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千针万线缝缀的一片靛青
（{zh1}一排右上角的那一位是我母亲）
四十一年前——1969年3月初，我母亲从粮店买来几个面粉袋，拆开来，洗晒干净。一连几个晚上，她戴着老花镜，缝缀着面粉袋布，先把它们连成片，再缝接为两个被套。那一年我22岁，是厦门一中66届高中毕业生，二弟小我三岁，是同校初中毕业生。那是xx的第三年头，经历了大串联的狂热、“文攻武卫”的惨烈、何去何从的彷徨，一听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便毅然决然报名上山下乡，还动员一批同学与我同往。弟弟也报名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闽西插队落户了。
我父亲是个工人，13岁便在电话公司当学徒，在“四清”运动中被内定有“莫须有”嫌疑（具体嫌疑在1981年中共厦门市委下文件平反后才得知），xx中被单位造反派批斗。此时，他正被新生的革委会政权隔离审查。也就是说，我和二弟下乡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弟妹，{zd0}的弟弟那一年11岁，大妹8岁，小妹6岁。
那几天，母亲静默着，只是缝缀被套时几次流泪。面粉袋颜色浅白，但每一块布的白深浅不一，母亲买来蓝靛，用热水化开后把被套泡染成靛青。这样，那布块与布块之间的缝接处便看不大清楚，美观多了。
3月8日傍晚，是我们出发到闽西的时间，临行前母亲各塞给我和二弟5元钱。我想不拿，因为深知5元在家里意味着什么。每个月父亲发工资前夕，母亲总为钱发愁，她会叫我到临居铁伯母家借5元，一拿到父亲工资，马上叫我去还，叮咛着一定要说“多谢”。此时，母亲无论如何要我带上钱：“出门在外，没有一点钱不行。”当时她那苍白、无助的神色，几十年来不能在我心中的U盘里删除。
妈妈说得没错，那钱很快就用上了。我插队于上杭县古田公社竹岭大队凹头村，虽离公社只有几公里，但山区雾气浓厚，{dy}个晚上串门时我便踩进结着薄冰的水田里，狼狈不堪。第二天慌忙步行几里路到大队供销社买了一把手电筒。
插队的头三个月，我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伙食由房东承担。四面办直接把每月8元的伙食费发给房东。{dy}个月下旬，我牙疼病倒了，不能吃饭。那天晚上，有人轻声唤我，还触摸我的额头。睁开眼，房东大婶端着一碗蛋汤站在我床前。远离家乡，远离母亲，房东大婶朴素的感情温暖了我的心。记得当时喝蛋汤时我眼睛被泪水模糊了。煤油灯下，母亲缝缀的被套亲睹了这一幕。翌日我写了一首诗《一碗蛋汤》。诗的一段这样写道：“心儿猛一动，/莫非在梦中：/昔日儿在母亲旁，/病时妈妈都这样……”这首诗在校友间流传，让上杭县有关领导看到了，就登在1969年10月23日第十期《上山下乡》报上，1973年它连同我的其它9首诗收进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闽山朝霞红》里。
三个月后，知青点的伙伴多了，我们按队里的安排集中住在谷仓里，待村里的破祠堂修缮竣工，便搬进新居。晚上，青年农民常来串门。我给他们读我新写的诗，他们竟然听得津津有味，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可想而知。山区的夜晚，不分春夏秋冬都必须盖棉被。我出生在东海之滨的厦门，看惯了大海的深蓝色。母亲缝缀的那一片靛青，犹如故乡大海的一小角，忠实地陪伴着我，温暖着我的梦乡。
隆冬腊月，滴水成冰，我烧一壶开水灌在输液瓶里，塞进被窝里。同时，还制作了一个小桌子，立在床头那一片靛青上，桌上放煤油灯、书和本子，那油灯犹如灯塔，照耀我艰难人生的旅程。我写了四十本日记，其中有几本就是在床上写成。
记得当时，我常常为没有钱买煤油发愁。家里也没有钱寄给我，我父亲被审查结束后，没让他本人看“结论”，但不放心让他在“有国家机密”的邮电局工作，把他调到集体所有制的厦门第二织布厂，工资直线下跌。然而，偶尔我也会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猪油、炒面茶、肩垫。把猪油加进饭里或缺油寡味的菜里，是当年知青的一大发明和享受。我记不得用烂了几个肩垫，但记得写过一首诗：“从那遥远遥远的家乡，/妈妈给我寄来一块肩垫。/我恍惚看见她穿针走线，/把深情密密缝进其间。//轻轻把肩垫披上肩，/我顿然觉得力量倍添。/是母亲把我肩上重担，/愉快地分担了一半。……”深山老林里扛原木、拖茅竹，筚路蓝缕，肩垫为我磨破了几层皮。当地当时农民们烧柴，都是到山上随意砍下一棵树，放上一两个月，让其自然干后再上山砍成小段装担挑回家，山区的灶又特别大，十分费柴。所以，搞副业砍伐大树，要到几十里外的森林里去找。把上吨重的原木送到滑道上，依靠是几个人的肩膀扛。扛原木的我们，每个人腰里别着一个竹刀鞘，鞘里插一把砍刀，砍刀用来砍掉挡道的荆棘和灌木。手里拄一把“丫”字形的木棍。木棍支在没有扛原木的肩膀上，翘在原木下，与扛原木的另一边肩膀一起承受重量。山高林深苔滑，大家吆喝着号子，移动步子，大口喘气，累了，就在较平缓的小路上停下歇息，原木就支在众人的木棍的叉子上。这样，再起肩时就省力多了。这个活，大家步调要一致，稍不留意，就会闪了腰。我们队的一个知青，当年就是伤了腰，至今刮风下雨，腰便疼痛难忍。至于拖茅竹，一个人往往拖三根，三根绑在一起，两根拖在接近小腿边，一根扛在肩上，三根竹尾巴都拖在地上，肩拽手拉，在滑溜的山道上，发疯似地奔跑，汗如雨下。肩垫也是母亲千针万线缝好的，棉软厚实，但还是被汗水渗透，破了一层又一层。摸着被磨破几层布的肩垫，我想起在高中勤工俭学修公路，担子磨破肩膀，脱汗衫时撕下一层皮，血肉模糊。那一幕一定深嵌进母亲的记忆，才会给我寄来肩垫。勤工俭学比起山区里搞副业谋生，简直小巫见大巫，穷乡僻壤里钱分外宝贵，当时只有搞木竹副业才不算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我们不要命似地干。夜晚，在万籁俱寂的夜幕下，在母亲缝缀的那一片深蓝下，我睡得很沉，也很香。
公社要在苏家坡建水电站，我和伙伴们踊跃报名。那一方靛青，跟随我到水电工地当农民工。后来，又跟随我到古田中学当民办教师。那被套每洗一次，就会褪掉些许蓝色，它一破再破，连里面的被絮也千疮百孔，但它始终陪伴着我。
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使我既不算工人子弟，也不算可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连续两届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但还是入不了党，多次招工没份，进矿井挖煤也没份，当工农兵学员更是靠边站了。甚至追求我的姑娘在我答应后最终弃我而去。
我在闽西七年四个月，回厦门只有三、四次，但我常常想起母亲。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想念妈妈》：“每当清晨穿衣服，/我想起了远方的妈妈。/衣服是她亲手做，/伴我遮风挡雨在天涯……//每当溪旁洗衣服，/我想起远方的妈妈。/这衣服她洗过无数次，/到如今还有xx暖心洼……//每当穿针引线补衣服，/我想起了远方的妈妈。/几回回故乡她身旁，/一针针一线线一串串话……//每当临睡脱衣服，/我想起远方的妈妈。/妈妈你可睡着啦？/别为我心儿放不下！”
直到1976年夏天，我终于带着单薄的行李调回厦门任小学教师。当母亲看到那件被套时，不由得眼里闪着泪花。
高考制度一恢复，我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赶上了春天的故事。1985年母亲过早地结束了她58岁操劳的人生。吊唁厅母亲遗像前，有我工作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送的花圈。
现在，我的年龄已超过去世时的母亲。每当思念母亲时，我就想起那件被套，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我在《悼妈妈》一诗中写道：“许是为安慰过早的别离，/你常常来到我的梦里。/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忧郁？”
那千针万线缝缀的一片靛青呵！
（回闽西时与我两位大学同学合影，一位是《福建日报》副总编，一位是中共龙岩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