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告别可可西里

    尼玛就像炒锅里的一粒黄豆，成千上万粒黄豆慢慢变热时，他独自蹦起来，划出一个弧线跳出炒锅，跳出那个藏族社会。也许炒锅外并不像想像中美好，他甚至想跳回去，但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他望着外面的大千世界，兴奋，惶惑，还有一点点悲伤。不管怎样，这个年轻藏人从古老的平稳轨道上跳出来，在创造历史。他也许只是跳出去的最初几颗“豆子”之一，但历史的炒锅在加热，越来越多的“豆子”将跳起来，虽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2006年5月12日，在卡瓦格博下的西当村，我与跳着弦子舞的木梭告别，加入尼玛和扎多的队伍，直去拉萨。

    我们乘坐的丰田越野随山路跳跃，如同身后村民们的舞步。扎多放了一盘音乐，《感动》忧伤的旋律一路伴随我们走到拉萨：

       下康区大地一明点，{zz1}师教导声犹荡，

       再难闻恩师妙法音，未拜见恩师心忧愁。

    这是一首藏语歌，最近几年在藏区很流行，很多汉人也会唱，但没多少汉人知道歌词的含义，所以我请木梭翻译成汉语。木梭告诉我，他一听这首歌就会想到他和扎多共同的上师秋吉活佛，师父已经圆寂，歌声响起时，“再难闻恩师妙法音”，他心中充满哀伤。

    青海的秋吉活佛对宗教界的不法行为批评激烈，特别对一些大活佛不留情面，认为有些活佛本该利益众生，却一个个热衷名利，作威作福。他持戒甚严，威望素着，不管是大活佛还是信众，对其十分敬畏。

    木梭初次拜见秋吉活佛时，心中惴惴，知道喇嘛们都怕这位大活佛。秋吉活佛请他进去单独见面，木梭入得门来，还没跪拜，却见秋吉活佛对他将头低下，两手献上，十分恭敬地行礼。木梭吓得毛发直竖，“扑通”跪倒。后来才知，秋吉活佛虽对那些尊贵的大喇嘛铁面无情，对普通信众却慈悲有加，恭敬异常。

    秋吉活佛生前对信众和非信徒一视同仁，他曾有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1994年2月初，索南达杰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玉树后，县政府先将其恭送到寺院，后又进行只有圆寂高僧才有资格的火葬。索南达杰身上覆盖党旗，两位武警战士伫立两侧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秋吉活佛主持葬礼，四百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超度烈士亡灵。索加乡许多牧民赶来为索书记送行。

    当秋吉活佛为这位共产党员超度时，扎多正凄苦地站在可可西里边缘。是他领着公安重回可可西里找到索南达杰的遗体，那已是索南达杰遇难十天以后，他依然匍匐在地，紧握xx，怒目圆睁。

    县委书记被杀，公安部成立专案组，公安部长陶驷驹任组长。索南达杰牺牲时，同事靳炎祖和韩伟林被盗猎者绑在吉普车里，后来伺机解开缚绑逃走了。青海省公安厅审讯所有涉案人员，扎多和靳炎祖属于西部工委干部，待遇稍好，虽然失去自由，但可以住招待所。而韩伟林等西部工委雇的向导、司机被关进看守所，境况悲惨。

    扎多被排除怀疑后又赴五道梁，仍握着索南达杰送他的77式xx。公安人员在那里设了卡子检查来往车辆，但凶手无影无踪。公安并非一无所获，过往行人如没有身份证就罚款50元，还有人把索南达杰缴获的藏羚羊皮私分。

    虽然被排除了怀疑，扎多仍感到人们不信任的目光，他悲伤、绝望而愤怒。他不知道，这时妻子博雷比他更糟，几乎要疯了。

    因为没有电话，县里起初以为西部工委的人都死了。扎多两个女儿在街上玩耍，一个老太太走过，叹着气说：“唉，可怜的孩子！这么小就没父亲了。”

    女儿告诉了妈妈，博雷大骇，哭着去问县政府，政府人员说“没事没事”，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

    后来县上的领导来家里慰问，捧着哈达，提着茶叶。博雷以为这是来慰问死者家属，害怕得发抖。政府的人讲：“只是索书记没了。”博雷不信，直到秋吉活佛来说：“没事，扎多在呢。”博雷才知道丈夫没死。可他既没死，为什么不回家？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

    没人愿跟博雷说话，“你那个丈夫，不是好人。”甚至有人这样说。去可可西里的只有索南达杰和扎多两个藏族人，为什么一个牺牲了，一个却好端端地活着？

    有人用粉笔在电影院厕所墙上写：“扎多是治多人的叛徒！”博雷见了，又气又伤心，掉头就走。

    扎多一下子从受人尊敬的“扎老师”、“扎秘书”变成了治多人的耻辱，甚至有人当众捏造他的谣言，一个去接索南达杰遗体的人回到治多，扎多的朋友文扎问：“扎多呢？”

    “他被抓走了，”此人道，“我还说‘别拉走，别拉走，’但公安不听，还是铐上拉走了。”

    自从文扎和扎多离开中学，扎多进了可可西里，文扎运气不错，进了县委组织部。他和在农业银行的朋友亚卓托人给扎多捎去一瓶白酒，扎多收到酒，知道朋友惦念他，心中才得到些许安慰。

    博雷在惊恐忧虑中等着丈夫回来，{yt}夜里3点钟，她听到房外汽车响，急忙打开门，那一幕她永远忘不了：她的丈夫穿着黄大衣站在门外，没有帽子，光着头，满脸胡子，眼神呆滞，似乎是傻了，又像是害怕，好可怜的扎多！博雷一下将丈夫抱住，痛哭起来。

    将丈夫拉进屋子，博雷一边哭一边给丈夫打奶茶。扎多两个脸颊通红，不停咳嗽，那是急性肺炎的征兆。博雷哭着抱他，扎多蔫蔫的，不怎么说话，似乎没了感觉。她不知道，丈夫的心思还停留在可可西里，想着索南达杰。

    随后数月，博雷仍惊魂不定，夜里听到汽车声就翻身而起，时刻迎接丈夫回来，等清醒过来，才想起丈夫就睡在身边。

    很快过藏历新年了，因为索南达杰的去世，许多人家连年都不过了，治多县一片哀伤。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来找扎多，希望再进一次可可西里，找寻索南达杰的遗物。扎巴多杰原是治多公安局长和检察长，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府支持成立了车队，扎多带路，他们到五道梁时正是藏历新年。

    那些守金矿的人还在，只是除了扎多一个笔记本的皮子，其他资料全被他们毁掉。索南达杰原来戴着太太的手表，后来遗体上没有发现。在索南达杰牺牲的地方，扎多找到了自己的毛巾。他们曾带着两瓶白酒，在山梁上喝了一瓶，这里找到了另一瓶的碎片。西部工委的吉普车上有好几个枪眼，但车上的录音机被拆掉了，后来发现装在一个盗猎者的车上。所有人都趁机捞一把。

    扎多回到治多没多久就患了急性肺炎，博雷照顾两个女儿，他一人去医院打针，医生护士对他爱搭不理，他给火炉加上牛粪，点滴还没打完，牛粪就灭了，如同他那颗黯然的心，慢慢变成灰烬。他骑上自行车回家，身体虚弱得一公里都骑不下来，中途必须到亚卓家喝碗茶，才能鼓起劲回到家里。厕所的墙上仍然写着“扎多是治多人的叛徒”，很多人认为，他和索书记一起去可可西里，却没有保护好索书记，不管以什么理由活着都不可原谅。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1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扎多到底在哪里。

    县长问扎多：“还没入党吗？”

    “没有。”

    “唉呀，你不是党员，”县长叹口气说，“如果你是党员，可以顶替索书记的位子——准备任命你为可可西里经济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扎多去问秋吉活佛，活佛说：“不要再去了。”

    “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扎多对县长说，“让我当书记我也不去了，功过是非你们看吧。”

    可可西里把扎多的魂魄都已吓掉，他在那里失去了老师，回到治多，他又成为最卑贱的人，无论如何，他绝不再去那悲惨之地，秋吉活佛的话坚定了他的决心。

    扎巴多杰成立了“野牦牛队”，许多热血沸腾的志愿者加入，他们都是索南达杰的追随者。扎巴多杰希望扎多加盟，扎多拒绝了。

    几年后，“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艰苦卓绝的故事震惊了中国人，但1998年底，扎巴多杰在家中中弹身亡，原因不详，后“野牦牛队”解散。嘎玛当时听说了“野牦牛队”的故事，十分崇敬，与朋友在北京将“野牦牛队”注册成商标保护起来，后终于等到“野牦牛队”重建时，又将商标还回去。但“野牦牛队”队员最终星流云散。

    病好后，扎多与文扎去索加乡整理索南达杰的事迹，亚卓所在的银行出了3000元钱，扎多与文扎又各家各户募捐，终于凑了一笔钱，到西宁印刷一本索南达杰事迹的小册子《巍巍忠魂》。

    青海省这期间轰轰烈烈学习索南达杰事迹，县委书记找扎多说：“你自己挑个单位。”

    “宣传部，”扎多说，“我要宣传索书记的事迹。”索南达杰之死确定了扎多一生的方向。

    1995年春天，扎多与亚卓到西宁印刷《巍巍忠魂》，忽有{yt}一位名为郭碧川的演员找上门来，他曾演过《红牡丹》的男主角。他在北京的麦当劳看《南方xx》，读到文章《县委书记血洒可可西里》，起初还以为一个县委书记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呢，看完报道，大感兴趣，想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扎多像是遇到了真神。他背着两捆索南达杰写的报告和文章来到西宁，曾交到一些记者手里，但很少人感兴趣。他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索南达杰，但毫无门路，忽然有个拍电影的机会，他要抓住！扎多没完没了地给郭碧川讲索南达杰的故事，郭碧川与他一样激动，听得来神，整夜不睡，二人开始编剧本，并确定郭演索南达杰，扎多演自己。

    玉树州委宣传部为拍电影出了20万，治多县的娃娃们走到六公里外的山口，唱歌跳舞地把摄制组迎进来。

    博雷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但身体不好，扎多在可可西里时，她忧劳成疾，一直没养好。1995年8月4日，她肚痛得厉害，快到半夜，扎多才摇摇晃晃回家，倒头便睡。他太累了，既是演员，又是编剧，还负责摄制组的行政事务，向牧民借一件藏装，都需要他出面。

    第二天早上，扎多将博雷送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双胞胎，两个男孩儿。”

    夫妻二人又惊又喜，但医生警告说可能要早产，需住院保胎。

    扎多忙于拍电影，无法照顾妻子：“博雷，我照顾不了你，为了索书记，我今年只能拼上了。”他每天半夜回到医院，躺在陪护床上便呼呼睡去，梦中见到的不是儿子，而是那部名为《杰桑·索南达杰》的电影。

    博雷身体越来越糟，有人建议她去西宁医院，否则母子有危险。但整个摄制组在等着扎多，他不能离开。没有丈夫陪伴，博雷不想孤零零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扎多也不愿博雷一人离开。他想到母亲离开他时的情景：她被两头犏牛驮着，慢慢离去，母亲抬起身向儿子招手，远远地看不见了……扎多从此再没有母亲了。

    9月2日深夜，{dy}个儿子生下来，哭声响亮，扎多喜笑颜开，小心抱在怀里，两个小时后弟弟又出世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发现两个孩子气息微弱，医生急忙抢救。

    但在这个海拔4200米的高原小镇，医疗条件落后内地城市几十年。两天后，两个男孩儿还没看清父母的脸，就在父亲怀里一个接一个没了呼吸。

    博雷哭得气息奄奄，从此不敢见到黑夜。县城没有电，她把手电筒挂在床顶上，像月亮一样一直照着她，等电耗尽了，她一个人静悄悄地出门，顺尼洽河一直往上游走，她想走到那远远的高山上，远离黑暗，看到太阳升起。

    扎多木然把两个儿子送到xx台，博雷的哭声像针，一针针扎在他心上：“如果不是你这样的父亲，孩子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