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体会。

我在家种过地。以种小麦为例，你从种子站购买来优良品种，种下去的头一年，品种的优良性能展现无遗，要么穗大，要么抗病，要么抗倒伏。你把收上来的麦子作为来年的种子，连续几年后，小米的优良性能全部丧失，这时你需要购买新的品种。农民有句话，叫做好种不过三。

我也栽过树。 从一棵老树的根上发出的芽，你如果任其发展，这株树芽长势不旺，很难长成大树。你把它挪走，栽到新的土壤里，它才有可能成材。农民有句话，叫做老根上的芽长不旺。都说人挪活，树挪死，其实不然，人和树都需要挪，才能活。

我养过牲口。经验告诉我，圈养在一个地方的一定数量的牲畜，如果任其自由繁衍，自由交配，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圈子里的牲畜血缘越来越近，变成了近亲繁殖，而近亲繁殖的结果，就是物种退化，甚至丧失了繁殖能力。这时你必须引进别的牲畜，给圈养的牲畜补充进新鲜血液，牲畜才能繁衍下去。

一个自然村落，有大姓人家，有小户人家，又早来的家族（可不可以称之为土著？），也有后来的外来户（倒插门的，过继来的，领养的，等等）。而家族的兴衰，似乎沿袭着这样的规律：一个家族，经过一段时间的兴旺发达，发展成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接着就衰弱了，其子孙再也兴盛不起来。农村有句话，叫做四世而衰。也有人说是富不过三代。而在外来户中，却往往有那么一两支要兴盛起来，最终取代原有的大姓，成为村里的望族，然后它也衰弱，并最终让位于更新的外来户。我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至今仍依稀保留的是村里{wy}的那幢破砖楼，和那座破落的大宅门，这在当时全部是三间土胚房的村里，显得是那么的神秘。长大后才明白，那是我村刘家兴衰的见证。听老人讲，在刘家兴盛之前，迟姓曾一度繁荣，现在村里迟姓人家仅有几户。再往前则是萧姓的天下，现在村里萧姓人家已经绝迹。长大后，走街串巷中，我发现周围村庄的情况与我村的情况一模一样。我至今依旧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问什么外来户最终会超越原居民？农民有句俗话，叫做异支总要胜过正支。

一个村子，一个家族呈现这样的兴衰规律，那么一个大的群体，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是否也是这样的呢?仔细研究中国的历史，发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同样沿袭着这样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的嫡系诸侯国，一个个腐朽不堪，而周人眼中的外来人，蛮人，则占据上风，并最终取而代之。汉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到了两晋和之后的南朝，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腐朽，最终又被蛮人所取代。唐人在兴盛过后，萎靡至今，中间曾数度被蛮族征服。

蛮人为什么会最终征服所谓的文明世界呢？因为后期的文明世界太腐败了，即使蛮人不打他，他自己内部还要互相打，直到打得自己奄奄一息，爬不起来为止，这种事曾发生在汉人身上，最典型的就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而蛮人则没有诸多的社会问题，没有三叩九拜，山呼万岁的繁文缛节，没有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因为蛮，当然也不会有石崇与王恺争豪的豪迈气魄，这时的蛮人，是一种进步力量的代表，而此时的文明人，则xx成了腐朽与落后的象征。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最值得学习的一段历史，就是两晋南北朝史，它可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腐朽，知道一个一度空前强盛的民族是如何走向死亡的，并从中得到启发。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发生了周人的消亡历程，但历史久远，显然不如两晋南北朝史记载得详细。

再放眼看看世界。一个不争的实事是，历史上所有的民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昌盛之后，其嫡系后代，没有一个能够复兴的，有的甚至灭绝，如古埃及，希腊，罗马，巴比伦，印度，阿拉伯，蒙古，吐蕃，突厥，甚至于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在同一地区，有时会先后出现不同的强盛政权，但两者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如汉人与唐人。今天的埃及，实际上是阿拉伯人的政权，与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没有血脉关系。有些强盛政权虽系同一民族人建立，但政权建立者之间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彼此独立，如东突厥汗国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完颜金国与爱新觉罗清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拥有共同的祖先而已，从远古的角度讲，所有的人类都源于共同的祖先。

一个民族的兴盛期，短则一百年，长则三百年，但没有能够超过三百年的。人有生物钟，民族似乎也有。几百年过后，民族就要衰老，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不管它是海洋的，还是内陆的，也不管它是xx的，还是统一集权的。人衰老的{dy}步，就是免疫系统的衰老，免疫功能下降，各种病就来了。民族衰弱的{dy}步，就是诚信与道德系统的衰败，社会丧失了诚信，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相互信任，你防备着我，我防备着你，各种社会问题就应运而生，而问题还很难解决。为什么难以解决？公检系统，司法系统，监督系统等是用来防范社会出问题的，可这些系统本身出了问题，如同人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例如艾滋病），问题自然很难解决。这也就是历史上一个个强盛的群体最终走向衰弱的根本原因。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该文所提到的民族一词，仅仅是指民族的自然属性，把它当作一个生物群落来加以讨论，并不涵盖着政治和社会学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考虑文化认同等诸多的其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