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新发展和外交新思维(下)

吴兴唐

(2008年9月13日)

这里还要讲一件事，就是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当然德国的总理触动了中国的神经，中国的领土、核心利益的问题，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件事之后，我们和德国的关系都停下来，包括我所在单位的人权的对话都停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国可以向德国提出抗议，当时我们请了法国总统萨科齐，萨科齐原来计划是要见达赖的，他说不见了，来了以后给了萨科齐200亿美元的订单，萨科齐回国以后又要接见达赖，200亿以后再考虑，这不是很正常的做法。我们可以用经济手段来处理一些事和想办法，但是，处理大国的关系不能这样办。很快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就又转过来了，最近奥运会布什、萨科齐都来了，虽然萨科齐来几个小时参加开幕式就回去了，那他在国内还要交代，又不能不来，所以有些人就说这就是机会主义，外国的政治家就是机会主义。德国的总理和官员都没来参加开幕式，有的媒体就报道德国对我们冷淡了，但是我们不是这么考虑的，德国总统来了和xxx谈的很好，我们中德的关系要继续往前发展。

这里我讲到我们处于一个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还有军事的问题，我们老是认为我们被包围了，美国和日本的军事演习是针对我们，美国和印度的军事联合也是针对我们，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关系好了也还是针对我们，不能这么看。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确实也针对我们，但是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理解，两个国家好了就是针对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掉过去的观点就是所谓大三角、小三角关系，就是美国和日本联合是针对我们，中国和俄罗斯联合是针对美国，现在的世界不是这样，不能这么看，去掉过去所谓的大三角。军事上我们确实受到一定的威胁，这种威胁我们要看到现在军事的交流，我国与日本的军事交流开始了，和美国的军事交流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良性互动，而且东南亚国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互相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所以虽然有冲突但是不要宣传，就是东海问题，东海有一战，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讲了，现在和越南在南海都有一战，报纸不能这么渲染。为什么都有一战呢？但不会打的。虽然越南现在是欺负我们，把好些的岛都占了，但是慢慢还是会解决的，所以不是打仗的时候，时代已经转变了，这是在军事上。

还有在文化上，我认为文化现在是在国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政治经济除外，都可以称之为文化，文化产生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两者位置，应该说国家利益在前，意识形态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向中央提出，中央还是比较认同，国家利益是{dy}位，我们的外交是服从国家利益，不是服从意识形态。过去在两极世界、两个阵营的时候，意识形态是放在{zg}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方面，我们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也不能把意识形态放在{dy}位，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可以谈判，但是毕竟还是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处理，西方媒体是个大问题，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食品问题、环境问题、西藏问题、气候变暖问题报道负面的比较多，我们的一些记者认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影响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关系，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了解的西方媒体、报纸是不一样的，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骂我们，德国的《图片报》是一种在机场和地铁看看就扔掉的，经常胡说八道，德国《民镜周刊》发行量很大，但是谁都骂，美国人、中国人都骂，连它自己国家的总理和部长都骂。我们不能认为和西方媒体打交道，非常恨西方的媒体，比如德国的《民镜周刊》出了一个很不好的专题，可以向它提出抗议，但是游行示威，而且告到法院打官司，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理智的。有一段时期我们把所有宣传中国好的都集中起来，全世界都在赞美中国，现在又把所有骂中国的话集中起来，全世界都在骂中国，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对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一定要分析，而我们这些记者总是要把最{jd0}的、小报里挖出来的几句话、统统放在一起，说反华了、排华了，这样非常不好。我想我们过去不是信息时代，很多外交部、中联部甚至我们当时的周总理都去做报告，周总理有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可以讲六、七个小时，现在大家很多的看报纸或者在网上看，在网上个人的东西可以不严肃，但是报纸一定要非常严肃，现在有些报纸发行量很大，标题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实际看了并不是你想的。比如昨天的《环球时报》报道“朝鲜在中国的边境搞导弹袭击”这是美国人说的，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朝鲜人看了不好，给人什么感觉？没有必要这样做。好多的事情需要我们考虑，我对中国的一些媒体特别有看法，不知道有没有媒体的朋友在场，因为我也当过新闻官，所以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在德国小城不莱梅的一个小街上发现一件T裇衫的后面有一句骂中国的话，这是一个留学xx现的，交涉一下就行了，污华就是排华，污蔑中国，然后要使馆出面打交道，于是领事馆出面，这么一点小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最近有一个“德国之声”张丹红事情，张丹红的事情可以去阐述意见，但不应该在媒体上，好几个报道都炒得不得了，当然在“德国之声”讲话是对的，讲西藏问题也好，但是有一点不能批评德国总理，这是不好的。“德国之声”等于中国的CCTV4，假如有一个德国专家在CCTV4批评我们温总理行吗？媒体不要再炒作了，前几天还把张德江访问德国的放在后边，而xxx见德国总统的画面靠边，有必要吗？所以我们要反思、要新观念对待，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没有准确的了解，西方是一个选举制度，要上台就必须争取选民，应该理解人家。小泉要上台必须答应选民，安培比小泉还右，实际上小泉就是在参拜靖国神社，他是反对中国威胁论的，他说：“中国发展不是对日本威胁是对日本有好处”，这样的人应该做工作。而且我们过去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确实是这样，我们从xxx、周总理开始对日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继续做，不能由于领导人一句话，德国也是这样，我们有好多朋友，各党派都有，我们可以做工作，就是变了一下，就和人家“拜拜”，这不是一个大国的风度。我们不要怕骂，有些骂是不对的，是污蔑我们，有些骂是对的，我们应该倾听骂声，xxx当时就是有气派，“共产党就是在骂声中长大的”，一个新兴起来的大国必然会被别人骂，美国、日本整天也被人骂，过去骂日本人最多，现在亚洲人骂中国人最多，一旦别人不骂你、不理你，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的思维要转变，要想清楚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我们公关的问题，我们公关的问题很差，一出现问题首先认定是排华、反华，是把中国妖魔化，美国玩具问题出来之后，美国的消费者、商家出面讲话，中国怎么做？中国部长讲话，而且这个部长讲：“99%是好的，美国出口给我们只有96%，我是99%，我比你好”，象这样讲话没有意思。公关应该公司对公司，这是商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政府官员出面？市场化经营。我们和WTO打官司，就是我们在反倾销遇到好多问题，有胜有败都没有关系，按照法律程序办。我们打火机出口欧盟有很多问题，玩具也是让小孩受伤，人家不让出口，一出口就打官司，官司打赢让步了，我们胜利了。我最近到义乌去，美国玩具商提出我们做的玩具可以用吸铁石吸在冰箱上面，（一个小熊猫四个腿吸在冰箱上很小的东西）美国提出一旦破了小孩会有危险，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在义乌照样卖，我告诉他们不能卖了，他们告诉我没关系，这个销路很好，就是说国际上不能做的事情，国内也不应该做，（国内孩子要受伤），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公共的问题。还有我们应该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办事，当然这个游戏规则是有问题的、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不均衡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是不好，有差距我们应该斗争。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是在旧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发展起来的，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要加入WTO？是有好处的。所以有的问题不能想的太严重，加入WTO是我们整天在算那个工业要垮台，汽车工业、电器工业也不行了，现在也没有垮掉嘛!所以不能想鬼子来了太可怕了，以这种思路考虑国际经济问题，现在国际关系、外交中经济问题占了非常重要的比重，我们在处理问题上一定要根据国际游戏规则，但是游戏规则不公平的，我们要改革，这个改革是逐步的和发展中国家一起慢慢推进，比如气候变暖的问题，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有所区别，这个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益。我们应该在多哈会谈中一方面要进行调解，另一方面要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制定新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参与。我的意思是不要“斗”要“和”，我的观点是“和谐世界”就是一个理想，是要长期的坚持，但是“和谐世界”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思考，我们要贯穿到所有的工作当中。

现在出去的人非常之多，我们不可能要求出国的人员都是一类的，但是，大部分人都很好，只是我们在国外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包括到非洲，把国内不好的东西带过去，蒙人、骗人、剥削人家，我们过去在俄罗斯东欧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在发达国家有些人也是趾高气扬的，曾经有个人在德国的一家商店买东西，店家规定不能抽烟，他就非要抽烟，“我是你们的买主”，人家不允许怎么办，结果店家派人拿了烟缸让他抽烟，但是别人是如何议论中国人的？我们出去的留学生住高级住宅、开高级轿车，国外留学生都是打工的，中国留给别人什么形象？所以这种作为，中国的形象当然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不是靠一两天能改变的，是要提高我们整体的文明和文化素质，产生这些问题不要去斗人家。比如几年前一位姓赵的女士在美国被xx打了，因为xx在抓一个毒贩，让她离开，她不走，xx把她按倒在地，这事的本身打官司提出要赔偿一千万美元，然后发动华人和报纸，把自己变成一个爱国者、伸张民族正义的人，包括我们钱外长打电话和美国国务卿谈这件事，有没有这个必要提升到这么个高度吗？我们外交部原来有个口号“外交以民为本”，口号就不对，不能整天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要按照华侨的社团、按照人家的法律来处理，在使馆工作过，使馆不能处理，不去处理就骂使馆官僚、不以民为本，我们使馆是代表国家的。比如在德国的机场很多专门检查中国人，因为不久以前发生中国人贩毒的事件，当然就注意中国人，这样就抗议要使馆出面，没有必要。我们的思路应该清楚，外交当然是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是不能这样做，外交要听取人家公众的意见，但是也不能xx听取，外交有国家{zg}利益的考虑。譬如说网上的一些意见，曾经有很多网民给外交部送钙片补钙。比如钓鱼岛原来是不开放的，钓鱼岛去了是被封杀的，但是在网上拼命攻击，拼命攻击以后，我们就开放了，开放了就出了事闹起来。日本的一个朋友和我说：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日本一个地方议员选票不多，这位议员就拿了一面日本国旗乘船到那插上日本国旗，中国人就拼命的骂，于是他的选票马上就上去了，这是给右派帮忙。今天就讲到这里。

提问1:中国政府干涉日本政府在教课书上就侵华战争的叙述问题。

吴兴唐：这个历史问题非常复杂，当朝当代的历史，过去司马迁为了写历史受到了宫刑，历史要让下一代写是可以的。比如你说的xx，曾经提出建立xx博物馆，这个提议可能需要一定的耐心。历史是存在的，是没办法抹杀的，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不会写，教科书也不会写，教科书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写，不会超过范围，当然口头是可以说，所以要耐心的等待，我认为终究下一代会写，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这是关于中国的历史。

外国的历史，日本教科书的问题是我们中日关系里68个问题之一，教科书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当然要了解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教科书不像中国是统一的，日本的教科书有些自己可以编的，所以不讲侵华战争的教科书占的比例比较小，还有日本历史观的问题，日本民众怎么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加强交流。我在国际交流协会工作接触到非常多的日本朋友，他们都去我们的抗战纪念馆，看了以后都说真的不了解，确实是这样，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纪念馆，还有一些政治家包括小泉，村山富市都去看过，村山是社会党现在还在，还有河野洋平现在是个议长，他们都到过南京，当然他们在教科书或者出版物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一个就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曾杀了多少人？这些当然是次要的，这个事情是要和日本人非常实际的交流。所以过去胡耀邦提出“中日要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三千青年互相访问”这是非常大的功劳，当时是xxx、刘延东办这个事情。现在xxx又重新启动了，xxx请日本青年来的时候讲了“我们要记住历史，但是不要记住仇恨”，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所以我想随着两国的青年交流能够记住历史，但是不要仇恨日本。我们在开放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初期，我们都去看过，其中我们中联部副部长，他看了这个展览馆后有个疑问，就向馆长提出来“加一个中日友好”，过去看的都是日本人xx放火等等，有几个日本首相的题词放在边上，他主张开一个“战后中日”，xxx怎么说的？日本人怎么反省战争的？对于日本人的所谓反省战争，作为首相来说没有反省，据统计大约有二十几次反省，当然反省的程度也不一样，最彻底的大概就是松山在国会上。不说这样的情况和交流，让日本人也不感觉到让我回顾这个历史，就是为了仇恨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的青年当中虽然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但是日本人有一个信念，就是中日不再战，这还是日本多数人的信念，他们能理解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求整天忏悔。我认为还是不必要这样做。

我认识一个日本的贵族，他是进步人士，后来xx的时候回国已经过世了，他的一个公子原来在《朝日新闻》，现在在一个研究所，他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他曾经在北大学习，中文也很好，在日本的时候曾经谈到“我们毕竟是年轻一代，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你们不因该老是揪着我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不需要为我们上辈再来忏悔、谢罪，这样引起日本民族的反感”，我认为他这样说还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历史，但是不要抱住仇恨。去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年的时候播放了好多的片子，我们到“九一八”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宣传一下，但是电影要有所控制。

提问2:我想就西藏问题所作的外交工作，针对中国对达赖喇嘛的一些态度和交涉，谈谈你的看法、意见？

吴兴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达赖喇嘛走的时候也是不太愿意的，中央当时给他一个交代，西藏问题不是马上进行改革，在达赖走的时候受到他周围的一部分人胁迫，走到边境关口的时候xxx才知道，要不要把他挡住？xxx说“不要，让他出去吧!”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国际背景问题，假如说离开这个国际背景，我们是可以和达赖喇嘛谈判谈好的。在胡耀邦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谈判，这个接触现在还在谈，胡耀邦的时候谈的比较好，“希望他回来”，当然有一定条件，回来以后希望他到北京，他当时派了一个哥哥还是姐姐先来，这个人很不好，当时我们没有限制他到处走，但是他{zh1}拍了一部片子，所有他到过的地方，藏民对达赖的头像都是五体投地的拜，这个片子在西方国家、德国也放了，我也看过，这事情反而不好。由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讨论“要不要达赖回来”的问题时产生了疑问。达赖喇嘛也听从了他们，达赖喇嘛这个人我认为本身有自己考虑的一方面，也有外国势力集团影响他的一方面，所以他认为放弃西xxx，但是他留了一句话“要搞一个大西藏”，所谓大西藏就是把青海、四川、贵州、云南的藏族自治州的全都划过去，不能这样做，他又提出了“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农奴制还是什么制就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背景？美国的背景，美国拿这个问题向我们施加压力，美国所谓的接触和遏制，遏制的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台湾和西藏问题，现在还有新疆问题，所以谈不成。现在达赖喇嘛在奥运会期间搞的事情，我可以说不是他搞的是打达赖喇嘛的旗帜搞，现在年轻的一代已经起来了，这些年轻一代在欧洲不在印度，他们英文说的很好，上网很先进，有武器有钱，他们主张独立，特别是“藏青会”，“藏青会”实际发展成为一个半独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相当可怕搞暴动什么的，打达赖喇嘛的旗号他能控制，但是不能xx控制，而且达赖喇嘛的年龄也大了，接班的人也是个问题，现在处于一个交合的阶段，谈不成、磨不好，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谈不要破裂，还是要继续谈，近期是谈不成的，他也受到压力，我们也不会做出很大的让步，大家都挂着这个谈判问题，谁都不敢先碰。但是既然有这个渠道很好，双方可以不断了解，只能是等待下去。（插话提问：你认为达赖喇嘛最终回来的可能性还有吗？）没有回来的可能性。因为他受到国外、自己周围的人的牵制不能让他回来，我们让他回来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副委员长，但是要在北京住不能住在西藏，这点他也不可能，但是假如在西藏住也是个麻烦，班禅也住在北京，他不能像班禅那样因为他有国际影响。达赖得过和平奖，英文说的相当好，我听过他的讲话很温和，善于攻心，他比我们的一些领导还强，讲话有人格魅力。所以他不可能回来。

提问3:请谈谈朝鲜问题？

吴兴唐：朝鲜问题很复杂，假如说南朝鲜和北朝鲜合并，对我们战略上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明面是有一个兄弟般的朝鲜顶着对我们的战略考虑是有好处，根据这个原理，我们继续给朝鲜做工作、援助，朝鲜现在有很多的传说，这些传说有真有假。朝鲜确实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不是西方媒体所说的那么悲惨，说朝鲜的{gjldr}死光了、没有吃的，我和xxx去过朝鲜，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能控制住，就是靠xx，除了xx还有情报部门，台湾叫情致单位，这个机构在平壤，就是联保，比如一个小区和住宅里谁出事了，邻居和其它人都要出事的，控制很严。但是朝鲜培养青年一代是非常卖力的，他们的少年宫比我们的好多了，基本是三星、四星级的饭店，所有的学生下课后都到少年宫去免费的，还有金日成大学，我们张德江就在这里上过学。所以朝鲜的统治靠xx，另外靠培养下一代，但是朝鲜从金正日这个人来说，他是相当了解世界情况的，他上网知道的很多，但是这个人有自己的个性。原来要找他的三儿子，但是出车祸了，现在找谁还不清楚，现在他的健康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至少走路可能不行瘫痪了，但是脑子好象可以，在这段时间他可能要组织安排谁来接班。我最早和xxx访问朝鲜的时候，当时金正日就在边上，这人也是相当有魅力、相当好，不是外国人说的阴险，他也搞文艺非常注重文化，所以对朝鲜要有一个全面的看待。我们不希望发生突变、强权对抗、或者对中国不友好，美国人也不要逼它，朝鲜民族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是一个小国家，你一逼它到时它就真的和你打，所以我们一直劝美国不要逼它。六方会谈之中，哪来四方会谈，四方会谈来了，当时美国要把朝鲜踢出场，所以我们还和美国做工作。对于他的后事我们还没有议案，当然各单位包括中联部、外交部都在预测，是谁还是不清楚，但是在这点上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而且金正日在后期还是开放的，虽然开放是有限的，但是金正日还是要走出这样的困境，人还是有变化的，金正日后来的接班人，我认为不可能违背金正日现在制定的方针。跟中国还不会对抗，因为朝鲜现在要靠俄罗斯、中国，才能有资本和日本、美国、南韩对抗，我认为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的，我大概的猜测，这个方针不太会改变，而且我们跟朝鲜已经有非常多的渠道，包括党的、政府的、民间的、经济方面也不会和我们闹翻。

提问4:中国国力的增强、GDP的提升，大家对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期待，坦率的讲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五十年代我们周围有很多亚非拉朋友，现在非洲朋友对我们很有意见，周边这些邻国有困难过去都找我们要粮食、化肥，外援和西方国家比的话很少，作为学者请你谈谈。

吴兴唐：这个我们有很多教训，外援不能不给但是也不能给太多，我们的教训是非常之多的，过去我们帮助阿尔巴尼亚，我去过那里，真的是套住你了，这真的不行，我们帮助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关系。现在倒过来我们的援助很少，现在基本上是商业化，做生意参差不齐，但是最近非洲首脑来访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免去了一些债——是欠我们的债，是对的。我认为外援问题有一个原则，当然我们不能xx商业化，不是说给钱多少，是给鱼还是养鱼的技术这个问题。我去过苏丹，苏丹是非常穷困的，最近几年发展很好，我们就是帮助它开水利，我去的时候还非常困难，帮他们打井，我们一些技术工人最早在苏丹，苏丹的热天非常热，动乱也是非常厉害，我们住在单独的村子里，自己供电、供水，不能和当地人住在一起，自己保护自己，就把它整个的经济带动起来。另外要出口苏丹港，我们上海的港务局去把它包了，我觉得这样一种模式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是在另外的其它的一些国家帮助过份的开发，人家觉得和殖民主义一样。我们到阿尔及利亚还有其它靠海的国家打鱼，把别人的资源都破坏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非洲朋友过去主要是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我们帮助他们，主要是武器、还有理论、政治上资助，上台以后就帮助他们建坦桑铁路、运动场、大会堂，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按照帮助他们自己发展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针，我认为这还是对的，但是现在出去的人太乱了，好多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出去还是对的，我刚才讲国内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南非做的比较好，这当然和政治角色、政治协助有关系，我们一直支持南非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南非原来一直与台湾做生意，后来我们不能把台湾全部挤掉，我们进去以后基本上是以我们为主，但是南非的局势很乱，包括中联部好多事情跟他们一说都清楚。纳米比亚原来也比较好，但是现在局势也比较乱，原来我们帮助他们开饭店等等很多，现在都不去了，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些是内部的动乱，我们现在进不去，非洲还有一个官僚的统治，办事还要给个人钱，现在做朋友不能像过去，但是作为中联部我们一直强调做第三世界工作，这里边还有一个是帮助他们培训人员，过去我们培训，讲xxx思想，现在是讲经济如何发展、国家经济的情况，企业如何经营培养这样的人才，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有远见的，中央已经同意由中联部来做，去年我们已经成立了国际交流中心，从人才、资金、和一些援助的项目几个方面入手。

提问5:请谈谈对于我们构成主要威胁是那个方面？

吴兴唐:对于我们的威胁不是来自俄罗斯，对于我们主要的威胁还是美国的民主化，美国搞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好一点，俄罗斯现在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和我们合作搞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是反对恐怖主义，但是现在逐渐发展到经济、文化，我们对俄罗斯的关系要从大的战略来考虑，是多极化的一个极，是制衡美国、西方的一个东西。现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打仗，给我们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怎么说话呢？我们不能xx支持俄罗斯去占领南澳，但我们也同情俄罗斯，俄罗斯被欺负到底，门口被波罗地海三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已经包围圈了必须出手，要是不出手就被北约控制了。北约控制的危险在哪呢？北约要东扩到东亚，要把东边的日本、澳大利亚连起来，对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威胁，所以我们和俄罗斯有很多共同点，就大战略来说就是破除北约的包围圈。在经济上我们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我们和俄罗斯的经济上不去有很多是俄罗斯的关系，比如输油管的问题，答应又不答应，当时很多人很恼火，这个事情俄罗斯是搞能源外交，可以和中国做，也可以和日本做，谁出钱多就给谁。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文字整理：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