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对中国元青花很客观事实的文章，作者多次到国内外实地考察，对作者热爱中国元青花收藏文化，用与时俱进科学的态度与精神十分可敬。值得我们一读。——一个学习者的体会。
（——转自“中国收藏家”论坛——2010年2月11日 10:48 发表；作者:许明 ）



                                    元青花真伪的“世纪之争”

                                          许　明
一、现状
    在中国文化史、文物史上，只有极少数器物的真伪要花上几十年时间还无法弄清，关于元青花真伪之争就是一例。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文物界开始关注元青花的存世与相关研究。在此以前，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还没有人真正从学术上关注过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一重要现象，关于元青花的鉴别与深度研究更无从谈起。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关于元青花的主流理论与看法是相对稳定的：它就是“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这个结论谁先作出的？通过什么调查得出的，现在无从查考。但文博系统的一些主流专家屡屡在报刊、杂志、电视台上重复这一结论，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更进一步地说，全世界300件元青花，200多件都在国外，国内只有100多件。在这一判断笼罩下的中国文物——古玩界，元青花成了神秘莫测的器物，以至于影响了国际范围内的元青花交易价格。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在伦敦拍卖了1200万英镑（合2.3亿人民币），一件“元青花绵香亭罐”在香港拍卖到8千万港币，这都是近几年内发生的事。
    对这一现象的冲击发生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民间收藏热。近十年中，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古玩市场和地摊上，陆续出现了元青花器物，数量不是惊人，但也相当可观。这一现象，被敏感的各行各业的热爱中国文物的收藏家关注到，并及时的迅速地购买收藏。据“中国收藏家论坛”粗略的统计，全国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及元代色釉瓷大器，超过万件（港、台、澳未统计在内）。收藏者达到几千人，其中收藏百件元代器物的大藏家有数十人。
民间收藏的元代瓷器，在鉴定上受到了主流文博界的强烈否定。除了象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孙学海等老一辈专家明确表态支持、国家博物馆的雷从云、李智宴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外，不少体制内专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也使在传统市场上做买卖的商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也津津乐道“300件论”，作出“奇货可居”状，以高价出售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藏品。更为可悲的现状是出现了“国内不认国外认”，“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十数年间，元代瓷器与其它国内新出现的历代文物，由于不被体制内专家认可而堂而皇之地流出国门，在日本、韩国与欧美市场上公开售卖，更有甚者，在日本、韩国甚至成立了“中国出土文物保护协会”，令国人惊诧不已。

二、谁来判别真伪？
    问题的关键是：民间收藏家手中的这些器物到底是不是真品？如是假的，一切就无从说起。如是真的，目前的现状就成为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大问题，谁也不能轻率妄断，这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在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前，各行各业的文物爱好者、收藏家表现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国民的最真挚的品质。在这十数年间，他们契而不舍地动用自己的资源，在一部分文博专家的支持下，调查真相，研究真相，宣传真相，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笔者看来，这些民间无名英雄，各级政府其应当发给他们一个个大奖章，以表彰他们的成就。
    举例来说，已经在上海浦东南汇博物馆展出的170余件元代瓷器，是全国150多位收藏家的藏品，它们被挑选来参加“迎世博中国民间收藏精品展”。有什么理由说这些藏品是真品呢？
    {dy}，全部器物经过釉面成份机器检测，结论与“元代瓷器釉面成份相符”。釉面成份检测是怎么回事？有些读者可能不太清楚。我们知道，一个器件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分析的，其中分析元素的组成就是一种办法。这就象在医院里医生给病人检测血液成份一样，检测的结果是一个客观数据系列，并不加上人为的主观判断。那么，怎么判断检测出来的数据表明该器物是元代瓷器呢？关键是要找到好的参照系列。
    目前全国各检测机构的数据库参照系列大多数是自己建立的。他们出于谨慎，只相信自己找到的窑口瓷片数据作为参照，所以普遍的缺失是数据不够。南汇展的参照数据是《中国科技史·陶瓷卷》公开发表的数据，应当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xx性。检测出来的数据与《中国科技史·陶瓷卷》公开发表的数据相符，从一般的规律来讲，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从逻辑上讲，能xx这一判断的证据只有一个：用新仿品通过机检，即新仿品的釉面检测成份也与《中国科技史·陶瓷卷》所刊列的一样。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例报告告诉你新仿品能通过机检。相反，好多老的瓷器通不过机检，因为没有相对应的参照数据。只要用科学理性的办法去看待釉面成份检测，陶瓷器的真伪是可以鉴别的。
    第二，这批元代瓷器的鉴定全部通过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李柄辉、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孙学海先生与江西文物研究所古陶瓷专家余家栋研究员的联合鉴定认可。我们知道在文博界专家中，眼光差异很大。众所周知，李、孙等几位与一些专家的观点不同，看法有异。那么，专家的鉴定xx性从何而来呢？似乎从资历上很难证明谁优谁劣，现在也不可能对专家有个“客观的考核”，可以立见分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三位{gjj}专家的鉴定结论与机器检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这就说明问题了。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专家的意见与机器检测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是矛盾，为了说清这个矛盾要证明他们的准确，就必须证明机器检测是不可靠的。果然如此，在电视节目上砸有机检证明器物的马未都、王刚、香港商人翟建民，想表明的就是“机器检测的不可靠”，但究竟不可靠在哪里却闭口不谈，其他与检测持相反观点的专家几乎以同样的态度看待机测，然而谁也无法证明检测的不可靠性。
第三，收藏界怎么来判断元青花的真伪？我要说的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176件元代瓷器是全国100多名藏家，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南汇博物馆的。从概率上看，这100多名经验丰富的本来素不相识的藏家为什么对器物持相同的观点呢？原来他们在收藏实践中摸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确定元代瓷器的真伪。
其要点表述如下：
1，从西亚钴料的发色的特殊性判别使用进口料的元青花。唐、宋时期都没有大规模使用钴料的历史记录，从出土实物看，即使有少量唐青花、宋青花出现，也没有大规模烧造青花瓷的窑场。而元代却在江西中北部地区开始生产青花瓷，其中使用进口的钴料的不在少数。
    元青花大器，特别是“西亚型”的青花器使用进口钴料已成为学界共识。而如何用眼学判断青花器使用进口钴料的问题，成为鉴定界的难题。在过去的鉴定实践中，只用“铁绣斑”“锡光”之类的经验型判断术语，难以给元青花钴料发色下准确的定义。2006年，本人到伊朗国家博物馆考察了馆藏元青花器28件。在这次难得的机会中，我使用了问世不久的高清晰数码相机作为观察工具，在距釉面半公分的距离上拍摄中—微观元青花钴料的呈相，获得了极其宝贵的{dy}手资料。
    在电脑上放大后的元青花钴料呈相表明：伊朗馆藏元青花钴料在经过数码相机微观拍摄再放大后，其呈现具有高度相同性，表面特征十分鲜明。（见图）这些特征有非常鲜明的规律性特点，特别在肉眼不能辩别的极细微处，也显示出高铁低锰钴料的“结节性”特征。
    这些特征，用通俗的行话来说，就是元青花钴料在高温中的“炸”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元青花在钴料呈象具有流动性，鲜活性，生命力。在中国陶瓷史上，除了永宣青花器上有类似的特征外，其它朝代的青花瓷都没有相同的症貌。这一特点决定了元青花特有的审美特点：超然脱凡，无拘无束的写意风格。
元青花钴料的“高铁低锰”特征来源于西亚的钴料。我在“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记”一书里已经有详细的描述。具体地说，业内所传说的进口钴料产地应当地在伊朗，而不是在伊拉克，更不是在什么苏门答腊，答出这个结论并不困难。十三世纪的伊朗典藉上已有关于“Soleimani”的详细记载，并告诉你，它出自德黑兰南部的格哈玛沙（Ghamsar）山区，“Soleimani”，汉译“苏来麻尼”，与中国古译“苏麻尼青”只有一字之差。从中国古人翻译的习惯来看，漏译“Lei”的音节是xx可看的，也是解释得通的。伊朗博物馆的专家还知道古代伊朗的“苏来麻尼”销到中国，是用“小的称来称份量”的。还有不少波斯文材料证明元代时期波斯人在元朝中央当官和波斯工匠参与云南、江西、泉州的制陶瓷与营销活动。
从钴料的呈色来判断用西亚进口料的元青花器，是我们目前能用的最为直观与简便的方法。现仿品使用的是化工合成料，它烧不出元青花的“炸”来。
    2.用土沁来判别元青花的老旧。元代瓷器传世稀少。近年来在收藏市场发现了一些传世特征非常明显的元青花器。而元青花大多数是近十几年间的出土器。这一社会性特点，为我们辩别元青花真伪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角度。
    收藏实践告诉我们：窑藏或墓葬出土的瓷器，不管放置空间条件如何完善，它们的底部总是要与土地接触的，而根据物理学原理，在器物的自重作用下，在器物的底部与接壤土地的作用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下，器物底部表面被土地中的各种化学物质侵蚀是必然的。而60-80倍的放大镜则提供了观察这种侵蚀的可能性。
    有人要说，现在作旧方式无所不用其极，用石灰泡，用硫醉，用灰土埋，不是可以作出老旧的状来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方面：{dy}，对元青花而言，700年的旧与刚刚作旧的旧是肯定不一样的，这是铁律，无用置疑。第二，有经验的收藏家能识别出人工旧的特征，这也是铁律。所以还是要多看旧底，多熟悉出土的旧底的多种特征。
    另外的特征是对气泡的影响。这也是藏家识别古瓷的常用方法之一。在60-8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发现釉面汽泡中有两类有明显土沁特征的气泡可作为辩别古陶瓷的标准。关于这一点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收藏家余念忠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参考。在长年土沁的条件下，釉面气泡会有局部破损（或者出窑时已有破损），累年的土沁在气泡壁上形成累进的有深浅不同层次的堆积层。（在60倍——400倍放大镜下看得非常清楚）。而据余念忠研究，未破损的气泡在地下累年受沁后，也有黄斑渗透现象，以上两点，均是人工作伪无法做到的。
    对瓷器观察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地下保存条件好的墓或窑藏中，器物釉面的受损状况并不明显，有的光亮如新。这就要靠我们的经验来区分新瓷器釉面的光和老瓷的釉光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出土的保存较好的老瓷器的釉面，在出土六个月后，釉面光亮度会发生变化，会在再次氧化作用下，釉面会快速地老化，变成湿润如玉而宝光四射。只要给一点时间，老器釉面的“真面目”就会显露出来。
    3.了解古代人的瓷画技术，从绘画技巧上区别新老器物。目前的元青花仿品，都是照着真品图录先打纸样，再手工慕描，所以不宜从细节的准确性来判断，如人物的画法，树的画法等等，至于从八层工，七层工之类判断，更是不着边际了。元青花真品图上有八层工，仿品就是会是八层工，决不会多出一层工来。那么，如何从画工上确立判别真品与仿品的标准呢？只要到景德镇仿古工场去过的人就会知道，仿品的画工是现代人对着已经拓印在瓷胎上的图样描摹，决不是绘画，更不是原创，而古代人在元青花瓷上作的是工匠自己的绘画。所以，古代每一件元青花的图样，即使是同一题材的，也决不会相同，由于这一特点，从画面上看，真品就有流畅感，生命感，甚至在走笔运力上可以看到创作者的个性。相比之下仿品是照样描红，它的走笔慢、涩，由于仿者使用毛笔的功力无法与古人相比，长线条尤其拙，只要认真研究过中国古人的绘画技巧以及使用毛笔的习惯，就比较容易区别出新仿品的“现代感”来。
    4.用比对办法来识别元青花。目前，已知的国内外馆藏有400来件元青花，本人在近十年间，三次去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两次去伊朗国家博物馆，共上手馆藏元青花60余件。同时，笔者参观了东京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罗浮宫、松岗美术馆等国外xx博物馆，还分别参观了安徽、内蒙、河南、江西、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藏有元青花的博物馆，所见国内外馆藏标准器不下200件。应当说，对目前已知馆藏器的了解，下了很多的功夫，从科研角度讲，已经具有类比推理的条件。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年景德镇窑少量地烧造了元青花，而元青花的大量生产地点，在别处！
　　关于元青花窑址的新的发现问题，民间收藏家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已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确切的消息是：收藏家手中已经有不少窑址的烧造残件，偶而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所谓的“窑址货”（即有匣盆的残器）。以“中华疑似文物甄别保护委员会”的藏家为骨干的民间文物爱好者，已经和正在调研的可能的元青花窑址有多处，福建，江西抚州、南城、安徽南部，都有迹象有元青花窑址。史书载元代有窑300处，但迄今为止没有正式地挖掘出一座元青花窑址，可想而知其中的研究空间有多少大！现在作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博陵第款元瓷”臆造？
　　上海博物馆周丽丽的文章断言“博陵第款瓷器”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仿元瓷，特别是用来证明“博陵第”款瓷器的瓷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制品。
　　周丽丽的文章在没有展开论述前就对收藏博陵第元代瓷器的收藏家进行道德讨伐，说这些收藏家“将手中的仿品说成是真品，目的是换取更多的钱财”，有失学者风范。
　　博陵第款元瓷的民间较大规模收藏已有十数年历史，甚至更早。而不是像有的研究者主观判断的那要是近几年出现的，近几年出现的只是景德镇仿品，景德镇仿家承认2004年开始依据民间的出土器仿“博陵第”。笔者见到的最早的博陵第瓷收藏者是改革开放初期入藏的。近几年，随着出土量的增加，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的关注。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调查考证的代表性藏家有北京的画家华国良，云南的医师赵根山。他们追踪博陵第的出处，走访民间收藏者，甚至找到了民间有牌匾的“博陵第”老宅。“博陵第”不是空穴来风，“博陵第”三字有高度的文化内涵，也非农村工匠的随意想象得出。更重要的是，全国几百位藏家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有博陵第款的元瓷，其出土特征非常明显，其式样之多样，工艺之高超，根本不是现在景德镇所能仿造。
　　周丽丽等人一口否定“博陵第”的真实性，其依据的都是一些站不住脚的逻辑分析，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关于元代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欠缺的。明代强烈的大汉人主义情绪使元代典型器物遗留极少，元代近百年中的民族歧视关系使许多优秀的汉族知识流落民间，沦之为“九儒十丐”，使元代官方的典藉汉文文献极为苍白。直到民国，一些古玩高人还认为“元代无瓷器”。查阅现在的文献，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记录只在少数书藉中有聊聊数言，无法知道其全貌。而更多的关于大元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波斯人在中央朝庭做官、波斯工匠在中国的瓷窑烧造瓷器等等这些史实，中国的典藉里没有记载而伊朗国家博物馆的波斯文材料里倒有踪迹可遁。所以，元瓷的瓷牌应该是什么样的云云，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概而言之，对今天的任何一个人而言，整个中华文明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未被认识清楚的研究对象。对元代陶瓷生产而言，更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未被知晓清楚的存在。过早地对“博陵第”判死刑是不可取的。
　　对于一个正常的研究性推论来讲：上千位天南海北的收藏家在不同的时间、地区发现和收藏了品种达百种之多的博陵第元瓷，这些元瓷具有常识所能判定的出土特征；这些元瓷的工艺达到了现在仿家无法达到的技术高度；这些元瓷中的大多数在景德镇仿家那里找不到踪迹，单单这一现象，难道不值得一切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古陶瓷研究者去研究一下吗？民间藏家在探索，他们付出了劳动如此艰辛，竟然不能打动文博专家的一点点理性和感情，真是令人遗憾之至！科研是干什么的？是发现未知世界。当年甲骨文残片出现在市场时，古文大家都不认识为何物，而且有人还一口否定，理由是古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种文字。可事实比人的错误更有力量，甲骨文今日已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象征之一了。鉴史知今，博陵第元瓷的命运也会如此。
以上所举三例，仅是为说明当今文博界对元青花认识上的混乱。我们所了解的民间收藏情况，都在证明以上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与事实不符的。我这么说，可能文章的作者会不以为然，以自己是“专业人士”而对“门外汉”不屑一顾。然而，再理直气壮的断言也无法掩盖学术上的苍白。笔者认为，文博界同仁应当反思自己研究上的逻辑与方法问题了。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不能在同一篇文章中自相矛盾，不能虚设未经证明的大前提进行推论，不能自立标准进行真假比对，不能未经充分调研就进行归纳推论……等等，这在科学界应视为常识。忠言逆耳，善意劝之。值此中华文化遭此劫难，大量出土文物被当作工艺品推出国门时，文博界的学术同行应当抛弃一己之意气，直面现实，勇敢担当起民族文化遗产守护神的角色！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