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在读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以及士的制度等等考查,无疑更能论证刀笔吏和衙役的这篇文章,特做一说明,希望能够给对此有兴趣的网友有所裨益。
不过在读这本书期间,我另外有一种隐隐痛楚,翻看这本书最早是在1920年出版,书中韦伯先生引用了很多西方的作者关于中国的研究的书籍和文章。西方在对我们侵略之前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自己都深入和透彻,我们的差距在当时已经不是一点儿和半点儿了。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这样说,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都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对中国的考查和了解远非我们所能想到的。
再者,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东西方的“逻辑”思维问题。书中在180页左右有论述,中国习惯于比喻式的哲学思维,而西方则是辩论式的思维。这一点差异对东西方文化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读西方哲学史过程中,很多西方的大家们,他们的学习经历中都要修一门逻辑学,或者修辞学之类的课程。中国的算术在官方教学中销声匿迹,或者说很少露头,再或者说无关紧要的地位。算术只是发生在账房先生私下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