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1946年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三十余种。
●先秦诸子没有读过西方哲学史，他们也不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以我们还原诸子，先不要急于比附，先要了解其本质。
●考证不是为了填一张表格，我们不是人事科长，我们是人文学者，祖宗根脉的考得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要由此探索他们著作中的生命痕迹、解码文化的DNA。
●单维态度容易造声势，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多维、动态、开放、创新的文化态度，还原中讲究创新，同情中知所超越。将文化遗产梳理出脉络和生趣。
近日，由杨义提出的"还原诸子"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反响。何谓"还原"？已经离开我们两于余年的先秦诸子真的可以被还原吗？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杨义，他从先秦诸子发生学的角度，畅谈了重新解读经典的意义。
深刻清理文化根脉
记者：拜读了您新近发表的《〈庄子〉还原》一文，深受启发，您为什么要提出"还原诸子"这一全新的观点？这与当前的国学热有关系吗？
杨义：可以说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我们需要一个契机来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重新树立文化创造的信心。寻找我们文化精神的家园，这也是一次对中华文化根脉的深刻清理。还原诸子就是这样一个契机。近几年的国学热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髦。目前，国学研究有了很大成绩，但是这里有泡沫，也有伪知识，需要我们警惕和反省。
作为当代学者，我们有责任强调国学研究的"原创之深刻"，将之做得更加博大精深。深化国学和还原诸子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前国学思潮的一种积极反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当今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市场化的国学还是精深研究的国学：这是我们思考的核心。另外，就我本人的学术经历而言，我觉得还有空间来把诸子学做成一门真正原创性、有创造力的学问。
记者：之前您的研究贯通古今，兼及小说与诗歌，现在来研究先秦诸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杨义：这种转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我原来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后来转而研究古典文学，不知不觉已有二十年。进入到占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诗文。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进入到对文学的整体研究当中。因为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一如何发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异的，从这个基础上来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思考国学的深层脉络及其精神内核，才是有理有据的。
传统是与现代对话的伙伴
记者：在诸子学研究方面，前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前人浩如烟海的研究著作，我们应当如何取舍？
杨义：以清代学者为例，他们研究学问有一种集大成的风范和功力，但我们也不必一味地"仰脖子"，有作为的学者应该看出他们的成就中也包含着弱点。首先，他们回避民族问题，不敢讲胡汉问题或者华夷问题。
记者：您认为我们在重视正史资料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重视民间的观点？
杨义：是的。正史以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过滤材料，那些没有获得话语权的东西，就留在了民间，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它们一直在民间生长着，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发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做学问有必要在文献丰厚处着力，又在文献空白处运思。民间的观点，在世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些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它毕竟还有个底子在那儿，并非xx不可信。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材料，这也预示着我们对祖先的认识将有可能超越前人。在当今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我们要大大方方地、以大国的风度去面对自己的传统，把传统作为与现代对话的伙伴，使我们的现代性能够扎下根来。
嫦娥与维纳斯孰美
记者：与西方相比，我们的经典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蕴含着祖先的生存智慧与思维方式。
杨义：对。先秦诸子没有读过两方哲学史，他们也不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以我们还原诸子，先不要急于比附，先要了解其本质。他们生逢乱世，著书立言是为了给
记者：我们要如何正视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呢？
杨义：西方的概念不可能xx涵盖我们的内容，就好像嫦娥，要是用维纳斯的标准去衡量，她必须要去做手术，把鼻子垫高，把霓裳羽衣脱下来，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她也就不是嫦娥了。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美，虽然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创新，但是不能相互取代或抹杀。我们应该为人类多留几份精彩，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差异，世界才会如此五彩斑斓、旖旎多姿。
我们把诸子作为还原研究的对象，就是要通过先秦诸子学发生的过程，来感受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化中国。从中华文化的深处，探究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真实血脉，所以我们要动员文献学和考古学，运用文史哲、案头作业和田野作业、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等等多种学问知识来共同研究诸子。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底气
记者：您认为，还原诸子或者说还原经典，在今天有哪些现实意义？
杨义：我认为，还原经典的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而非商业上的。首先，如果没有经典，人的尊严与智慧无从谈起。每个人要了解本民族的经典，因为它们就是你内在的血脉，就是你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诸子，就是阅读"我们的心"。其次，文明要成为文明，也离不开经典。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典的存在，所以文明才有了它的旗帜和崇高感。{zh1}，经典使精神成为精神。有了这些经典，精神才得以升华，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维系，经典就是一个民族的底气。
记者：我们在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时，应该秉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杨义：一般来说，阐释经典主要有三种态度。{dy}种，崇古。崇拜古人，崇拜圣人，当古人的奴隶，即所谓"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第二种，崇我。用"六经"来注我，让古人当奴隶，这样也很难恢复我们民族的根基。第三种，就是对话，强调有根底、知彼此、重创造。这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以这种态度对经典进行实事求是的还原，考察它的发生学、形态学，及其每一个文化因素的由来。这种态度也是一种阐释文化的姿态，在这样一种姿态下，去考察先秦诸子的发生原因、学术形态以及智慧方式。
记者：如何才能做到真实的还原和阐释？
杨义：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xx还原到诸子当时的状态，这远比复原一件残破的陶器要难得多，但是，我们必须要朝这个方向走。阐释的过程是对话，阐释的结果是一种合金。不是要封闭地回到古人那里，而是要在融合之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高度，是把古人和今人的智慧合在一起。在互相较量、互相克服、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智慧。
因此，要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就需要有两个维度，西方人重分析，但是他们缺少感悟。只有把分析式的阐释和感悟式的阐释合在一起，才能揭示古人的生命，才能把文化的碎片黏合成一条绵延不绝的血脉。古人留下的财富是他们生命的痕迹，我们要把他们的 DNA采出来。让他们复活，分析其体系，感悟其生命，做到两个维度的交叉。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得实事求是、有血有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