在西南地区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他们揭出的问题，包含遗址当地资源、遗址的形态，当地人群尽可能取用近处资源，若必须与周边人群有所交换，则成本几何。由这些项目看来，研究群是着眼于社区及社群的自给自足程度。于是，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动，都是重要的变数。聚落的在地条件，例如地点、周边环境，也都是重要变数。资源与聚落分布，遂是互应的变数。[7]
以上三个地区的区域考察，各有其历史背景及研究理念，但几乎都注意到获取资源与聚落分布的关系，也由聚合之间的关系，研探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研究方向，已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部门。苏秉琦先生指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可与这一研究方向彼此启发。为此，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可能也有必要在宏观方面，多作一些“找问题”的设计。
中国学术研究的习惯，由三十年xx始，大致以史料学派为主，重归纳，而不多问问题。现在，资料的累积已到了不易驾驭的数量。若是我们不从“问题”上寻找方向，资料的增长，也仍不会帮助我们，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生存衰减，有更多的了解。
我不是考古学家。从古代文化研究的立场，我盼望考古学家提供不见于文献史料的资料，使我们对古人生活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我希望考古学家找到更多的生态资料。从地质学与气候学，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正是年鉴学派所称长程的变化。年鉴学派认为政治史是历史长流表面的水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中程现象，而地理与地质的变化，则是长程的现象，变动缓慢，但是影响深远。可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上大地区的长程资料，于宏观的历史有其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容易联系一时一地的文化变迁。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路程碑，还是必须与当时当地的情形直接联系。举一个例子，前面谈到的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两河流域是人类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过去，大家一直以为肥腴的冲积平原，应是农业出现的摇篮。但是，在考古学家考察了两河平原与四周山地之后，发现麦类的近亲植物，分布于平原以外的山坡地带，而最早的定居聚落也在山坡地带出现。这一生态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文化起源理论。从同一现象讨论，中国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考古学上的据点，已有不少。如何解决这个稻作起源问题，似乎可从大规模考察稻类近亲的分布与稻类的生态双方下手，当可使已有的考古资料呈现清晰的意义。中国考古学报告，已包括了不少
生态资料。孢子与土壤采样，都经常见于发掘报告。考古学家何尝不可进行大范围的考察?
生态改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密切关系。考古学家可从各种地区性考察的资料，获得发掘遗址来取得的线索。并以希腊半岛南端安哥奈(Argolid)地方法兰柱兹(Franchthi)洞穴的考古情形为例，证明生态资料的用处。此处是希腊延续时间最久的遗址，从距离二万余年到距离五千余年之间，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是，除了这处遗址之外，南安哥奈地区，甚少其他遗址，而在法兰柱兹发掘的范围也相当小，只有一百米的聚落遗址曾经过发掘。从贝类的堆积分析，海水不断上涨，海岸线曾有改变。不过，单从贝类堆积层(贝冢)，看不出文化演变的情形。但是，动植物遗存的资料，却相当有趣。动物方面，在距离七千年前，红鹿占百分之七十，野猪占百分之三十。距离七千年前开始，羊类占了百分之九十，此后又逐渐降低为百分之七十，而猪与牛却渐成重要的肉食来源。在植物遗存方面，距离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栽培小麦与二列大麦却逐渐出现，代替了前此收集的野生大麦与燕麦。这一转变的同时，洞穴外面的不远处，也出现了石墙。这些现象，又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出现相当一致。于是，发掘的资料虽少，配合地区性的考察，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已可重建：在距离五千年前，当地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由收集食物转变为农业生产，海贝与野生动植物，只是补充之用。[8]
近来，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明珂由生态改变的角度，讨论青海河湟地区的游牧化。他从齐家文化畜养猪只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的畜养羊与牛马，指出前者的经济，猪与农业生活的人争夺同样的食物资源；而羊的食物，与人类食物来源，全无冲突。高地生态，不宜发展农耕，却可发展牛羊的牧业。[9]王明珂的资料，都取自遗址的发掘报告，而他对当地生态的理解，则得之探访与考察。如果王明珂能有机会进行地区性的考古考察，收集生态资料，他的论断可能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我相信，地区性考察，可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说明不少类似的问题。
为讨论人类生活方式，考古学要衡量一个社群一年所需收集的可以维持起码生计的生活资源。张光直先生早期的研究，是这一观念的先驱。他对北极圈人类社群收集食物的活动范围，界定出“一年度维生区域”(annual?subsistance?region)。[10]不同地区文化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类似观念。现在这一观念，大致可以归约为一个社群为了谋求生计，在其居住聚落的周围进行一定的活动，无论是采集、渔猎、种植或畜牧，都会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一个活动圈内，这一社群取得其生活所需的资源，而这一空间范围，即相当于这一社群的领域。考古学上，现在用资源领域(spatial?catchment),分析这一空间内的资源性质、生态条件、获取资源的方式以及领域的界限，即是所谓“聚落领域分析”(Site?Territorial?Analysis，简约为STA)。现在，这一观念，已普遍见于考古学的研究，而且有一套相当标准化的量化方法，以界定领域的范围。[ll]
这一经济人类学的观念，可以延伸到两个方向：一是社区活动的整体观察，整合生态，劳动，分配等等，都以社区为中心，以取得生活资源为目的——这是内延的功能分析。另一方向，社区与社区之间，会有合作，冲突、交流、融合、扩展等等，则涉及以社区为单元的互动一一这是外延的系统分析。两者都可由空间观念与生态观念作地理学的研究；也都可由组织与系统的功能分析，探讨社群发展为复杂社会的过程。事实上，考古学家已在不同的角度分别应用这种聚落形态与聚落系统的观念，分析各种经济形态与不同程度的复杂组织了。上节引用的《环境考古学的概念问题》(Conceptual?Issues?in?Environmental?Archaeology)一书，有三分之二的章节围绕着这一套社区分析观念。[12]
一个社区分析，牵涉的空间范围相当广泛，注意的研究资料，又分散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借此以界定社区领域的范围及其可以取得的生活资源种类与资源性质。这些资料的收集，涵盖面极为分散，在一定范围内发掘遗址，未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料与讯息。为此，有系统地广泛收集资料，是另一种考古的方法，应与深度考古发掘有互补之效。
一个聚落社区作为中心的领域，依照其经济生活的形态而有不同的面积。大致言之，采集渔猎的生活，领域范围相当广大。农耕生活的所需领域，则直接与土地使用的方式相关；精耕的农耕，其聚落领域比较小，而粗放农耕的领域则较大。有一些考古学家，用步行两小时的半径，作为领域所及的范围。这是过分机械性的量化，不足为训。人口增加，社区密集，两个聚落获取资源的领域，也因此只能取其中线以为界定。这是在文献缺如之时勉强找到的方法。领域分析方法学上的Theissen多角形，即是一种理论性的界别方法，这是使用几何理论的划分领域。然而，正因有了“应然”与“实然”(假设与实际之间的差异)，研究者才可以寻索为何有此差异的变数项目。[13]
若能在生态条件(包括气候、地形、植被、动物……等项)都有了确切的资料，以一个人步行二小时的半径，或某一距离(例如五公里)作为半径，这一个生活资源领域内，所有可用的资源有多大的潜力，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即是这一个中心聚落的人口极限。在高寒地带，同样面积的生活资源不如温湿地带丰富。在崎岖山地，同一步行时间内，一个人能达到的距离不如平地，其生活资源领域的面积，也就小于后者，其养育的人口数字，当然也就少些。不过，至少在史前的生活方式下，大致一个生活资源领域的资源不可能充分使用；理论可以设定的人口数字只是可能达到的上限，真实数字必定小于这一上限。因此，这种人口的估计，仅是一个聚落社区人口的约略限度。
社区人口数字也与生产方式有对应关系。资源丰沛时，劳动效率不是问题，不论渔猎耕牧，人人都可以在人口上限的范围内活下去。在资源到达临界点时，生产功率较大的劳动方式(例如园圃耕作)，即可以供养较多人口；而生产功率较低，或较不稳定的劳动方式(例如狩猎)，则只能维持较少的人口。应用到中国考古学上，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以附近生态环境估计资源领域的范围，约略算出聚落人口的可能上限，亦与发掘所见的聚落规模核对比较。有了若干实际数字与假设数字的差距，即不难设计一些计算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都有时空的局限性。只是有了一些基本模式，则调节校正可以有所依据了。
个别的聚落形态之外，我们又须讨论地区性的聚落系统，亦即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在聚落松散地分布在广大地区时，聚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可以互不相扰也不相依靠。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大约即不必组合为聚落，更谈不上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增加，聚落分布的密度也随之增加，聚落与聚落之间开放的空间渐小，生活资源领域日益密接，甚至会彼此重叠。强凌弱，众暴寡，经过斗争冲突，聚落之间有了上下统属的关系。另一种可能，聚落之间生态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形态，聚落之间有了分工，以及为此而发生的交换与贸易；聚落之间也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这两项可能，使聚落与聚落结合为复杂的系统。经过斗争与冲突，聚落系统出现了层级。经过交换与贸易，聚落系统有了串联与并联关系。无论哪一种方式，聚落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一复杂性群体系统，终于会导致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与不均匀的重分配，也就是阶级的分化与国家权力的出现。这一过程，即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复杂化，许多符号与仪式，例如文字与信仰，都将相应产生，以维持这一复杂系统的运作。
上文曾说过Thiessen多角形的资源领域形式。从几何学的可能性而言，最密接的空间间隔关系，当是六角形的蜂巢式图案。地理学上的“中地”(Central?place)，已是人类学家熟悉的模式。[14]史坚纳(William?Skinner)曾应用这一模式研究中国的市场网络。[15]这一模式是市场网络，但是其空间安排的格局。也可适用于Thiessen多角形的排列。如果将资源输送看作有与市场网一样的集散作用，则政治权力的收纳贡赋，也可用中地理论的模式，说明政治权力的层级关系。史德潘力(Steponaitis)即以这样的模式，说明墨西哥谷地(Valley?of?Mexico)在形成中期(约公元前八００～公元五００年)、晚期(约公元前五００～公元二００年)及末期(约公元前二００～公元一年)的政治层级系统。在中期时，核心村落大致保持政治的自主权；虽然核心村落对于散村有相当的控制，但控制力不够强，还不能使后者将剩余资源奉献给前者；这一系统，只是单层的平行聚落。在后期时，村落自主性消失，出现了三层的层级关系，村落受制于当地的中心(local?center)，当地中心又受制于地区的中心(regional?center)，贡献由下而上，地区中心掌握的资源三倍于当地中心；同时，约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口不事生产，受生产人口的供养。到了末期时，墨西哥有了四层的层级系统．，最上一级已不在研究主题的地区内。这些不同层级的中心，在考古学上，可从礼仪建筑与文物品质，看出其明显的差距。[16]
这种演化的过程，从聚落到国家(或接近国家层级的复杂政治体)，当可作为思考中国考古学上一些重要课题的参考工具。我在去年访问良渚，返港后撰文讨论良渚文化的兴衰，也是由层级系统的观点，设法重建良渚文化的复杂系统。[17]我相信，别处的考古资料，也可用类似的观点组织，以重建以空间关系说明的层级系统。
{zh1}，我们必须注意，本文的讨论，围绕在以空间关系为主题的地区研究。拜苏秉琦先生的观念启发，我才能有此想法。这一思考的方式，可以是演化的(evolutionary)，也可以是传播的理论。其实，多线平行的演化论，即已容纳了传播的扩散效应及相应而起的跃进效应。一个资源领域与另一资源领域相接触，经过交流而致融合，其间互相的影响，会改变演化阶级的发展的速度及发展的方向。在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其中有若干领域的文化会急剧转变，经由涵化程序转变了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程度，与当时情况的组织复杂性也有互应作用：越是复杂的系统，其系统平行的发展方式，也越有多样的可能，经历的过程，也有越多的曲折。[18]在人类历史之演化的程序，其实从未是直线的进行过程。人类的群体，不断在组成、接触、重组，于是社群与社区，都不过是长程演变中的一个阶级。地区性的考察，只是对于这些暂时出现的阶段，从空间与生态两方面，寻求其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已。地区性的考察，只是一个处理问题与处理资料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其特定的功能，也必须与遗址发掘的深度研究相辅而行，才能使我们有两只考古学的眼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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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aidwood,R.J.,?Monds?of?the?Plain?of?Antioch?:?An?Archaeological?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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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cobsen,T.,?and?Adams,?R.M.,“Salt?and?Silt?in?Ancient?Mesopotamian?Agricultrre,”?Science,?1958?(128),?pp.1251–1258.
[4]?McAdams,?R.,?Heartland?of?Citi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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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eith,?M.?R.,?and?Shackleton,?J.?C.,“The?Contribution?of?Shell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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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一九九七，页九九～一０七。
[10]?Chang,?K.?C.,?“A?Typology?of?Settlement?and?Community?Patter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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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Bailey,?G.?N.?and?Davidson,?I.,?”Site?Exploitation?Territor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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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intliff,?J.?L.,?Davidson,?D.?A.,?and?Grant,?E.?G.,?Conceptual?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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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Mytum,?H.?C.,?”On-site?and?Off-site?Evidence?for?Changes?in?Sub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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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liff,?J.?L.,?”Site?Patterning:?Separating?Environmental?Cultur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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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hristaller,?W.,?”Central?Place?in?Southern?Germany,”?translate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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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kinner,?G.?W.,?a.?”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
Part?1,?Journal?of?Asian?Studies,?1964?(24),?pp.3–43;b,?同刊物,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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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teponaitis,?U.?D.,?”Settlement?Hierarchies?and?Political?Complexity?in
Non-Market?Societies:?The?Formative?Period?of?the?Valley?of?Mexico,”
American?Anthropologist,1981(83),?pp.?320–363.
[17]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新史学》，一九九七年{dy}期，
页一三五～一五八。
[18]?Sanders,?W.?T.?and?Webster,?D.,?”Unilinealism,?Multilinealism,and
the?Evolution?of?Complex?Societies,”?in?Redman,?C.?L.?el?al.eds.,?So-
cial?Archaeology:?Beyond?Subsistence?and?Dating,?New?York:?Academic,
1978;?pp.?249–280.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