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周为筠专栏:《〈良友〉:国事家事天下事》 - 《小米周》 - 博客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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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伍联德的志向里,《良友》初办目标不仅仅为了消遣,是有其宏大使命--“出版业可以保国育民!印刷业可以强国富民!”伍联德:《为良友发言》,《良友》15期,1927年3月。《良友》要实行这些救国良方,改变外国人眼里小脚女人和长辫子男人的东亚病夫形象。要普及教育,发扬文化,构成了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

    然而实际办刊中,《良友》可能与所标榜的有段距离。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份时尚画报有多少铿锵有力的社论、观点鲜明的报道,因为一份没有多少政治倾向的画报,在报道上不可能显示出太多迎合某一政权或主义的姿态。但作为一个和时事密切相关的新闻画报,《良友》对政治又不可能采取回避态度,它在一些大事件中多有出色的新闻策划。
    《良友》创刊正值国父孙中山逝世之后,国共合作当时尚未破裂,两党以中山遗命自勉,继续进行浩浩荡荡的北伐。此时陈独秀与汪精卫联手抗衡蒋介石,政治形势微妙而复杂,整个社会还维持着表面宁静,新闻舆论呈现出短期的开放与容忍,这方便了《良友》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孙中山弥留之际的殷切期望,也一度成为《良友》民族主义情怀的依据。

    孙中山作为xx满清、缔造民国的先行者,彪炳史册的功勋毋庸赘言。他逝世之后,记述其言行的文字不断,《三民主义》也在编撰之中,而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不可无传。于是在中山逝世一年多后,《良友》搜集国父生前照片、遗墨等,以图片为主进行编辑,推出了《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比较全面地记录他“革命的一生”。

    此刊一出旋即引起轰动,远至海外各地侨胞也争相购买。这次特刊是一版再版,总计发行了几十万册,画报所创纪录可谓空前绝后。“中山特刊以‘良友’之名而遍销各地,而‘良友’亦借中山特刊之荣誉而遐迩皆知,相得益彰,互为因果,自是‘良友’之销路,更与日俱增矣。”余汉生:《良友十年来》,《良友》100期,1934年12月。

    北伐成功之后,伍联德、梁得所在1928年7月编撰了《北伐画史》,搜集了有关国民革命军的近四百幅珍贵照片,涉及北伐各个重大战役和主要将领,并附北伐路线和xx图表。这期画报又可以说既叫好又叫座。

    此后《良友》对一些重大事件,继续以推出特刊和画册形式,先后出版了《远东运动会特刊》、《全国运动会特刊》和孙中山先生安葬大典的《奉安大典画册》等。在14期和34期还刊出烈士纪念专刊,纪念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廖仲恺、宋教仁等。这些极大地扩大了画报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用影像见证历史的抱负。不过,《良友》大多数图片编发还是为迎合大众,因为老百姓对于闻人政要总会感兴趣,所以民国权贵、社会名流、文坛名家纷纷亮相。后来画报索性做了一个“中国现代闻人录”,把全国闻人照片一一搜罗,这些人物包括各方具有实力的大佬,从中几乎可看到今后十几年的政坛风云变幻。从《良友》遴选刊载人物的名单来看,确是一份无所倾向的大众杂志,标准似乎就是谁有足够知名度就选谁。

    《良友》刊发的这些照片多少反映其全国性视角,而不是孤芳自赏的墙角花儿。它能不为地域所囿,拥有远远超越上海的辐射力。画报编辑方针固然多出于商业价值考虑,但能立足本地而放眼全国,有时还会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策划一些大型新闻摄影活动。

    1932年9月15日,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一则新闻--“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这则新闻当时备受xx,因为有史以来还没有一家官方或民间新闻机构有此气魄,能做一次全国性新闻采访,此举可谓刷新了新闻摄影和中国现代性关系。良友公司当时比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样的巨无霸,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小弟弟”,如此壮举怎能不引起大众xx呢?各方好评自然如潮汹涌,蔡元培高度评价这次新闻摄影,称远征目标任重道远。“交通系”首领叶恭绰亲送《良友》摄影团上火车,并再三叮嘱一些注意事项。

    这支《良友》摄影团由主编梁得所亲率,张沅恒等三位摄影师组成,踌躇满志地走出上海,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进跋,从这一年9月直到次年5月才结束。在首尾8个月的远征里,他们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有时竟乘着颠簸的骡车在大西北旷野行走月余。在盗匪横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如此兴师动众地大规模采访,其中困难可想而之,这是需要极大的理想去支撑的。

    摄影团历经艰难困苦遍游全国,博览壮丽的山河、醇美的风俗,也见证了无数民间疾苦,一共拍摄了照片1万余张。摄得图片均在途中自行冲洗,然后邮寄回上海,再由《良友》摄影部印刷,编辑部整理出一部分刊于画报之上,另一部分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巡回展览,取得了瞩目一时的轰动。

    这次摄影团在张家口采访了基督将军冯玉祥,梁得所写下脍炙人口的《冯玉祥谈话》。这篇采访既涉及冯氏个人价值取向,又涉及怎么解决民生疾苦的现实问题,为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草稿。

    1934年5月摄影团凯旋回师后,伍联德选刊其中照片两千幅,主编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华景象》。其内容包括全国各省风景,若摄影团无法前去地方则搜集资料补齐,力求各省完整不缺,并附有全国地图和图表。当时东三省已经被日本占领,此举自然蕴含着“大好河山,岂容他族侵吞”的深意。

    当然,这次全国摄影旅行多少有点摩登意味,因为随着相机开始进入富裕阶层,摄影已卸下神秘的面纱,而《良友》组织这次旅游加摄影的全国新闻策划,无疑噱头十足,具有鲜明的现代时尚色彩。

    总观历年《良友》的内容,每期前半均设有固定的国内新闻专栏,国内时事均一一网罗,对重大事件如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都详加报道。但往往后半保存软性趣味,并给予软性趣味材料较多的篇幅。

    抗战之前的《良友》大体政治观念淡漠,始终渗透着一种休闲娱乐精神。即使是淞沪会战隔刊四个月之后出版的{dy}期,仍力图“做一份愉悦的战士”。抗战之后的《良友》积极鼓吹抗日,封面都是与抗日相关的重大新闻或事件主角,如蒋介石、冯玉祥、朱德、李宗仁、张发奎、白崇禧等,个个皆沙场风云人物,选择他们虽为了宣扬抗战需要,但或多或少有着时尚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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