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与分类：明代汇编与类书

（美）B·艾尔曼

历史学2009．9

    【摘  要】汇编与类书的生产，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达到了高峰，官方与私人都竞相参与这个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时出版的各类大型丛书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经典知识，也以日用类书的形式涵括了各种各样的实用性、技巧性知识。晚明日用类书——以及包含它们的丛书，都是来源于经典的知识汇聚之地，在这里，仅仅那些有特权与学识的个人有权力对世界进行收集与分类。“收集”（coUecfing）铴生会学及其文化逻辑让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相关事物的知识收集与分类，是在类书的编纂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其主要特点是经由名称对事物进行区隔。可明代的类书编撰者很少表现出对在实验室里获得的纯粹经验知识的兴趣，他们主要是通过探究文本来进行知识收集与分类的工作。

    【关键词】明代；汇编；类书；收集与分类

    【作者简介】B·艾尔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长江特聘讲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东亚系双聘教授。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9．5．126～138

    明代晚期参考类书与日用类书的出版利用了早期的书籍汇编，之前，中国的文人曾将这些汇编视为应付科举考试的课本，或是官场执行公务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在宋代（960～1279），这些传统的汇编传布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论途径，以认识事物、事件和现象的本质。从元代（1280～l367）开始，新的类书类型发展起来，并影响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读者群，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印刷术与读写能力的稳步扩展，以及注重书籍的印刷文化之相应扩张。①

    这些为有不同教养的阶层所生产的汇编，主要依靠重新利用先前的木刻版来印刷书籍。一方面，这些新型的类书涵盖了宽广的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他们代表了一种在文本上处理事物/事件/现象的经典模式，比如经由编撰学和语言学的途径。利用类书形式，编者日益在经典文本之外实践“格物致知”的理念。他们从《大学》（“四书”之一）与《礼记》（“五经”之一）这样的科举考试规范文本中吸收术语。着眼于自然研究与实践知识的这种文本形式，在类似“文本博物馆”（textual museums）的类书及丛书典藏的生产中发展至高峰。②

    在南宋期间（1127～1279），作为中华帝国晚期道学（可理解为“学问之道”，常被称为“新儒家”）核心阐释者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认为“格物致知”（investigating things and extending knowledge）预示着万物皆有其理。南宋后的类书从朱熹那里汲取了学术资源，“格物致知”成了一个流行术语，为文人借用，成为讨论认识事物多样性的合适方法。③朱熹概括道：“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然而，在另外六到七分的情形里，道德原则应该在一个人的道德教养内部来寻求。④

    朱熹提出了一套统一的方法论来积累文化值德与自然/政治领域里的知识和智慧。他并未描述出xx的知识分类体系，而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格致”体现了特殊的知识种类，例如历法或数学、社会或政治，以及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对朱熹而言，“格致”与“博物”是彼此相对的，因为前者是被道德目标所指引，相对而言，后者则是无目的的博学。

    不同于格致，博物经常带有一种关涉到好奇心与逸事的通俗观念，这使之成为更合适的指称现代博物馆的术语。但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尽管有朱熹的影响，博物与格致并不互相排斥。

    朱熹和他的追随者相信由于广泛使用“笔谈”这种写作形式，文人们的一般性知识经常遭到肢解。以道德目标为依归的知识的再统一，仅会在一种统一的方法被遵循后才有可能，此种方法就是寻求万物原理的“格物穷理”。朱熹的老师陈颐曾担忧如果没有格致所提供的方法上的一致性，博物将仅流于琐碎的知识形式。其后，格致成为精通典籍的文人们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然而，在明代的类书里，格致与博物往往成为经常的伴侣。

    尽管逐渐呈现出一致性，但围绕朱熹在《大学》中试图为格物途径区分优先次序，以便为文人学士确立认识论边界的做法，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争议。⑤作为一个道学大师，朱熹通过诉诸于孔子的嫡系门生——曾子，在《大学》里拔高了他给格物途径所作的注释的xx性。因此，通过文字游戏，朱熹将自己的注解也加入到了经典注疏里面，这一行为自南宋以后引起了许多争议，但那些直到近代在类书的知识搜集上仍然维持着正统观点的人除外。⑥在蒙古人统治之下，陈颐与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见解在1313～1314年恢复的科举考试中被赋予了正统性。自此以后，宋代的经典诠释成为l400～1900年间士人们接受知识的框架。利用这个框架，明代学者与印刷商们一起生产了大量分门别类的汇编书籍，数量上日益超越被文人们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的经典、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类书。⑦

    例如，在明代中叶，关于《大学》里格物之途的经典争论，使像王阳明（1472一l529）这样的持修正主义态度的文人学者们有勇气去挑战前辈们关于知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见解。大体上，在王学更加激进的晚明追随者那里，对“格致”的关注点，开始从成圣之途，转向更严谨地扩充所有知识（包括道德的、文本的，或是世界的）的方法论之路径，这一点也延续至晚明的类书里。对古代经典作为文人学识基础的不断强调，刺激了类书与手册的复兴，以重新体验可信的古典与史书中所描绘的事物、事件与现象。

对书本知识与正确学识的回归能够恢复文本自身的xx含义，而不应浪费时问在单纯的思辨上面。士人们认为，通过严格的研究与分析，经典传统的古代含义可以得到恢复。通过那个时代的类书，士人们得以进入那些历经辛苦方获得的知识。这样的研究依赖于可以利用的经典资源，为了文职候补官员、有抱负的学者、科考失败者以及急于仿效文化先贤的低功名阶层，这些经典在中心城市不断再版，且被作为自古以来的经典、历史、制度、医药与技术等知识的总汇而出版，这是可以描述为什么元明时期类书与汇编丰富多样的缘由之一。

一、元明类书与汇编

在元代期间，更新与更大众化的知识形态在广阔的蒙古帝国内流传，这迫使中国的编辑们不断添加更多的材料到南宋的编辑品里，但l3501450年期间的军事混乱令这些出版品在数量上呈现戏剧性的低迷，而同时中国人口也显著下降。例如，《史林广记》是一部元代学人出版者不断加增内容的南宋出版物。到l330----1332年间，此书的版本已有43门分类了，除了为最近恢复的科举考试加进来的主题外，还包括符咒、历法、风水、稼穑、林木、音乐与声学、道教、禅宗、数学、茶叶、酒类、溶剂等等。相对而言，宋朝原初的版本仅包含17门分类，主要关注于政治以及来自于科举考试中的题目。⑧这些引人注目的扩充出现在科举考试的角色被蒙古武士阶层剧烈削弱的时候，此时汉族官员仅作为一个次要集团服务于元朝。⑨

    （一）元明时期低层次印刷业的兴起

    相对于先前宋代的约39000名与随后明代的约25000名，整个元代仅仅只有1100名中国士子通过了殿试，可没有多少文人抱怨。伴随着1313年之后蒙古治下可怜的科考机会所导致的经典学习的次要地位，元代的新型类书亦出现了。例如，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相对于晚明聚焦于文人习惯、实践知识、家庭仪式、养蚕术、健康养生等领域的实用类书来说算是先驱了。在这本《全集》中有作于l301年的序言，其自称是为那些在家乡社会服务的人的“地方事物知识指导者”。晚明日用类书为那些在城市与乡村从事世袭职业的没有科举功名的人延续着类似的主题。因为阅读阶层现在扩展到一般从业人员与地方平民了，《事类全集》因此编成，以提供家庭中需要的实践知识与普通常识——尽管其仍然被当作类书。⑩

    随着l5世纪晚明经济的复兴，便宜的书籍版本在福建省与长江三角洲等地出版。明代为大众渎者生产的出版品集中在福建，特别是建阳这个内地县城。日用类书的生产也随之更广泛地从华东南扩展到内地。它们也跨越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些新的汇编主要不再作为学习经典技巧的类书，供一心参加科考的文人使用。在出版的作品中，关于农业、健康、医疗与数学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其主要针对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群体中那些传统上或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有文化的人，换句话说，即是文人、工匠与商人们。从l5世纪晚期到16世纪的出版业高潮，应参照南宋期间类似的扩张进程来认识。换句话说，从宋代到晚明，大众类书的出版增加了，尽管其在明代早期因经济原因有严重的衰退。⑾

    家族贸易在福建出版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特别在西部山区更是如此，当地宗族通过书店与行商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成功地建立了低成本的商业体系。就生产与销售书籍而言，当地出版者、发行人与销售商间的血族关系支撑起一种鸟巢状的地理层级关系，为本地与区域性的精英或大众读者服务。作为一种家族生意，通过迎合当地科考市场对经典书籍与蒙学读物的需求，当地的印刷作坊承担起他们家族世代的文化梦想。这样，得益于书籍贸易的商业家族，亦投资于本宗族的教育事业，以之建立起和书籍及精英的古典学识之间的联系，希望借此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西南部森林茂密的四川省，也被证明是一个明代类似的中下档次的印刷业繁盛的地方。⑿

    自1550年始，来自新大陆与日本的白银渗入明代经济领域后，xx次的印刷业再度出现，其主要针对的是范围扩大后的明代科考中再度参与竞争的文人精英们，其目标也包括在所有1350个县城当地举行的两年一次的笔试。结果，便宜的书籍——例如那些在福建建阳印刷的，在万历朝（1573～1619）广受批评，因为它们使用了低劣的纸张，还有为了尽快销售书籍而用来制作木版的松软的木材。但它们仍然受欢迎，并作为扩大了的印刷文化之一部分而存在着，因为其利用了印刷与书籍出版费用低廉这样的优势。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因于它们在生产书籍木版方面更有效率的劳动分工，而且对建阳版本来说，从福建出发有海路通到其他区域，特别是繁荣的扬子江流域，而这显然是更加经济的途径。杭州与南京的xx次的印刷商们此时掌管了高品质的书籍与类书市场，以迎合省级首府与南北二京科考市场的高层次需要。⒀

日用类书的分级体系在晚明出现，其在内容上代表性地列举出了从二十到超过四十个的主要范畴。简短的目录通常暗示着更为有限与精英类型的诉求对象，如科举候考者；同时，冗长的目录则预示着对于日常生活与实践知识的广泛关注。在晚明实践性类书里呈现得最为频繁的主题——比如那些诉诸于平民、职业人士与有抱负的当地学生的，是占星术、风水学、医药、数学、解梦术、养生法、养蚕法、作文技巧、律法实例与种植，等等。在建阳出版的廉价类书包含了各种各样类别的书籍，如家庭手册、语录词典和逸事文集；但是它们的一般特征在于像“居家类书”与日常生活手册这样的主题安排，例如，在出生、婚礼与葬礼中应遵守什么样的仪式。   

我们能鉴别出七种晚明日用汇编的类型：（1）综合的；（2）适应于行政事务的；（3）参考类的（如辞典、尺牍作品等）；（4）文学汇编；（5）人名录；（6）故事轶闻汇编；（7）童蒙读物。这些分类反映了日益扩展的读者层——包括不同层次的精英以及普通民众的需求，他们是出版类书的文人与商人印刷者的目标群体。私人出版的类书亦扩充类别，以便于迎合广泛的读者群体，而同时官方赞助的类书则倾向于关注更为正统的知识信息形式，如经典教义、行政事物以及治国之策等等。⒁

    晚明兼具学者与商人身份的书商胡文焕，出版了一部大部头且较流行的私人汇编，因其在18世纪80年代被涵括进了乾隆皇帝（1736--1795）那xx的帝国图书库——《四库全书》中，而受到编辑评论。虽然其本身并不是一部类书，但编辑批评性地提到胡的汇编包含了181部作品（包括类书），胡文焕将之分为l2类。因为胡的许多分类是非正统性的，所以帝国编辑拒绝将其丛书照搬进《四库全书》里面。这部汇编分类如下：

（1）经翼：15种   

（2）史外：21种   

（3）居官：12种   

（4）法家：12种

（5）训诫：14种   

（6）子余：8种   

（7）尊生：l8种   

（8）时令农事：8种

    （9）艺术：10种

（10）清赏：17种   

（11）说类：11种   

（12）艺苑：35种。⒂

同样地，帝国编辑们也绝未考虑将晚明的大众类书收入，在《四库全书》里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像许多明代的学者型印刷商一样，胡文焕不断重新编辑搭配他的汇编以销售更多副本。有时，他也改变几部原初的作品以使之符合他自己的印刷版式。   

（二）晚明的精英印刷

    随着明代经济逐步发展，木版印刷也发展成为一种较成熟的艺术形式。尽管儒家经典学识在宋代的复兴，部分地即受益于印刷业扩张导致的书籍流通与经典文本传播的加强，但这个高速发展的趋势在晚明已被全面超越了。到此时，木版已包括了彩色印刷、艺术性插图、铜活字的使用与早期版本的木刻摹写。宋代官营印刷业促进了纸张（公元2世纪时被发明）的生产与印刷术的进步，1500年后印刷业爆炸性的发展则推动了博物与实践知识在帝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循环流通。在华南为文人精英们印刷xx次的古典作品的同时，为更广阔的读者阶层所印刷的大众文学作品、白话小说、历书、类书与童蒙读物在长江三角洲、东南的福建、西南的四川等地也不断涌现。印刷业在地理上的扩展同时也伴随着印刷文化对生活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城镇与无数乡村中的中下层民众生活的渗透。⒃

    随着长江三角洲学者型印刷商的兴起，木版印刷在技术上的成熟性于l6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但印刷业的等级网络与市场机会仍然被控制在更为商业化的福建与四川印刷商手中。晚明时期，南京——明代的南方首都，以及附近的杭州与苏州（都位于“江南”，即长江以南）成为高品质印刷的中心，并且有优秀的刻版师在印刷作坊里供职。但是建阳——这个福建的商业出版中心，则与别处不同，它生产了大量的小说、戏剧与大众指南（包括医药手册）。来自安徽徽州的商人——他们能在家乡地区获得更便宜的木版所需的木材，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书商们齐聚南京与杭州，后者曾是南宋的首都。南京印刷商们以彩版书籍相标榜。在1600—1800年间，这些印刷文化的中坚阶层从各个方面向内省腹地扩展，在那里当地的家族参与到纸张生产、木版雕刻与墨水加工中来，帮助出版商们生产出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印刷物料。

    中国的印刷商们试用过活字，但木版印刷一般来讲（并不总是）更加经济，尤其是当要大批量印刷一部作品时必须具备的。以活字排版的书籍更容易校正印刷错误；相反地，当一个木版被校对后，就绝不能出错了。在印刷后打乱排好的活字方阵会使以后的版本非常昂贵。另一方面，一副先前的木版能在以后的印刷中廉价使用。当需要相关的少数几册书的话（比如皇帝的方案是限制发行），使用活字则是可行的。在福建与四川的低档次印刷作坊的书籍、手册生产中，使用木版尤其经济。但在被要求生产家谱这种固定又俗套的产品时，业务广泛的印刷商们发现木活字更为经济。

    木版容易储藏，并且维护得宜的话，可以保存起来反复使用。事实上，印刷商经常使用相同的木版来印刷包含许多不同题目或不同编者编辑的丛书。重复利用木版印刷出来的更多精良书籍的广泛流传，使得这些版本可以从杭州与南京的印刷作坊流布到日本与朝鲜，也包括越南。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类书成为非常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产品，其在一个属于明代鉴赏家的时代成功地将经典知识日用化了。此外，当这些汇编抵达一个广阔的读者层后，它们还提供给我们一扇{wy}的窗口，去观察在一般平民中更为普及的知识分类。

晚明印刷业的发展使得大量为科考市场准备的类书出版物，以及同时为一般民众与暴发户准备的更为细分化的摘要，有了出现的可能。尽管这些书按照差不多的式样被编制，但它们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功能，换句话说，是针对有意于科考者还是一般居家者。因而，在晚明，它们作为公认的仪式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手册起作用，另外，也作为学术性汇编，为准备参加科考的学生服务。   

一种“书籍导向”（book-oriented）的氛围有益于学问的进步与实践技艺的出现，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参考书籍、实践手册与大众知识指南等都易于获得，每一类书籍都针对尽管重叠但并不xx相同的读者群，如学生、居家者、有文化的工匠与商人。进一步讲，自16世纪90年代后日用类书的印刷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出版世界的象征，这个世界诉诸于明清（1644～l911）社会的中下层民众，也就是商人、工匠与那些仅有权参与更高层级考试的人们。   

例如胡文焕，当他编辑与出版他那套流传广泛的丛书时，就预示着格致与欧洲“科学”（scientia）在17世纪早期的中西对话。胡将其作为包含从古代到当代的古典、历史、制度、医药与技艺作品的明代知识库（repository）出版；来自胡文焕在杭州与南京的印刷作坊生产的许多个版本，在中国与日本广泛流传，这标志着此书成为非常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作品。它并不具有与古典类书在学术上的血缘关系，但胡文焕的印刷作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更为普遍的知识分类的独特窗口。⒄

    作为一个容纳日常生活有用信息的知识库而呈现，大众类书与丛书为非精英阶层提供了广阔的可选择性主题，比如医家xx、算命套路、传统知识、占星术、堪舆历书、书法等等。不像服务于精英阶层的主要聚焦于科举考试、上层家庭礼仪与古典学识的参考书，许多类书包含有对商人有用的旅行与寄宿方面的信息。对非精英阶层实际需要的关注在像福建省这样的地方意味着编者与印刷者不再受制于正统的主题。他们可以为众多新的读者将平常生活中的仪式与实践方面的丰富细节呈现出来。除了努力搜集书籍，长江三角洲的藏书家们也承担了主要的印刷事业，并超越了对低档次出版的广泛注意。出版业是晚明家族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印刷商不仅成为长江三角洲高水准学术社团的重要成员，在各处的地方市镇中亦是如此。⒅

    事实上，明代类书的范围变得如此开阔，以致基于不同类书中使用的分类法，经典学者为通历史、技术或文学方面的信息找出合适的目录位置存在困难。尽管“四部”在中世纪以后的帝国图书馆里通常有效，我们并不能明确定义一个单一且一元化的可以包含明与明以后官方与私人类书的领域。官方的四部体系经常被宋元明不同档次的类书置之不顾。⒆

    尽管存在类似困难，可对古典与实践知识的积累而言，“博物”与“格致”在晚明清初的精英中间均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论结构。到了l8世纪晚期，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的编者承认一种新类别的综合型类书在明代出现，它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编者承认，这些新的多样化的汇编，{zh0}放置在子部里，而不是放置在集部里，某些收藏家已经这榉做了。因为它们包含了更为专业化的信息，通常与子部技术性的作品存在联系。⒇

但是四库的编者警告了那些更为低档次的编辑。像许多明代的学者印刷商一样，胡文焕不断重新匹配版本的内容，以扩大其印刷品的销量。乾隆朝的编者发现胡文焕的出版品数量惊人，遂以胡露骨的利益目的而严惩了他。《四库全书》的编者在18世纪80年代对胡的大部头丛编进行的批评，表明他们并不认可其内容中包含的由虚构的叙述所构成的“博物”方面的作品。皇家编辑们没有授予胡文焕的丛编以类书的地位，而是将其归入杂家（杂项谱系作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