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锡母的讨论

    锡母即母钱的观点之论证始见于40年代创刊于上海的《泉币》所载之《锡母之探讨》一文（下简称《探讨》）。此后，锡母即母钱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似成定论。本文将主要讨论《探讨》的两个基本论据，以证明锡母即母钱的论点不能成立，并给出锡母非母钱、实为夹锡钱之样钱的逻辑证明。

                           一  《探讨》的基本论据   

    《探讨》在论证锡母即母钱时提出了如下两个基本论据:     

         (一)《山堂考索》谓，大观二年宋乔年言诸路钱监现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令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五文足，漉铜样五文足。

         (二)《天工开物》载明铸钱法谓，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

         据以上二书，则知宋明铸钱，皆用锡母。”[1]

下面, 我们将把引文(一)称为论据一，把引文(二)称为论据二。我们将证明此二论据无法成为锡母即母钱观点的论据，因而锡母即母钱的论点不能成立。               

      二  “锡母”实指样钱   

论据一所据版本迄未查到, 我们将依据《四库全书》影印本进行讨论。《群书考索》卷60载：

       大观二年，开封尹兼提举京畿钱监宋乔年言：“检准近降朝旨，诸路钱监见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今勒崇宁东监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足，纽计到逐等本钱，内乌背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按:以上九个字均为讹字] 有零，每人日铸435文，漉铜钱每贯963文有零，每人日铸 716文, 官兵请给不在此数。”诏乌背赤仄工力稍大致亏，户部上供之数可以漉铜钱下诸路，令依样铸。 ( 长编 ) [2]              

据笔者管窥所及，这是宋代文献中{wy}述及锡母的史料。它源于宋代史学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据文献学家考证，章氏当时备有《长编》完帙[3]， 故这一史料的可靠性勿庸置疑。但是，史料中的文字明显有误，即“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9 字文理不通，应首先校勘。由上述史料语义分析可知，乌背钱为乌背赤仄钱的简称。由于人工耗费过多(即 “工力稍大”，“稍”在此语中有“甚、极”等义) 导致乌背钱亏损，而铸制漉铜钱尚不亏损。因此，引文中的“每贯”指足贯，非指省贯。宋氏以足贯计算成本显系为了便于计算和说明问题。正因为如此，宋代文献史料中的铸钱成本多以足贯及其类似者计算、表示与说明[4]。既然“每贯”指足贯，那么乌背钱的每贯成本要超过1000文。限于资料，其成本的具体数字无法推算出。据蔡绦《国史补》、《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四月乙丑记事、王禹称《小畜集》卷17“江州广宁监记”等文献记载约略推算，大观小平乌背钱每贯成本为1100文左右。因此，史料中的9个错字应改为“每贯一千×百×十×文”，或者“每贯一千×十×文”。                       

    在校勘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史料的语义分析就没有障碍了。  

    宋乔年言事的{dy}句说的是，大观二年朝廷改变铸钱料例，于是令崇宁钱监以新颁之料例另行铸制样钱，以规范各路钱监的料例。若非如此，则朝廷不会令崇宁监另铸样, 因为，史料明载大观元年已经开始铸造大观小平钱( 如永丰监铸乌背赤仄大观小平钱)[5] 。 可见另铸之样是用新颁料例铸的样钱。所述之“别铸样”是由料例更易引起的。于此, “别铸样”只有两种解释:  一是“另外铸样”,  一是“分别铸样”，舍此无它。既然如此，所铸之“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足”则皆为样钱，亦即，锡母为所铸三种样钱之一。           

    史料所称“纽计到逐等本钱，内乌背钱每贯一千×百×十×文有零”中的“逐等”为  “逐类”、“各类”之意 (请参见商务印书馆《辞源》有关条目)。 在古今汉语中，“逐”在表达“依序”同时也表达非确定数量概念，但它只能表达“三”及其以上的数量对象。在含“逐等”这一句子中，它不表达“依序”概念，而只表达非确定数量对象概念。由于语境的规定，它所表达的只是“三类钱”概念。因此，“纽计到逐等本钱”说的是，宋乔年“核算了三类钱的本钱”，即核算了锡钱、乌背、漉铜三种钱的铸造成本。宋乔年向赵佶只汇报了“内”中乌背和漉铜两种钱的铸造成本，这不是因为锡母不是样钱而是母钱，无需汇报，而是因为锡母类钱是另外一种不需汇报成本的钱。这类钱就是夹锡钱，而锡母是夹锡钱样钱的一种特殊称谓。夹锡钱本轻利重，朝廷内外人皆晓之，显然无需详细汇报，以待审批。 

    那么，如何证明锡母是夹锡钱的样钱呢？ 

     三  锡母是夹锡钱样钱

    由史料的语义分析可知，锡母为样钱无疑。众所周知，宋代不曾铸造锡质的流通货币，虽然在宋代的文献中“锡钱”一词屡有所见。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两宋钱币进行了统计: 至1995年止，科学发掘出土的宋钱共 110批，约35万公斤，包括铜铁铅三种钱币，其中铅钱 3枚，但无锡钱被发现[6]。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宋代铸行锡钱，更没有在大量出土的实物中发现锡钱，这充分证明，宋代未铸行锡钱，因而锡母这种样钱不可能是锡质行用钱的样钱。宋代文献中，与“锡”字相涉的钱币名词有“锡钱”、“锡铁钱”、“铁锡钱”、“夹锡铁钱”、 “铁夹锡钱”、“夹锡钱”[7]。这些名词指谓的是同一种钱币，即所谓的“夹锡钱”。因此，锡母只能是所谓的 “锡钱”即夹锡钱的样钱。     

    既然是样钱，为何称“母”？凡由之而生者, 皆曰为母。样钱为铸钱规范之体现者，而行用钱为依样铸造者。就此意义而言，样钱为母，为源，行用钱为子，为流。正因如此，明清两代文献中也有称样钱为母钱者。天启六年工部尚书游凤翔覆言中提到: “以后外省铸局均宜遵照户工两部母钱如式铸造，违式者重加惩罚。”[8] 清鲍康在《大钱图录》中说:“以后开铸,则悉用母钱印范。颁发各省者亦谓之母钱，外省进呈者为样钱。”由此可见，称样钱为母钱事非独宋代所有。可以认为，明清的这种称谓可能源于宋代的锡母这一特殊的命名表述方式。         

    于此顺便讨论《开元通宝钱的铸法》一文作者为《探讨》所补充的论据──《宋史》中关于锡母的记载[9]。《宋史》载: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 8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

    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10]  

论者认为，“锡母一词的出现，适足为高氏所论[即《探讨》一文]增一佐证”。此说基于对上述引文中的脱漏问题等缺乏正确的判断，因而造成了对“锡母”一词的错误理解。一些学者已正确指出，“每缗……又半之”之前有脱漏，此铸料为一般当十铜钱(当为崇宁4年之前的当十铜钱)之料例，而非夹锡钱之铁锡料例[11] 。 从引文的背景看，前二句记述蔡京罢相之前推行、铸造夹锡钱和当十钱的情况，第三句记述的是，大观元年京复相后继续推行铸造夹锡和大钱的情况。此句决不能理解为仅仅推行、铸造夹锡钱，因为“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分句隐含着“非产铜地不可任意兼铸小平钱，只能铸大钱”的语义信息。因此，“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中即包括大、小铜钱和夹锡铁钱两类钱之样钱, 以“钱式”指称大小铜钱之样钱，以“锡母”指称夹锡铁钱之样钱。在这里应该指出, 有学者对上述引文内容的理解是，将“每缗用铜8 斤┅┅又半之”句中的“铜”判定为“铁”字之讹误，然后将大观元年颁降之“钱式”理解为夹锡铁钱的样钱，将“锡母”理解为母钱。这种理解与“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一句在语义上相冲突，或者至少说，颁降夹锡铁钱的样钱及母钱与只有产铜地才可任意兼铸小平钱的朝令 (此令说明允许兼铸的小平只能是铜质小平钱) 二者在语义上是毫不相干的。显然，前述学者的理解欠妥。还有学者作如是理解: 将上述料例理解为所谓铜夹锡钱的料例，然后将“钱式”理解为铜夹锡钱的样钱，“锡母”理解为铜夹锡钱的母钱。如此，“降钱式及锡母”便可与“若产铜地……”一句统一而无冲突。但是，将“每缗用铜 8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作为铜夹锡钱之铸料来理解，这又与其前的“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相冲突，亦即，按此料例铸铜夹锡钱每枚重10.6克 (依崇宁四年火耗率8.33％计算)， 用此一枚夹锡钱当两枚铜质小平行用，这不仅无法为广敛民财的蔡京所为，而且与唐宋明清货币史相冲突，因此也是一种欠妥的理解。上述的语义分析表明，《宋史》中的锡母之所指只能是样钱而不可能是母钱。下面，我们将据铸造工艺学、金属材料学、化学史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进一步论证锡母的非母钱性质。         

                           四  锡母非母钱性质的分析  

    作为铸造工艺装备的母钱 (铸造工艺学称之为模样) 是用以制作钱币铸型之型腔的模样。模样的制作在材质方面是有严格要求的。若生产单件或数量很少的铸件，其模样对材质的要求并不高。若以实体模样铸造一件或少量的并不复杂的铸件，则可以木、塑、锡、铅等低强度、低硬度的材料为之。但是，铸造大批量的铸件时必须考虑模样的寿命问题，因为这涉及到铸造成本。众所周知，宋代钱币铸额极其巨大。因此，母钱制作的材质是钱币铸造生产管理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模样的寿命主要地决定于模样制作材料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等物理性能和造型方式 (手工或机械造型)。 材料的硬度与耐磨性成正比，一般讲，材料的硬度愈高，在摩擦时被磨损量愈小，故材料的耐磨性愈高[12]。铜合金的硬度一般约为布氏硬度 HB60[13] ，以其制作的模样之寿命(即使用次数)约15万次至20万次[14]。  这是现代机械造型条件下模样寿命的理论数据。一般认为，在手工造型的情况下，模样的使用寿命为机械造型条件下的 1／10[15]。宋代的钱币铸造砂型，虽在《游宦纪闻》一书中被称为“砂模”，但与现代铸型仍有较大差别，即其含砂量低于现代砂型，含泥土量高于现代砂型。尽管泥土料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但由于颗粒极细而对模样的磨损远逊于砂粒。但是钱币铸造的工艺要求极高，所以，可以把青铜质母钱的寿命估为10万次。而锡金属的硬度仅为布氏硬度 HB5[16]，  其值不及青铜硬度值的 1／10, 故可将锡质母钱的寿命估为 1万次。这样，我们便可看到锡质母钱对于铸量极其巨大的宋代钱币的铸造是何等的不相适应。崇宁五年铸钱总量为 289万贯，合22亿多枚[17]。若以青铜母钱印模铸造，则需母钱2万多枚； 若以锡质母钱铸造，则需母钱22万多枚。崇宁五年永平监铸钱总额为 46万5千贯，合 3.5亿余枚[17]。若以青铜母钱铸作，则需母钱3500枚; 若以锡质母钱铸作则需母钱 35000枚。用锡质母钱铸钱所需母钱数量较之多10倍，因而铸制锡质母钱的工料费用显然也要大量增加，尽管锡软而易于加工。地壳中锡的平均含量很少 (不及铜含量的1／2),  价格昂贵，在古代与铜相当,有时高于铜价10％多(锡在古代应用范围窄，否则其价即如现代至少比铜高一倍)。 若用含有10％以上价格极廉的金属铅之铅锡青铜铸造母钱，则成本不会高于锡质母钱，且适于大量铸钱。因此，从铸钱生产总成本来看，以锡质母钱印模铸造钱币是不可能被采用的工艺措施。                    

    或问: 有无可能在锡中加入特殊元素使之既有锡的银白色泽又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而适于铸制印模母钱呢？回答是否定的。锡中加入砷，或锑，或镍，若其加入量在10％以上，则锡的硬度可大幅度提高，并且能保持锡的原有颜色。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① 若加入其他元素，如加入 15％-20％的锑，其硬度可增至布氏硬度HB25-30,但这只是青铜硬度值的1／2。 ② 在宋代，砷、锑、镍并未得到生产性利用，单质砷的制备最早完成于南宋时炼丹家手中。[18]  铜镍合金──白铜古已有之，既有出土的西汉白铜器物，也有关于白铜的文献记载，但是，单质镍的制备最早完成于18世纪。{dy}部讨论锑的文献是1450年出版的发兰丁氏的著作[19]。一般认为，锑在我国的利用始于1840年前后。我国明代即有用锡铸字印刷的技术，可是直到咸丰年间仍用锡铸字而非用铅锑铸字来印刷《文献通考》[20] 。 由上所述可知，宋代绝无砷、锑、镍的生产性利用之可能。因此，锡中加入其他元素而使之变硬, 从而增其耐磨性用以制作母钱, 亦绝无可能。

    应该指出一种特殊现象──出土和传世的锡器极其罕见。其根本原因是锡疫易致锡器化为粉末。纯度高的白锡在18℃以下即变成灰色的“灰锡”，这种β→α相变所产生的内应力{zh1}可导致白锡变成粉末。这就是所谓的锡疫现象。锡疫具有传染性，所以锡器和锡材的保管要求是很严格的[21]。就此而言，白锡亦不宜用来制作母钱。 

                            五  锡雕印模母钱的讨论   

    古代铸钱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因而必须考虑成本问题。既然锡质母钱印模工艺会加大铸钱成本而不可能被采用，那么，锡雕母钱印模工艺更不可能被采用，因为后者的成本远高于前者。因此，论据二对于锡母即母钱论点的论证也是毫无价值的。               

    宋应星收集《天工开物》写作材料和撰写书稿的时间约在万历32年至崇祯10年之间。我们可以万历中铸钱为例讨论锡雕母钱印模铸钱与生产实际相悖的问题。文献载:

        [万历] 13年，铸万历通宝钱15万锭，内南京工部分铸6 万锭。[22]   

        试以南京之法，准之每炉7 人，尽7 人1 日之力，可得钱万文。[23] 

按明制每锭5000枚，故万历13年南京分铸 3亿枚。每炉日铸 1万枚，去除休炉时间(按宋制约休60天)，每炉年铸量为300万枚。完成年铸量 3亿枚,应置钱炉100座。按《天工开物》所示，每炉用锡雕印模母钱100枚，100座钱炉同时开铸共需锡雕印模母钱 1万枚。因为锡质母钱寿命为1 万次，所以， 全年300个铸日共需锡雕印模母钱 3万枚。请教资深雕刻匠师获知，雕制一枚精美的锡母钱需两个工作日。据此计算，3万枚锡雕印模母钱需200个艺匠雕刻1年。而100座钱炉才用铸钱工匠 700人，可见, 采用锡雕母钱印模工艺耗费人工甚多，因而铸钱成本大增。而用铜质母钱铸钱则可只雕制 100枚锡祖钱，然后翻铸出3000枚铜质母钱即可满足需要。3000枚母钱由日铸万枚的钱炉铸造只需 1天即可铸出，然后再由若干工匠用几日精心加工、修整即可完成。这种多快好省的方法弃之不用而偏用少慢差费者之作法为任何从事经济活动者所不取。         

    论据一明确记载了锡母为铸成者。若锡母为印模母钱，其生产成本必然远低于锡雕印模母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下面的结论必然被推出: 宋人铸钱懂得考虑成本，其后的明人铸钱不懂得考虑成本。如此之结论会有人接受吗？于此，恭请锡母即母钱之观点的支持者赐教。               

    至于《天工开物》所记之“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一语，笔者认为，可能是作者在寻访时未弄清铸钱程序，误将铸制母钱记为铸作行用钱。此为可能之一。另一可能是既有上述之误又有刻误或笔误，即将“铜”误刻或误写为“锡”。

    综上所述，文献史料的语义分析证明，北宋的“锡母”一词指谓样钱 (在《群书考索》中指谓进呈样钱，在《宋史》中指称与清代部颁样钱大致相当的省颁样钱)。 在大批量钱币铸造中，锡质母钱印模铸造工艺因铸钱成本高于铜质母钱印模铸造工艺而不可能被采用，既然如此，锡雕母钱印模工艺更不可能被采用。因此，锡母即母钱的论点不能成立。既然锡母是样钱，而非母钱，那么它只能是所谓的“锡钱”的样钱，即夹锡钱的样钱，而不可能是铜钱或铁钱的样钱。   

 文献与注释:

[1] 高善谦:《锡母之探讨》，载《泉币》杂志第16期，4-6页。             

[2] 章如愚:《群书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830页。    

[3] 裴汝诚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 “版本著录考略”部分,第2页。         

[4] 例如，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卷2 中的 “本钱四可铸十”，“六可铸十”；杨时撰《龟山集》卷 4“论时事”中的“细计千四、五(百)钱本, 方得一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9 钱币2 所载蔡绦《国史补》中的 “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

[5]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6637页 。

[6] 何公州: 《建国以来宋代钱币出土纪要》，《宋代货币研究》， 1995, 212-220页。                 

[7] 同[2]，851页，853页。    

[8] 转引自孙仲汇:《明钱概述》,《陕西金融》钱币专辑第18辑，第4页。论文的作者将史料中的“母钱”理解为印模母钱，这显然欠妥，因为“如式铸造”意即“按规范铸造”，而非“以母钱印模铸造”。若以所颁之“母钱”印模铸造，则必然不会产生“违式”问题。因此，史料所述及之“母钱”指谓部颁样钱。                

[9] 唐石父:《开元通宝钱的铸法》，《陕西金融·钱币专辑》,第8期。       

[10] 托托：《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4392页。             

[11] 戴志强等:《“夹锡钱”的再研究》，《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5页。   

[12] 王运炎:《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工业出版社，1983，278页。        

[13] 赵建康:《铸造合金及其熔炼》，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335页，337页。 

[14] 丁根宝:《铸造工艺学》 (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50页; 张东亮等: 《简明实用铸造手册》，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5, 276页。        

[15] 同上。                   

[16] 北方交通大学材料系: 《金属材料学》，中国铁道出版社，1982, 401页。    

[17] 同[2]。                  

[18] 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1-62页。      

[19] 本书编委会:《中学教师化学手册》，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84页 86页。

[20] 田苗、金峰:《中国科技史画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22页。        

[21] 同[16], 400-401页。     

[22] 申时行等:《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 982页。  

[23]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12, 676页。

载《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