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父亲调离海南时，全家在海口市合影。（前排右一父亲罗文洪，左一母亲黄秀珍，后排左一罗玲，后排中罗雄，后排右一罗琼）

父亲离开我们17年了，17年来，他的言行品德、音容笑貌，却时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既像老电影里的镜头，又像依然色彩鲜明的昨天……

                     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父亲原名周崇和，因受国民党政府通全省缉捕，经党组织同意更名罗文洪。1920年2月19日，父亲生于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家中父母、兄姐共6人，二位兄长英年早逝，姐姐出嫁，父母一直希望他学业完成后回家继承祖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合浦的进步师生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分别成立“合浦民众抗日后援会”、“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当时还在念小学的父亲在进步老师的教导下，发动高年级同学进行义卖（卖花）、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积极参加合浦爱国师生所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秋，父亲考入省立廉州中学。在校直至1938年高中毕业期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正走向高潮，父亲更是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1933年，父亲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艺宫社”、“读书会”，开始系统地学习并接受马列主义理论，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追求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在此期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廉中学生战时服务团”团长、“平民夜校”校长等职务。这一时期，在他和许多进步师生的努力推动下，廉州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1938年秋，父亲高中毕业后考入勷勤大学法商学院。开学不久，国民党十九路军师长张炎将军出任南路特别守备区副司令兼十三区游击司令，后兼任广东七区行政专员。我党为了同张炎建立统战关系，选派党员、同时动员大批进步青年大力帮助张炎建立抗日武装。父亲服从组织安排，放弃大学学业，临时到廉江菁平小学任教务主任，参加我党建议张炎成立的“七区乡村工作团”，在工作团中接任电白县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随着地方武装、学生运动和统战活动等工作的深入开展，1939年，张炎决定成立“七区学生军总队”（简称学生队），父亲所在的电白县工作队扩编为第四中队，他改任副中队长兼支部书记，后任电白县中心支委书记，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

当时，为了揭露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罪行，继续坚持团结抗日路线，党组织决定，在1940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统一行动，散发《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传单。正当父亲散发、张贴传单时，与华侨服务团一位姓文的同志一同被反动驻军无理逮捕，递解至高州关押。父亲在被关押的3个多月里，立场坚定，据理力争，为了不暴露组织，不让张炎受牵连，顽强地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坚持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合理性，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利用“周、文事件”一箭双雕的阴谋。{zh1}，在张炎的默许下，党组织秘密安排父亲半夜越狱，国民党顽固派无可奈何，只好通令全省缉捕父亲和文同志。

父亲越狱后到了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市），特委书记周楠同志接见了他，表扬了他在狱中顽强斗争的精神，并与父亲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及今后的去向。当时，父亲曾向党组织提出到延安学习、参加抗战的要求，但自广州、武汉沦陷后，去延安的交通已很困难，出于安全考虑，党组织决定派他到海南岛参加敌后游击工作。

二、与人民同患难，拼热血固琼州

面对艰难多变的局势，父亲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在中共琼崖特委与南路特委的交通员陪同下，于1940年7月偷渡琼州海峡，穿越日寇重重封锁，进入琼崖独立总队西线抗日根据地——美合地区。在这里，冯白驹总队长接见了父亲，并代表海南特委欢迎他来海南工作。因言语不通，开始时父亲被安排在《抗日新闻》、《军政杂志》、《战斗生活》、《每周时事》等报刊当编辑、主编。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发动了“美合事变”，进攻美合根据地。琼崖特委决定主动撤出美合，同时成立“中共美合根据地留守处特别支部委员会”，父亲任支委书记，继续留守，坚持斗争。不久，日寇入侵美合，父亲与他带领的18位留守成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重建民兵，建立农村党支部和乡级抗日民主阵地，开展美合地区的抗日战争，机智地反击日寇的扫荡。经过近4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父亲完成了特委交给的留守任务，顺利地将美合地区党政组织完整地移交澄迈县委领导。

1941年，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派人到南路特委汇报海南斗争情况，并购买军需用品。父亲认为自己对南路情况熟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于是主动请缨前往。他当时还是国民党在全省通缉的“在逃犯”，一上路，随时都有被缉捕“归案”的危险。但他说：“一个党的干部，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对工作是否有利，哪能计较个人的安危！”父亲满腔热血，凭着机智，突破重重关卡，到达南路汇报完情况后，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军费的基本情况，与所需购买的军需品相比，他手中的资金严重不足。此时，他返家动员他母亲变卖首饰，用变卖首饰换来的钱购置军需用品，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侵琼日军在投降前夕，曾要求面见琼崖纵队领导人。为了弄清对方的意图，冯白驹同志派父亲作为代表与日军大佐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父亲不卑不亢，旗帜鲜明地陈述我琼崖纵队的立场，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军所谓“维持地方治安”的荒唐要求，敦促他们早日投降。通过这次谈判，我军弄清了日军的真正企图，为下一步与盟军谈判、顺利进行受降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7月，父亲随琼崖纵队庄田副司令，穿过敌人封锁线，从香港乘船经上海赴南京梅园新村30号的中共中央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副主席xxx和邓颖超等领导同志汇报海南的情况。根据中央要求，父亲执笔写下《自日军侵琼以来琼崖斗争的具体情况》（以下简称《情况》），汇报了琼崖抗战6年多来的艰难历程。《情况》经周副主席审阅后转报xxx。这些材料现保存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同年11月，父亲几经周折，返回琼崖根据地，带回了周副主席对海南工作的指示及周副主席拨给琼崖纵队的8000元美钞。

父亲在琼崖纵队参加抗战10年多，始终系民于心，与海南抗日将士、民众同仇敌忾，身先士卒，誓保琼州，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先后担任过{dy}、二总队政治委员，琼崖东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区地委书记、专员，琼崖独立总纵政治委员，琼纵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琼崖党委政治部副部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率领xx开展抗日战争，扩大抗日队伍，粉碎日寇的“蚕食”扫荡，打击国民党顽敌，做好支前，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等工作，为海南岛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建国后历任海南团委书记，海南区党委秘书长，海南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海口市市长，海南财务办主任，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海南松涛水利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海南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常务副组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1975年调离海南，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调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三、一生忠于党，清风两袖朗

父亲一生革命，正气凛然，实事求是。

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反地方主义、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无论受到撤职处分还是批判斗争，他都能坦然地面对，从不以个人的恩怨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决不能随波逐流。”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没有在政治高压下颠倒是非地说过不负责任的话，更没有向极左路线的诬陷迫害低头屈服。他始终坚信：“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父亲一生“对工作高标准，对生活低要求”。在海南35年，他担任过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较长时间主要负责农林水战线工作。为了加快海南的农业建设，他走遍了海南每一个乡村小镇，实地调查研究，亲身指导工作。特别是建设松涛水库的12年中，他与数万名松涛水库的建设者同甘共苦，住草房，顶烈日，始终战斗在{dy}线。松涛水库建设初期，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肩负重任，工作艰苦，身体严重透支。因疲劳和睡眠不足，患了严重的偏xx，为此，他的衣袋、工作包里常备“撒烈痛”，xx发作时吃一粒，痛得厉害时吃二粒。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原本被海南干部戏称为“壮丁”的父亲，由于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体重下降了20多斤，并患了水肿病和肝炎，即便如此，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松涛水库的建设，从调查、筹备、动工到建成验收，父亲参加了全过程；水库的建成对海南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父亲和广大的松涛水库建设者们共同做出的贡献。

父亲一生正气凛然，两袖清风，参加革命几十年，始终清正廉洁，是颇有口碑的。他出差从不领取出差补贴；国家规定的假期，也从未申请休过；公家配给的专车，他也立下规矩，不许家人沾光或搭顺风车。1973年，父亲调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在办完调任手续后，他主动提出退出原海南行署配与他的房舍（4房1厅独立小院），而调至一套仅20多平方1房1厅的套间。当时此事遭到全家的反对，很长时间我都无法理解和原谅父亲。由于他这样的决定，在全家团聚时，弟弟妹妹只能打地铺。父亲说：“房子是国家按我的职务配置的，我调离了，就应该调整，做人做事，公私一定要清楚。”父亲就是这样，严于律己，从不谋一己之私。在工作面前，他一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毫无怨言；在各种困难面前，他总是迎难而上，把圆满地完成党所交代的任务当成自己的使命；在利益面前，他从来都是让自己吃亏，不会让国家、集体、他人受损失。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他爱写作、写诗、练字，这几乎是他工作繁忙之余的娱乐。1986年离休后，父亲便积极地撰写革命回忆录。他撰写的回忆录有《峥嵘岁月》、《海南琼崖纵队斗争》、《东江纵队南路对敌斗争》、《广西合浦学生运动抗日救亡活动》等共计50多万字，记录他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段史实，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史料。

回首往事，几十年在父亲身边的生活，让我见证了父亲的人格和品德，父亲用一生，实践了“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一腔热血撒人寰；对党忠诚，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显忠魂”的承诺。

正是这种言传身教，为我们确立做人的基本原则——这是他{wy}留给我们的财富。

17年来，我心里那份深深的怀念，永远属于——我的父亲罗文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