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9（上）

                          ——《我的七十年》（45）

    1979年4月，化八院设计队完成了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设计任务撤回成都。文兰结束了北京的生活，带着儿子随队回了成都。

    5月，我和徐参谋交代完本年度挺进—2号火箭生产任务，带走自己所有的资料和书籍，交了办公室钥匙走了，从此结束了长达13年的取样火箭的研究。

    在动身之前，我带着女儿逛了一次动物园，到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小燕子上3年级了，学习很好，生活不但可以自理，还可以帮助姥姥干点儿活，她跟着姥姥我放心。

    我告别了女儿、岳父和岳母，回红山了。

    我们这4口之家结束了几年的短暂团聚，又各奔东西，分居3地。

     回到红山的第二天，我就到取样楼上班了。有的人调走了，有的人转业了，有的人到内地学习去了，取样队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取样楼冷清了不少。就拿火箭组来说吧，李伟亮调到室里当参谋了，董杲升调到基地当参谋了，田凌生调回防护部了，崔神宝调到北京防化兵学院当老师了，石小江到长沙国防大学（前身就是哈军工）学习了，王兆兰即将转业，如今只剩下陈敦厚、闫庆义和我。这倒也好，人少了办公室多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间办公室，宽敞自由。

   上班后，打扫完落满灰尘的办公室，正在整理我的书籍，李伟亮来了。这间办公室原来是我们俩的办公室，他的那张办公桌和那把椅子还在，他自然又坐到他的原位，我坐到我的原位。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十分欢喜，寒暄一阵之后，他就向我说起了室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他是室里的参谋，成天和室领导打交道，经常和所机关打交道，消息十分灵通。他滔滔不绝地说，我兴趣盎然地听。

    他说：鉴于中国大气层核试验已经接近尾声，科委决定，从今年开始21所可以放一部人转业。今年的转业干部名单已经宣布了，我队就有林主任和王兆兰等十几人。此次转业本来还有闫庆义的，可是名单刚宣布完，他就气呼呼地当众把帽徽和领章都撕下来丢在地上，扬长而去。我明白他其实是不想转业，找到他把他大骂一通：老闫，你成天骂骂咧咧的说，21所我是{yt}也不想呆了，所以全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坚决要转业的，你家里困难又很多，所以室领导把你的名字上报了。你要是不想转业呢，耍脾气是没有用的，必须向组织上说实话，现在还得来得及。老闫这才组织上说他不想转业，于是在转业名单上取消了他的名字。

    “那把他的名额转给我呀！”

    “你？连门都没有！我听室领导私下议论，火箭取样组，陈敦厚都可以放，就是杨吉纯不能放。杨吉纯缺点明显，优点也明显，他的{zd0}的优点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不用我们领导操心。”

   “我要是泡蘑菇，躺倒不干就好了。”

   “你是那号人吗？！”

   “我们一家4口分居3地，生活太困难了，不转业不行了。”

   “我和你还不是同病相怜，但我也走不了。”

   “那怎么办？”

   “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xxx重新出山以来，在全国大搞拨乱反正。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以来，在国防科委大搞拨乱反正，直接关系我们21所就做出两个重要决定，{dy}个就是在69年清队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清理的同志，凡是自愿回21所工作的，一律恢复军籍，恢复工作。”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都十年了，谁还愿意回来呀？”

   “愿意回来的虽然人很少，但确实有，而且已经报到了。”

   “都有谁呀？”

   “七队的是周新嵩和周佩珍，三队的是周淑琴，五队的是哈森和王知广，二队的是刘福堂。”

   “周新嵩和周佩珍都回来了？”

   “是的，今天中午下班时你就可以看到二位。”

   “科委的第二个决定呢？”

   “第二个决定是：为保存21所的技术骨干力量，可以把他们的爱人调到基地工作，并给他们穿军装。”

  “这个决定可太好了，是直接关系到你我的。是真的吗？”

  “决定已经做了，但文件下达到基地还有些时日。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我已经和杨佩欣打了招呼，你也和孙文兰打个招呼吧。”

  “好，我马上写信告诉她。”

  “今年22级的可以提到21级，当然有你一个，名单已经上报了。”

  “太好了。长达14年的22级该结束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评定技术职称工作即将开始了，你也做好准备吧。”

   听了李伟亮一股脑地向我透露了这么多好消息，我自然高兴得很。

   李伟亮走了，杨裕生来了。

   林洪钧主任转业，杨裕生升为主任。他当了16年的副主任才当了主任，从此结束了知识分子不能当{dy}把手的历史，这也是拨乱反正的结果。陆兆达当了副主任，主管化学组工作。副主任钱绍钧主管物理组工作。副主任冒广根主管取样队工作，并兼任取样队的党支部书记。

   杨主任把一支钢笔和一个红皮纪念册转给我。他说：1977年12月基地召开科学大会，你和陈敦厚都是大会代表，并评为科学大会先进个人，这是大会的奖品。因为你没有出席大会，又长期不在红山，我一直带为保存。现在你回来了，给你吧。

   这两件奖品就是对我十几年火箭取样工作的肯定和奖励吧。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珍藏着这本红色纪念册。我没有把它作为我的日记，而是作为我的年记。从1964年起到我退休为止，每年记一次，简明扼要地记录当年的主要工作和执行任务的概况。这本纪念册以及我的其它几本笔记，再加上我良好的记忆力，这就是我能够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得十分详细和清楚的秘诀。

   11号楼是七队的集体宿舍楼。我住在1楼靠门口的南面的{dy}个房间，原来是孙培铨、刘务功和我三个人的宿舍，后来孙培铨调到海军司令部防护部回北京了，一家4口团聚了；刘务功转业回到了大连，在大连化物所工作，一家4口也团聚了，如今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晚上，李建华、李坤范夫妇来看我了。坤范是3月份才调进21所的，在小学当会计。李家4口终于团聚在红山了，这两口子劝我也把家搬进来。 李建华、李坤范夫妇走了，王莹、怀百珍夫妇又来了。怀百珍是74年9月调进21所的，在三队工作，今年刚穿上军装。这两口子也劝我把家搬进来。王莹、怀百珍夫妇走了，王耀才、周淑琴夫妇又来了。周淑琴重返21所，还是在三队工作，被拆散了的4口之家又团聚在红山了，这两口子还是劝我把家搬进来。

    三个老同学把家落户到红山便是我的榜样，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李伟亮的消息是准确的。很快，评定技术职称工作就在全所展开了。这是21所建所以来的{dy}次评定技术职称工作，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

  是的，许多老同志都工作十年以上了，十几年来，大家在核试验场上喝苦水，战严寒，斗风沙，摸爬滚打；十几年来，大家为我国的核试验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十几年来，大家胜利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核试验任务，取得了大量的珍贵的测试数据，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苦哇，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呀！由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没有给我们提过一次级，长过一次工资，十几年没有给我们评过一次技术职称，至今我们还只是个技术员。按照正常的技术职称评定程序，我们都应该是副研究员、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啦！通过这次技术职称评定，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只能获得个助理研究员或者工程师的称号。即使如此，由于名额的限制，还会有一些同志评不上，还得再忍耐几年，等下一次机会。凡是参加这次技术职称评定的同志，必须在全室大会上作一个学术报告，题目自选，时间限制在15分钟之内，准备时间是三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人人都动起来，查资料，查档案，忆自己的光辉业绩，把自己{zh0}的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技术报告会在七队会议室里举行，由杨裕生主持。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下台了，又一个上台了。

   化学组的纷纷亮相，慷慨陈词，核燃料铀和钚，核xx产物锆等，都亮了出来。

   物理组的逐一亮相，侃侃而谈，α和γ，多道分析器和质谱仪等，也都亮了出来。

   取样队的一个个粉墨登场，飞机、大炮和火箭都亮了出来。飞机组邱永茂报告的题目好像是《取样量仪的研制和应用》；飞机组郑根松报告的题目好像是《几种飞机取样器的研制和应用》；火箭组陈敦厚的报告题目好像是《取样火箭的几种发射控制方式》；我的报告题目是《几种超音速取样器的气动设计》。

   三天之后报告全部结束了，下面还要经过层层审批，等{zh1}批下来早着呢。不过，那都是各级领导多事情，用不着我们操心。取样队员们私下议论，这次评定技术职称对取样队不利，可能刷下来的人比其他组的人多。若论执行任务次数，我们有很大优势。若论学术水平，我们就不如化学组和物理组了。简单说来，我们取样队有三多三少，即：执行任务多，看书学习少；跑跑颠颠多，书写文章少；吃射线多，吃洋文少。

   {zh1}的结果是：取样队的陈敦厚、杨吉纯、郑根松和邱永茂等如愿以偿，评上了助理研究员；而唐俊儒和王佳仁却被刷下来了，我都感到很意外的，名额限制，没有办法。

   李伟亮说的又一个消息也变成了现实，基地批准孙文兰和杨佩欣等入伍并调入21所工作。我们俩将这个好消息立即写信报告给妻子。同时，室里奖给我们每人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上下班，买粮食，打鸡菜，自行车是{zh0}的工具。我们立即到军人服务社买了回来，王兆兰帮助我们俩把自行车装好，终于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骑着车从高高的山梁上嗖嗖地飞驰而下，潇洒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