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除水旱之害
　　管仲不仅是当时xx的政治家，还是xx的治水专家。他特别强调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兴修水利看作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有一次，管仲与齐桓公一起探讨治国方略，管仲进言道：“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所谓“五害”，即水害、旱害、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就是说，水和旱都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危害{zd0}。治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xx这五种自然灾害，才能确保农业丰收，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安定，国家繁荣昌盛。在我国历史上，管仲{dy}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
　　管仲认为“除五害，以水为始”。水分干流、分枝（支）、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兴利除害，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治理水害必须防范于未然，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应设置水官，选拔对水利工程技术比较熟悉的人员担任。冬季要经常视察河渠堤坝，发现需要维修治理的，要及时向官府报告，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在不妨农时的情况下，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并经常检查维护。汛期堤坝如有毁坏，要把责任落实到人，抓紧修治，官府组织人力支持。遇有大雨，要对堤防加以适当遮盖，在迎水冲刷的危险堤段要派人据守防护。“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从何来？”只要整年都保持牢固不坏，随时防备，祸患就无从产生。
　　关于农业灌溉，管仲认为：“夫水之性，以高就下。”引水灌田要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要引水灌溉高处的农田，就需要在上游修建堰坝等扼水建筑物，为引水创造先决条件。还必须选择渠道的合理坡降。坡度大了，水流过快，会冲毁渠道，甚至剥蚀石头。缓了，水流过慢，又会造成渠道淤积。当渠道通过难以避免的道路、小河或沟谷时，还需要修建多种形式的建筑物，如倒虹管、跌水等。这样，水就可以“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沿着渠道顺着地形向远处的农田流去。管仲还对渠道水流中的水跃和环流两种破坏性的水力现象，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初步认识到水跃现象是由于渠道纵横断面上的局部突然升降造成的。并指出，水跃能够破坏工程，甚至导致“水妄行”的事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对渠道工程的有关水力学问题作出如此明晰的说明，是难能可贵的。
　　管仲主张，水利工程施工民工要从老百姓中抽调，秋季末期就要按人数、土地多少组织施工队伍。不要平均摊派，要分别男女大小，依劳力状况分工。丧失劳动能力的可免其劳动。有病不能干活的可算病假。不能出全工的，可出半工。被征派治河的，可代替服兵役，并造册上报官府。冬天就要备好筐、锹、板、夯、土车、防雨棚车和食具等用具。工具数量要合理搭配，以利组织劳力，提高工效。同时要留有储备，以便替换被损坏的工具。工具都要经过水官和地方官吏共同检查，防止虚报或滥竽充数。除备好施工工具外，还需备好柴草和埽料，以作夏秋防汛之用。为了严格督促，还要建立一套奖惩制度。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合力投入到治水中去，并做到有备无患，常备不懈，万无一失。
　　针对齐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组织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季节应是夏历春季。因为“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裂之时也”，这时土料含水量比较适宜，容易夯实，工程质量有保证。而且这时“山川涸落”，处于枯水时期，可以把河床滩地上的土取来筑堤，既起疏浚河床的作用，又可以节约堤外的土源，以备夏秋防汛抢险时有足够的土料。再者，从农事来说，这期间“故事已，新事未起”，是农闲季节，且昼长夜短，气候适中，要利用这个大好季节兴修水利，构筑堤防。而其他季节则“不利作土功（工）之事”。两千多年前，管仲提到的一些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应用。
　　管仲还对城市水利作过专门研究，有着十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选择都城或城市的位置，不要很高，以免造成取水困难；也不要太低，以减少防洪排涝的工程量。良好的水利环境对于城市建设必不可少。既要拥有足够的水资源供应，又要具备良好的防洪条件。城市建设布局要因地制宜，视地形和水利条件而定，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建筑模式。

　无商不富，经营女闾
　　齐国在管仲的辅佐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齐国的鱼盐、铁器、蚕丝等业都很繁盛，故齐国可藉商业的力量，在国内操纵农民的生活，在国外支配黄河流域。管仲对于农商关系、价格问题、统制政策、国营事业、兵农制度，都进行了全面探讨。管仲通过《管子·轻重篇》一书，所阐发的以轻重之术治国的方略，主张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治理国家，与商鞅、韩非主张通过封建专制国家法令治理国家也显有不同，管仲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在商业政策上，管仲认为，一方面要防止豪强过份垄断市场；另一方面，管仲提倡重视商业经济发展，他取消关税，在道路关卡不对商人的行旅货物征税，在市场上，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而没有其他诸如营业税、牌照费等苛捐杂税，给商人以优惠政策，营造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
　　他主张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提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和调节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xx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是中国古代蓄“家妓”、“奴隶娼妓”之始。管仲任齐相后，设立“女闾”，相当于国家设立妓院。其设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淫乐，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dy}，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让一些有需要的男子可以有发泄的地方，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女闾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这种想法与做法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大胆的。
　　通过实施以上一系列措施，齐国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为齐国的称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收购活鹿，削弱楚国
　　管仲或许称得上世界上{dy}个发动“经济战争”的高手。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人”，一心想如何削弱楚国。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不是齐国轻易能削弱得了的。齐桓公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就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8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2000万钱去楚国大肆收购。楚王听说后，高兴地对其令尹(宰相)说：“金钱是人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儿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作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20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200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即使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
　　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也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放下手头的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可这时，管仲却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5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5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5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有收割，楚国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
　　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3年后向齐国屈服。
　　齐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