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副市长的承诺未能阻止拆迁，也正说明人治并不可靠，解决问题还得依赖法治途径。症结在于，“野蛮”拆迁的真正根源，恰恰正是法律疲软。

    按理说，拆迁活动直接涉及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应该在公正、公开、透明的状态之下进行，充分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确保被拆迁人对拆迁程序的参与权，至于中介评估、公开听证、复议维权等“一个都不能少”。可事实却是，各种合法程序在骑楼拆迁前被虚置，拆迁方在无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以及勉强张贴“批前公示”、扩大拆迁范围等，用既成事实来逼迫居民就范。

    我国已经进入法治社会，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问题。《物权法》也有“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但由于相关条款不够坚强有力，仅有相关主体应该怎么做，没有具体的程序或细则，更缺少违反规定怎么办，缺少可操作性的“罚则”。法律的假定、处理、制裁三段逻辑结构xx无缺，才能充分显示法律威力，可《物权法》相关条款却是短腿的，仅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因而公民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证。

    即便备受质疑的《拆迁条例》，非法拆迁也是不被允许的。《拆迁条例》第34条明确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可是，由于政府与开发商存在着利益同盟，彼此心照不宣，根本不拿这样的法律规定当回事，公民又没有相应的法律启动权。以至于非法拆迁、强制拆迁屡见不鲜，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案例来校验。甚至，即便拆迁引发的风暴未曾停止过，并没有官员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大多数还因为作风果敢而受到提拔重用。

    应该承认，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作为文本的、静态的法律已日臻完备，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很多软法仍停滞在初级阶段。一方面，涉及公民权利、权益的条款往往空洞无物，模糊性太高，成为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即便有些刚性条款，却又缺乏“法之必行”的保证措施，法律规章的xx荡然无存。特别是在非法拆迁中，公民的救济渠道并不通畅，很难通过正常程序阻止野蛮脚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着拆迁人员的面，在烈焰中被烧焦，就是法律疲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剑侠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