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疫苗之后：如何解困公众信任危机
——学者xx“问题疫苗乱象”：
本报讯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长篇深入报道，该报道掌握了大量证明山西省疾控中心存在高温暴露疫苗、官商合谋垄断疫苗市场等问题的证据，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于几十名接种疫苗的患儿致死致残在时间上关联度甚高，不排除存在内在相关性的可能。相关报道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其让人震惊与愤怒的程度，绝不亚于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本报请到几位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就此事件畅谈各自的观点。
王岳（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
杜绝“公益”与“私益”相捆绑
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逐渐被竞争和效率观念所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左右社会行动的重要力量。关注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产业化”和“市场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怕的是，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本应以公益性为先的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传染病防控工作，并未在这场“产业化”和“市场化”大潮中侥脱被冲击的命运。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明确将{dy}类疫苗（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的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疫苗）分开设立管理制度，正是出于对{dy}类疫苗的公益性和第二类疫苗的市场性的考量。然而这本“好经”却被地方的“歪嘴和尚”给唱歪了。如有的地方疾控部门将{dy}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捆绑，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和职责与市场经济效益捆绑对外寻租，再加之缺乏严格的招标制度保障，自然有好利者对疫苗接种市场趋之若鹜。正是由于这种“公益”与“私益”的捆绑，地方上出现“公益”萎缩而“私益”泛滥导致不正常现象，最终受损的是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所以必须要坚持国家计划免疫{dy}类疫苗的公益性，必须将其与私益的第二类疫苗进行物理分割。
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不仅没有做到如胡耀邦同志所要求的“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反而官僚作风十足，高高在上，将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歪解为个人、群体、单位和行业的致富宝典。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粉饰太平，彻查违法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国家计划免疫之信任基石！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问题疫苗”凸显独立监督体系缺席
山西和江苏等地出现问题疫苗的事件被曝光之后，众多评论者对之进行了反思。有人对问题疫苗的制造者进行了严厉的道德审判，也有人因此呼吁中国的防疫体系应该彻底回归公益。我认为这些评论虽然击中了问题的某些要点，但并未揭开事件所暴露的体制性问题：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的缺席。
出问题的疫苗属于二类疫苗，可以由企业经营，但必须由国家xx部门审批签发。据报道，正是这种规定为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企业、部门、人员提供了获得不当利益的机会。《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疫苗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权在药监部门。落实到二类疫苗范畴，各地管理的主体是基层疾控部门。在二类疫苗市场放开之后，恰恰是这些基层疾控部门将此类疫苗的接种“当作了主要营收之道”。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寻租现象并非仅仅是某些基层疾控部门的个别行为，还发生在部分省级疾控部门乃至更高的权力机构。“山西疫苗事件”中，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据说就具备深厚的权力背景。后者利用自己在北京的人脉，专门为山西省的相关疫苗贴（合格）标签，并因此获得一定百分比的回报。经过上述复杂的运作，对疫苗的监管就xx隶属于权力机构及其利益群。而事实是，单凭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管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悲剧的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在问题疫苗事件中，并非没有试图说出真相者。但是，隐藏在问题疫苗事件背后的权力体系业已形成密集的网络，遮蔽、排斥、压制不符合其利益的声音。对于这些特殊的权力部门，公众本来寄予{zd0}限度的希望和信任，但他们却给公众以巨大的伤害。
问题疫苗事件再次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只要不允许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存在，公众就只能寄希望于权力体系的自律，而这无疑是靠不住的。要走出这种权力独大造就的困境，就必须引入和完善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取信于民的{zj0}方式是让民众直接监督权力。假如存在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让说真话者一开始就能够发声，让正义的力量在问题出现时就能伸张，那么，许多原本鲜活的生命本可以保住。直面问题疫苗事件暴露出的体制性欠缺，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恐怕是我们纪念逝者的{zh0}方式。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公开执政：一直在路上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调查，顶住各方压力，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长篇深入报道，揭开了当地在这方面的种种乱象。尤为可贵的是，在报道之后记者态度冷静，将调查资料提交至国务院，请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并认真核实。同时，在该报道引发举国关注和热议时，依然能保持冷静，同政府一直保持开放的合作态度。王克勤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同样也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对记者的前期调查予以支持，而且在报道发出后也积极主动地回应各方质疑甚至压力。这样的媒体才真正是符合时代需要的，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其次，相较而言，疫苗事件曝光后，当日下午该省有关部门即作出回应，称“山西省未接到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当晚，该部门再次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相关部门这时候不是立即展开细致调查，给公众一个交代，反倒是急切抛出结论，撇清责任，与报道此事件的媒体相比较，其对待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可谓令人心寒，更令人愤怒！
温总理多次强调的政府重大施政应保持公开性，从这次事件看来，很多地方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应该对政府机构的运作进行更为认真细致的改革，从政策上保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落实和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具有公共服务的职能，虽然从效率角度出发，其中的部分产品可以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但前提是，市场化的部分一定要事先制定严格的方案、条例，确定责任和义务；应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一旦出现问题，相关责任方就无法推卸责任。
——学者xx“问题疫苗乱象”：
本报讯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长篇深入报道，该报道掌握了大量证明山西省疾控中心存在高温暴露疫苗、官商合谋垄断疫苗市场等问题的证据，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于几十名接种疫苗的患儿致死致残在时间上关联度甚高，不排除存在内在相关性的可能。相关报道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其让人震惊与愤怒的程度，绝不亚于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本报请到几位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就此事件畅谈各自的观点。
王岳（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
杜绝“公益”与“私益”相捆绑
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逐渐被竞争和效率观念所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左右社会行动的重要力量。关注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产业化”和“市场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怕的是，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本应以公益性为先的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传染病防控工作，并未在这场“产业化”和“市场化”大潮中侥脱被冲击的命运。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明确将{dy}类疫苗（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的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疫苗）分开设立管理制度，正是出于对{dy}类疫苗的公益性和第二类疫苗的市场性的考量。然而这本“好经”却被地方的“歪嘴和尚”给唱歪了。如有的地方疾控部门将{dy}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捆绑，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和职责与市场经济效益捆绑对外寻租，再加之缺乏严格的招标制度保障，自然有好利者对疫苗接种市场趋之若鹜。正是由于这种“公益”与“私益”的捆绑，地方上出现“公益”萎缩而“私益”泛滥导致不正常现象，最终受损的是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所以必须要坚持国家计划免疫{dy}类疫苗的公益性，必须将其与私益的第二类疫苗进行物理分割。
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不仅没有做到如胡耀邦同志所要求的“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反而官僚作风十足，高高在上，将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歪解为个人、群体、单位和行业的致富宝典。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粉饰太平，彻查违法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国家计划免疫之信任基石！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问题疫苗”凸显独立监督体系缺席
山西和江苏等地出现问题疫苗的事件被曝光之后，众多评论者对之进行了反思。有人对问题疫苗的制造者进行了严厉的道德审判，也有人因此呼吁中国的防疫体系应该彻底回归公益。我认为这些评论虽然击中了问题的某些要点，但并未揭开事件所暴露的体制性问题：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的缺席。
出问题的疫苗属于二类疫苗，可以由企业经营，但必须由国家xx部门审批签发。据报道，正是这种规定为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企业、部门、人员提供了获得不当利益的机会。《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疫苗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权在药监部门。落实到二类疫苗范畴，各地管理的主体是基层疾控部门。在二类疫苗市场放开之后，恰恰是这些基层疾控部门将此类疫苗的接种“当作了主要营收之道”。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寻租现象并非仅仅是某些基层疾控部门的个别行为，还发生在部分省级疾控部门乃至更高的权力机构。“山西疫苗事件”中，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据说就具备深厚的权力背景。后者利用自己在北京的人脉，专门为山西省的相关疫苗贴（合格）标签，并因此获得一定百分比的回报。经过上述复杂的运作，对疫苗的监管就xx隶属于权力机构及其利益群。而事实是，单凭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管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悲剧的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在问题疫苗事件中，并非没有试图说出真相者。但是，隐藏在问题疫苗事件背后的权力体系业已形成密集的网络，遮蔽、排斥、压制不符合其利益的声音。对于这些特殊的权力部门，公众本来寄予{zd0}限度的希望和信任，但他们却给公众以巨大的伤害。
问题疫苗事件再次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只要不允许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存在，公众就只能寄希望于权力体系的自律，而这无疑是靠不住的。要走出这种权力独大造就的困境，就必须引入和完善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取信于民的{zj0}方式是让民众直接监督权力。假如存在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让说真话者一开始就能够发声，让正义的力量在问题出现时就能伸张，那么，许多原本鲜活的生命本可以保住。直面问题疫苗事件暴露出的体制性欠缺，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恐怕是我们纪念逝者的{zh0}方式。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公开执政：一直在路上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调查，顶住各方压力，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长篇深入报道，揭开了当地在这方面的种种乱象。尤为可贵的是，在报道之后记者态度冷静，将调查资料提交至国务院，请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并认真核实。同时，在该报道引发举国关注和热议时，依然能保持冷静，同政府一直保持开放的合作态度。王克勤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同样也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对记者的前期调查予以支持，而且在报道发出后也积极主动地回应各方质疑甚至压力。这样的媒体才真正是符合时代需要的，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其次，相较而言，疫苗事件曝光后，当日下午该省有关部门即作出回应，称“山西省未接到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当晚，该部门再次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相关部门这时候不是立即展开细致调查，给公众一个交代，反倒是急切抛出结论，撇清责任，与报道此事件的媒体相比较，其对待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可谓令人心寒，更令人愤怒！
温总理多次强调的政府重大施政应保持公开性，从这次事件看来，很多地方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应该对政府机构的运作进行更为认真细致的改革，从政策上保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落实和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具有公共服务的职能，虽然从效率角度出发，其中的部分产品可以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但前提是，市场化的部分一定要事先制定严格的方案、条例，确定责任和义务；应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一旦出现问题，相关责任方就无法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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