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是全人民欢天喜地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yt}，是“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日子。

　　清查“四人帮”住地

　　就是在这{yt}的晚饭后，我接到通知，于当晚九点钟，准时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我提前几分钟到达怀仁堂，只见门口冷冷清清，除几名警卫人员外，几乎看不到别的人。进了大门才看到右边走廊内有几位同志，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九点整，值班人员告诉我们到东大厅。进了门只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位中央领导严肃而端正地坐在那里。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并向华国锋、叶剑英说，人到齐了。华国锋向我们作指示：大意是我们党内要办一件大事，就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问题。这四个人已被隔离审查，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你们的任务是立即分组到他们的住地，清查其反党罪证。这个任务很重要，要求{jd1}保守机密，于今夜11点整同时进入四人住地，并提醒我们提高警惕，防备有人抵抗。重点是王洪文那里，他有枪支。对工作人员要交代政策，做好思想工作。他们都是由组织上安排去工作的，“四人帮”反党罪行由他们自己负责任，与工作人员无关。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希望他们彻底揭发，划清界限。

　　接着，汪东兴同志宣布分组名单，共分四组，每组2人。我和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傅家瑞负责王洪文处的清查工作。当我们检查王洪文的卧室时，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支锃光瓦亮的左轮xx。拿起一看，子弹还上着膛呢。我们立即把子弹退了出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私藏那么多武器，枕着xx睡眠，这不是做贼心虚、别有企图又是什么！

　　文件柜里的“绝密材料”

　　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开始了紧张的清查工作。王洪文的办公室陈设比较简单。有写字台、大小铁皮文件柜和书柜。室内最显眼的要数一进门靠墙摆着的大酒柜。酒柜上面摆着一瓶茅台酒，旁边盘子里扣着几只酒杯。通过推拉式的玻璃门，一眼可以看到，柜内上层放的仍是茅台酒，下层码放着一条条的中华牌香烟。据说这些烟酒都是上海提供的。

　　写字台上除有一个插着几支铅笔的笔筒外，别无其他东西，既没有文件和书，也没有报纸，办公桌的抽屉没有上锁。拉开一看，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有几张写了字，内容诸如“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一个人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休息”等平平常常的话语，每句话后面都签有“王洪文”三字，可能是在编凑“语录”，以备日后题词之用。可惜的是，他的文化底子太薄，写不出什么有哲理的话来。抽屉里的另一样东西是一纸袋尺码、版本不同的“标准照”，有的照片边沿还注有“可用”两字。显然，这都是为挂像作准备的。

　　最重要、最机密的是王洪文办公桌座椅后面的铁皮文件柜。柜子是锁着的，找人打开后，看到放的文件、档案袋不少。经仔细检查，全是些见不得天日的东西。铁柜中有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标有“绝密”字样，材料都是手抄的，全是诬陷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主要矛头针对当时主管xx工作的中央领导。

　　另一类是几个犯有某种错误的xx高级干部的个人档案。

　　再一类是寄给他亲收的几封“效忠信”。我记得其中有一封信大意是：我曾看到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在你我家乡上空飞翔。现在方知，这条巨龙就是您的化身。我向您保证，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要坚定地跟着您走，全力保卫您。文字十分肉麻。从王洪文用红色铅笔在这些文字下划的道道圈圈可以看出，他很欣赏和看重这些信件，是当作珍贵资料保存的。

　　此外，还有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10月份的，总共1000多元。

　　记事本上的无聊记录

　　王洪文处的值班室里有一摞记事本。翻开看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除会议通知外，有许多无聊小事也在其中。例如，“某月某日夜，洪文同志打得兔子×只，分送某某各几只”，“某月某日夜二时，江青同志来电说：‘洪文同志如果睡不好觉，可以看看电影《出水芙蓉》放松一下。’”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数次让秘书打电话“催中办配备前卫车”，甚至连上海送什么吃的、用的，也记在本子上。

　　一个枝上的四个柿子

　　{yt}饭后，碰巧几个清查组的同志一起从食堂出来。边走边谈，说起了钓鱼台内路边树上的柿子，江青清查组有位同志说，10楼里挂着长在一条枝上的四个柿子。这样一说，其他组的同志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那里也挂有同样的四个柿子，就连住在钓鱼台外面的姚文元那里也是一样。我们感到迷惑：不知是他们有意所为，还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至今仍是个谜。

　　“四人帮”以为他们的反党结盟坚如磐石，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党中央采取这么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几个小时就把他们解决了，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陈守信 （庄亭摘编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