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xx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北京修建地铁，是为了备战。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地铁的战备功能，在二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jz}。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甚了了。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当时对于地铁的认识也xx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五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来到北京。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

    规划进入实质阶段后，另一个选择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是学习苏联地铁全线深埋入地面60米以下，还是像大多西方国家那样浅埋在地下5至12米？在“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总原则下，北京地铁还是确定为深埋。

    但对埋深问题的看法，却发生了微妙的分歧。苏联专家竟然一致推荐浅埋。虽然中央了解“深埋”的困难，但仍决定北京地铁全线深埋于地面150米以下。

    设计中，北京地铁设计处的专家们发现困难远比之前预想的大。根据新的地质勘探资料，北京地下岩层有较厚而破碎的风化层，地铁的实际埋深将超过原来估算的深度。地铁北京站埋深将达到160米，而红庙附近将达到200米。“这样的深度，电梯的长度至少要400米。这种超长电梯，我们根本无法生产。如果遭到破坏，漏水，就更麻烦了。”时任工程处总工的谢仁德老人回忆说。

    后来，设计人员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集中到苏联专家建议的“全线采用防护性结构浅埋明挖”的方案上来。经过严密地计算和比对，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克服了深埋的诸多不利，也同样能达到防护的战备目的。

    1960年5月，北京地铁修建委员会传达了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地铁采用“浅埋明挖”方案的决定。一场关于深埋还是浅埋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

    1960年7月，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但此时，中方技术人员明显感到，修建地铁的核心技术已接触不到。但令人感动的是，很多援华多年的苏联专家并没有像他们的政府那样。他们抛却了政治上的分歧，以一个纯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继续帮助中国进行地铁设计和人才培养。

    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时下马。但自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北京地铁的设计工作并没有丝毫停滞。大批归国留学生和我们自主培养的专门技术人才已经充实到地铁设计的{dy}线。经过几年调整，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好转。1965年1月，时任北京xx司令员的杨勇被任命为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月15日，他与副组长万里、武竞天联名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2月4日，xxx对此直接作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当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市长彭真主持，党和{gjldr}朱德、xxx、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帅亲自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影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原计划地铁要直穿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这三座门的箭楼和城楼，都要拆除。但地铁规划时在正阳门前拐了一个弯，把它让过去了。据说，是因为xxx总理的指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保存了下来。

    与正阳门相比，西郊公主坟就没那么幸运了。为了线路取直，地铁要穿过公主坟。在拆除的过程中人们惊异地发现这座公主坟里竟然真的埋着两位公主。后来这两位公主之一---庄静固伦公主的后人林勤多尔吉在回忆文章中说，公主坟的两座坟墓，东边埋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西边埋葬的是嘉庆的四女儿庄静固伦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死于嘉庆十六年，于是埋在了一起。

    时隔多年，当时参与地铁建设的王梦恕不无感慨地说:“其实地铁线路只要再往旁边偏十几米，就可以把公主坟保住。我们当时保护文物的意识太淡漠了。”

    1969年10月1日，{dy}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总算赶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完成了。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

    1971年，地铁开始售票，票价只要一角钱。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作为xxx“点将”的地铁一期工程统帅，杨勇本人直到1972年才{dy}次乘坐地铁。工程开工不久，杨勇就被“揪”了出来。

    1972年，杨勇打听到自己的老部下安谦还在铁道兵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就请他带领自己乘坐地铁。安谦后来回忆，那一次，他带着杨勇乘了几站地铁，并简单介绍了些情况。杨勇始终兴致勃勃，看得出他很兴奋。

    那时，地铁的主要任务仍是战备。1971年至1975年，因执行特殊任务，先后3次全线停运，累计达398天。

    经过10年的刻苦攻关，地铁技术人员对地铁的供电系统反复试验，1981年通过专家鉴定，认为已经基本解决了地铁主保护系统走电失火的问题。地铁一期工程终于经国家批准正式验收，投入运营。

    此时，距{dy}次提出修建北京地铁，已经过去了32年。

    解密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