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印“古书”的风气，近来又盛行一时。这当然不是坏事。保存了一部分值得保存的“古书”，我们也认为是今日所应该做的工作。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更觉得尤可同情，尤有益处。但对于近来翻印“古书”的人所走的路，我们却认为有讨论和纠正的必要。
　　翻印“古书”的方法，最常用者有两种：（一）影印法即用原书照相，以石印或珂罗板印出；像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四部丛刊》、《四库珍本丛刊》等都是。中华书局翻印《图书集成》也用此法。
　　（二）排印法即用铅字，翻排原书文字。像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是。也有加以圈点或标点的，像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等是。
　　这两个方法，各有利弊。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利便、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省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
　　其实，这两个方法是可以相辅而相成的。我们必须先分别那些古书的性质，然后才可以决定某种书用石印法或珂罗板印法好，某种书用铅印法好。
　　同时还须顾全到社会的经济状况，读者们的购买力，替他们打打算盘。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一部分有毒的，不必要的东西，更宜仔细的斟酌其应否重印，或虽值得重印，而须预防其流毒于社会。
　　先得审查“古书”的性质和价值。应该大量流通，或仅须翻印少数的部数以资保存，都须依据其性质而决定。
　　大抵古书之值得大量流通者，必须具有左列价值或资格的一种或二种：（一）史料研究历史或专门学问所必需的，像《九通》、《二十四史》之流；（二）参考图书一般从事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以及其他学问所必需的；像《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说文解字诂林》，以至比较古旧些的《太平御览》之类；（三）文学名著值得大量流通、不妨成为公共读物的名著，像《水浒传》、《杜诗》之类；但必须注意其为xx的。
　　（四）文学总集大部头的总集，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汉魏六朝文》、《雍熙乐府》等等，也是普遍需要的东西。在其间，我们往往能得到极多的在史书上所得不到的材料；（五）重要的丛书包含罕见的及重要的古书的，像《十三经》、《学海类编》、《格致丛书》、《夷门广牍》之类；有的流通极少，不易得见，有的流通虽广，而合于日常应用的本子却还不曾有。
　　这几类的古书是不妨大量散播出去的；就是一位研究社会科学者，他的案头，也是必须摆放着《九通》、《图书集成》的；一位植物学家的书室里，如果发现有一部《图书集成》，一部《太平御览》，也并不是可惊诧的事。
　　这一类应该大量流通的古书，必须以大多数读者的购买力为研究的对象而决定其印刷的方法。而且，在印刷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读者的翻阅与携带的便利。故加以标点及索引是必需的；篇幅也不能过多，字迹倒不妨小些。
　　我们为了便于诵读，往往用大字印书，实在太不经济，必须改用小字，特别是这类的参考书籍。中华书局新印的《图书集成》，最不近情理。图书集成局印行的铅印本，市面上还不罕见，市价不过五百圆。有破损水渍的不过三四百圆，殿版的，在故宫博物院便有四部，北平图书馆也有（涵芬楼也有一部，似已被焚），同文书局石印的底本，现在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都并不难得、难见。如果我们要印这部书，{dy}，要篇幅缩小到最可能的缩小的地步；第二，售价低廉到最可能的低廉的程度。如此方才有益于人——也方才有益于书局。（薄利多售！）如今册数多至近千（？），售价高至八百圆（预约五百圆），普遍的人能够有力量购之乎？有力购之的，大概都已经购有。这笔最可做的大买卖，岂不白被糟塌掉乎？我们曾经想过，若以《英国百科全书》式或日本《大正大藏经》（洋装的）式的装订（每面可容原书十二页以上），每册至少可容二千面（两面印），最多不过五六十册便可了之。
　　售价{zg}不到三百圆，或竟低到二百圆左右。对于读者们岂不便利！再加总索引一册二册，可另售。日本版的《佩文韵府》，只有二厚册，可挟之而趋，还有一薄册的索引，够多末便利！而他们在明治初年便已想到这末办了。商务印书馆印的《百纳本二十四史》也笨得可笑；xx为了搬弄古董，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肯这样的浪费纸张和印刷力的。如果为表彰宋版、元版，印一册“留真谱”已经足够的了。《二十四史》的本身，尽可根据宋、元、明、清等原版、古版，排印出来（或缩小石印亦可），而附以“校勘记”（仿《大正大藏经》式），这个工作，岂不是“不朽之盛业”乎！大约有二十四册或三十册便可够包容得下的。定价也不会过高。如今却是那样的浪费纸张、印刷力乃至读者们的金钱！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嘉庆本《大清一统志》，这乃是一部通俗的必备之书，然售价高至一百馀圆，册数也多至二百册！谁买得起？照我们缩印的计划，则仅八册十册左右的书耳。为什么他们不会为自己的买卖打算一下呢——即使他们不肯替读者们打算。
　　像《二十四史》这一类的书，如果影印古本流传，还有一个可怕而想不到的危害。校勘是机械的工作。如果有好的可靠的版本，便可省却无数学者们浪费的校勘的时间。如今把古本影印出来，是否要使每个学者都费时力在校勘上！只有一二十个精细的人，在机械的工作着，便可永远的省却无数人的宝贵光阴。为什么不肯这么办呢？！没有一国的人，有像我们那末不会替别人乃至替自己打算的！
　　倒还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万有文库》本的《国学基本丛书》之类，值得我们的同情与表彰。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如今是缩成小小的一册了；《四库总目提要》如今是只有四册。这够多末方便呢！
　　至于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或者，内容有毒，不值得大量流通的，像《金瓶梅词话》之流，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xx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书》之类，那也是就个人性之所近、嗜好之所在，随意为之，没有人可加阻止——也许还该加以赞颂。不过，也不宜印得多，不宜纯为了营业的目的。
　　但像《四库全书珍本丛刊》之类，却又当别论；他们虽是珍本，其中未始无可用者，普通图书馆是必需的。为了他们的易于购买，似也宜照商务印书馆原定印行《四库全书》的方法（即缩小洋装本）印行之。则售价至少可减少到十之七八。然而为什么偏要照现在这样的《四部丛刊》式印行呢？这他们怕也是漫无打算的。但图一时牟利，不计购者能力。这便是今日出版界的根本大病，非痛快下一针砭，叫他们改途重张不可！
　　如果有人以实际的有效的工作，来xx他们的愚昧无知的仅知图利的行径，则更是功德无量的了。
　　我们——乃至大多数的读者们必会站在革命者的一边的！
　　至于大规模的“丛书”，无所不包，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我们也以为是不必需而浪费的事业。日本印行的是什么：日新月异的新的科学书与文学书！而我们却老在“古书”堆里作圈子。怎怪得不一败涂地呢！
　　而像《四部丛刊》之流影印古本的，特别有害；他们竟导引着一部分的人，以有用的时力，耗费在校勘的工作上了（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之）。若个个人都成了钱遵王、黄荛圃、顾涧苹，还成了什么近代的国家！这可以说是流毒，不是流通。以宣传文化的美名而流布有毒的什么，未免可痛！
　　《四部备要》的编辑也是无聊的工作。有用的是并不好看的仿宋字，并且不将原书的篇幅减少了多少（约原书二册，《备要》合之为一册）。在便利上——是谈不到的。分组发售，却是他们聪明的办法。但为什么不更为读者们打算一下，缩印成《国学基本丛书》的式样呢？
　　我们固希望古书的流通，却反对无计划、无意识的浪费的工作，无聊而有毒害的事业！
　　（郑振铎《文学》二卷六号，一九三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