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上了周泉缨的“贼船”

湖北省整做生意的造反派头头是从杨道远开刀的。据杨道远说：1985年，武汉一个纺织品贸易公司有一批涤沦长丝，是广州一个单位寄卖的，已经积压了很长时间，急于出手。有个青年业务员王××找到我，要我帮忙联系客户。汉口兰陵路有一家信林信息公司，有人找到他们买货，我就把从纺织品贸易公司仓库里拿到的样品给他们看，信林公司把样品给上海的买主看了，他们确认要的就要这个东西。这样我就以武昌的知青贸易货栈的名义与纺织品贸易公司签署了两份买卖合同，我的合同加了3万多元钱差价（不到总交易额的2%），我的两份合同标的物都是涤纶长丝，要求他们先打10%的预付款，整个合同总价有100万元。预付款到帐后，我带信林信息公司及上海人去仓库看了大货，他们几方都确认无误。于是付款提货，手续齐备，交割顺利。我的任务应当到此完结。可是上海人的买主—杭州一家纺织厂说他们要的是涤纶加工丝，不是涤纶长丝，这本来是与我无关的事情。结果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官司牵连到我，武汉市委决定借机整我，“投机倒把”的罪名没法安上，就改办成贪污案，因为区区3万元提成，给我判刑15年。我当时既不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又不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把我定成贪污罪？
1985年，杨道远被捕后，《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整版发表批杨道远的长文《秋后蚂蚱的{zh1}一跳》，文中写道：“造反派在政治上被xx了，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当时详细看了这篇长文，从报上得知杨道远化名路遥，贪污3万元信息费。据当时正在经商的黄礼寿说，他那时也看了这篇文章，自己的生意原本可以做大，吓得不敢再做下去了。
判了杨道远，又盯上罗世栋（●罗世栋：共产党员，原市法院“政法尖兵”一号头头），傅廉、陈家华等人也受了牵连，曹承义不是溜得快，也要沾火星。1984年，罗世栋在硚口古田办机械加工厂，后来又和金口船厂合作搞金属结构加工，经济效益均不理想，后来干脆卖化肥给新疆阿克苏地区。李家华（●李家华：1932年生，xx前为武钢焦化厂工人，xx中为钢九一三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钢九一三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已去世）、傅廉等参与其中。新疆方面给了预付款，而罗世栋一时无化肥及时供应。按正常情况，这顶多算作合同纠纷，但省委工作组却认定此案的性质为涉嫌皮包公司诈骗，罗世栋因此被判刑五年，李家华判刑四年，傅廉因与此次经济纠纷没有牵连，在武昌县纸坊被关押一年后免予起诉。傅廉说，他在关押期间曾看到报纸上说：“造反派政治上被xx了，又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凡是造反派头头经商的，都要遭到当局的清查和打击。
整了罗世栋，当局又盯上周泉缨及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周泉缨在武汉搞“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可以称得上是较早走改革之路。只可惜周泉缨毕竟是造反派头头，又是xxx点名批评的“四一四理论家”，风头太大了。我的战友孙建春、严常、林子忠、陈实等入了周泉缨的伙，成立了“武汉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当时就被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盯上了，说什么“山友、山友，梁山的朋友，造反派上梁山了，不整不行” 。于是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孙建春等人抓了起来。
1984年初，胡耀邦让他的长子，时任中央统战部港澳台事务局局长，同时在中央整党领导小组任职的胡德平到湖北来搞改革试点，胡德平当时住在武汉市东湖第五招待所。在胡德平的倡导和支持下，198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大专院校联合组建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由当时的湖北省长黄知真兼公司董事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叶念国是不脱产的总经理。公司冠名中有“中国”字样，并得到国务院批准，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以东湖周边的众多高等院校为基础，搞出实用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逐渐搞成科、工、贸同步发展的大型实业公司。为此，胡德平专门找到他的老朋友周泉缨出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人事、财经和对外联络，特别有实权。
孙建春先是找到同办过《工程师之友》杂志的胡德平的同学贺绍甲，打算在东湖公司下面成立一个“山友实业有限公司”。经周泉缨同意，孙建春、刘永熹（●刘永熹：1933年生，参加过抗美援朝，xx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xx中为长办干部、长办联司一般成员，xx后因参加造反被开除公职）、黄正龙（湖北省电力厅造反派一号头头）等人加入了1984年9月成立的山友公司。以后，经彭勋介绍，严常、陈实、林子忠等人也来到山友公司工作，由孙建春出任经理。严常等人加盟是经周泉缨同意的。
据当事人周泉缨亲笔记述：东湖公司成立于1984年6月，对东湖公司的审查开始于1985年8月，东湖公司有效运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居然以“东湖公司热衷于做买卖”为理由，派遣由省纪委常委柯根发挂帅、6名厅局级干部为骨干的一百多名省、市机关干部组成省政府检查组，进驻人员不到二百的东湖公司。同时，关广富又在全省通过文件、报刊、广播，大肆宣扬东湖公司已立为全省大案要案。关广富手下的情报系统很灵，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山友公司实行监控，有关监控的情况明确地记录在1986年第四期《湖北党风》杂志《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文章中。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周泉缨作为清华xx四一四派的头头，与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一起，正在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集结，“山友”二字的意思就是“梁山的朋友”的意思。于是，山友公司就“法定”地被列入东湖公司的大案要案之首，孙建春、严常、陈实、林子忠四人共计被冤屈地判刑22年，罪名是经济诈骗。坐牢的四人满刑后，在同情湖北造反派的社会网的帮助下，通过法律将山友公司大冤案依法彻底平反，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经济上一分钱的问题也没有。可惜的是，在法管不了权的中国，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摘自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dy}版，第173-176页）。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明知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是通过胡耀邦、胡德平这条线成立的，但他们对胡耀邦对造反派比较怀柔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是决定要对造反派头头进行整肃和打击。
周泉缨因为给一个朋友提供了一次现金转账的方便，受到审查并被撤销了他的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对山友公司，则借口严常、陈实、林子忠三人共借款两万元，未及时归还，进行清查，随后以与宜昌无线电厂供货合同的纠纷为突破口，强加罪名，判严常七年徒刑、孙建春六年徒刑、林子忠五年徒刑、陈实四年徒刑。出狱后，孙建春一直为此申诉，得到不彻底的平反，仅获得六万元补偿。
孙建春看我无生活来源，1986年夏天让陈实带我去宜都县他们投资的煤矿当会计，我去了半个月。这个矿由当地乡长亲自任出纳，将山友公司投资的钱都花完了，什么效益也没有，只是不停地继续要钱。我一看煤矿是个无底洞，纯粹是被乡政府耍了，投资的钱全打了水漂，继续投资无异于白撒钞票。我于是自作主张，带上全部账本、票据回汉了。陈实派一个小青年送我，我在公共汽车上仅有的125元工资被扒手偷了，幸好送我的小青年还有二十多元钱，乘火车回到武汉，仅剩8分钱，我到家才还了小青年这笔车费。若没有小青年，我只得乞讨回武汉。
后来，周泉缨被迫离开东湖公司，孙建春等被判刑，当局很想把我也牵连进去。反反复复地多次找我调查，好在我只去了半个月煤矿，什么事也没参与，又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当局才不得不放过了我。
 从此以后，我什么也不敢干了。1986年，郭洪斌到我家找我，说他在湖南韶山xxx故居隔壁租了一间房，因为他发现当年到韶山去参观xxx故居的人已达一百多万，认为其中有商机。他拿出从新华社买到的从未发表的xxx照片一百多张，说可以在那里办报、办杂志，卖印有xxx照片的挂历、纪念册、像章及相关旅游纪念品。并说由他投资，我负责具体筹办，赚到钱可以分成。我当时听了，觉得他的设想可行，答应考虑考虑。想不到没过几天，郭洪斌委托王小青（●王小青：女，1945生，xx中为银行造反派组织“红尖兵”一号勤务员，武汉市妇联常委，1978年因xx问题劳教三年）给我送来火车票。我考虑到杨道远的前车之鉴和山友公司“梁山朋友”们的教训，不敢下海了，于是将火车票退给王小青，让她转交郭洪斌。
由于身残病重，丧失劳动能力，又唯恐赚到钱遭当局镇压打击，无奈，我只得给xx的部下打工，以后干脆在自己家门口摆台球桌糊口，得以活到今天。我不仅是xx的幸存者，也是当今社会{zd2}层的贫贱者。是我不勤奋、不努力吗？是我没有工作能力吗？显然都不是。试看当今以权谋私者、钱权交易者，需要什么能力吗？在一个失去社会公平，极少数人靠权势、靠关系可以迅速致富，而长期拼命打压另一部分人的社会里，我们几十年的悲惨遭遇的根源还用我多费口舌吗？

我与彭祖龙先生的思想分歧

2009年6月初，彭祖龙的《六渡桥的黄昏》前言部分在网上发表后,许多网友对此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批评文章。为此，作为一个对彭祖龙了解较多的人,我认为有必要谈谈彭祖龙这个人，试析他xx以来的思想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彭祖龙，1937年生，曾在“四清”工作队干过一段时间，xx中的职业是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参加工造总司后，担任勤务组成员兼宣传部长。在投身xx的过程中,彭祖龙是坚定地拥护xxx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在工造总司被陈再道之流指挥、操纵的百万雄师包围并血腥屠杀时,他义无反顾地充当现场总指挥，与百万雄师的刽子手殊死搏斗并负伤。七二○事件后,他主办的《工造总司》报和《不忘六二四战报》详尽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杀害造反派群众的血腥暴行。工造总司有一支青年人组成的“铁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工造总司勤务组唯恐他们做出违法违纪的事，又是彭祖龙自告奋勇出任铁军政委，为此遭到曾思玉、刘丰的残酷打压，xx中被武汉警备区关押近一年时间。xxx逝世后，彭祖龙被当作“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投进监牢，被判刑6年。当局原本打算对彭祖龙“免予起诉”,予以释放，但彭祖龙觉得无辜被当局关押了几年，竟一定要向当局要个说法，索要“xxx”,当局以其态度“恶劣”和坚持“反动立场”,给彭祖龙发了“xxx”—判处有期徒刑6年。
吃够了苦头,走出牢门的彭祖龙一无所有,凭借刻苦钻研化工技术，拿到了工程师职称，在武汉市科委编外的一个摊子里办搜集科技情报的杂志。以后又跑遍湖北农村去支援乡镇企业，以此糊口。1987年彭祖龙回汉碰到我，我当时正在办民办科研所, 彭祖龙听说也想办，我告诉他如何申办的详细手续，彭祖龙立即办起了民办科研所，后来发展为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开始了他的小康之路。他跑到内蒙古,找到从武汉调去的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dy}书记的王群，王群见到“第二故乡”来的“家乡人”, 听说彭祖龙又是工程师，于是热情相待。彭祖龙果然不负王群所望，在内蒙古改革开放中帮助许多化工厂走出了困境，为他们的产品打开了销路。由此，彭祖龙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思想上也逐渐起了变化。 
他最想不通的是xxx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背叛革命,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竟敢背叛xxx的遗愿和路线，发动宫廷xx,将xxx的亲人打入地狱,全面清算xx和造反派。那些当初高喊永远忠于xxx的官员们弹冠相庆,疯狂地妖魔化xxx、四位xx派首领以及广大革命造反派。彭祖龙认为这都是xxx没选好接班人所致，使造反派被搞到永劫不复的地步，故自嘲为伤心人（“商欣仁”的笔名是其谐音）,思想极为消沉。他说:“xxx的实用主义就是管用，你看,凡是跟xxx跑的人，哪一个不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还是跟xxx跑的人划得来。”
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彭祖龙，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逐渐在变化。xxx好,xxx好,温家宝好,是他的口头禅。由于彭祖龙当上了老板，接触的精英们也多起来，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多是挺邓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个圈子里也逐渐在思想上和老板们打成一片。彭祖龙经常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的摄影记者，游历了欧盟十一国，他十分欣赏西方的繁华世界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渐“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
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成为领导阶级，彭祖龙受周泉缨思想影响较大,周泉缨是主张“造反派(无产阶级)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主张知识阶级主政的。周泉缨到彭祖龙家,送给他自己写的三本书，“理论家”周泉缨的书对彭祖龙思想变化也有一定影响。
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我只是想试着分析一下而已。造反派的同志和网友都认为彭祖龙文章杂乱不堪，思想十分混乱,这与他不断接受各种精英的思想有关。
我曾跟他说过,一旦成为了政治符号人物政治信仰和立场都是不能变的，至多只能随时修正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即所谓反思。彭祖龙说:“你不变不能代表我不变，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中前进的，世界也是在变化中前进的，历史上就没有走回头路的。”《题乌江亭》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这大概也可以代表彭祖龙的思想变化。网友开展对彭祖龙文章的评论，对分清是非、澄清思想很有好处。即使在造反派中，现今思想也是多元化的，当然坚守xxx思想的是主流。比彭祖龙更小康的曹承义就不改初衷，他的书《悲欣交集话xx》就说明这一点。网友“呼唤胡厚民”很好,胡厚民是坚强的榜样,是武汉造反派头头中{wy}始终不屈不挠的硬汉。对彭祖龙出格的观点,我们从来不敢苟同。
彭祖龙先生有几个观点:一、马列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场灾难，二、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三、无产阶级不是{zxj}的阶级。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也不是彭祖龙先生的发明创造。走资派和当代精英们正是不折不扣地这样做的。只是他们要求“不争论”、“只做不说”,变着法儿忽悠全体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
当局早已是只提xxx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xxx思想。xxx的书市面上难觅影踪，看到的都是“思想创新”。不管怎么说，人家堂而皇之坚持xxx主义要“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你能说啥？不像彭祖龙傻乎乎地抛出一句观点，又没说明什么意思，活该挨批。
当局早就全面放弃了社会主义，将其篡改为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的几个字,好像还在坚持社会主义，而彭祖龙只有精英观点，没有下文。
当局认为无产阶级早已不是领导阶级了, 早已经在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三个代表理论，但有时也能从工人中找几个劳模出来“先进”一下,你能说啥呢？不像彭祖龙干吼一声。彭祖龙先生太对不起工农大众了,自己刚刚脱贫，毕竟还没上升到真正“精英阶层”的地位，怎能鹦鹉学舌地乱叫唤呢?
周泉缨xx中曾是“胡总”的同学兼“上级”，在清华大学被人讥称“周老六”—马、恩、列、斯、毛、周(泉缨)。现在，周泉缨认为马、恩、列、斯、毛都过时了，唯有周泉缨“顿悟”和xx的《统一论哲学》才是{zxj}、最正确的理论，故对周泉缨改称“周老大”—当今世界理论{dy}人。周泉缨大有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你说周泉缨狂不狂？彭祖龙与周泉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周泉缨还有许多令人钦佩之处。
彭祖龙的三个论点,在周泉缨的四大本著作中有详尽解读。（周泉缨最近又送我等新著《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彭祖龙不过是捡了几根鸡毛当令箭,腰里挂个死老鼠—冒充打猎的。他的论点,远不如周泉缨的系统理论,也不如时代精英们的巧妙伪装。彭祖龙纯属伸着脑袋接石头—还自以为是“反潮流”的英雄，其实他已经从当初造反派逐渐演变成了保皇派。
人在社会中的阶级存在，往往决定他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从来都只是无产阶级的我，当然只能坚持无产阶级的主张。
xxx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干的都是{swql}的伟大事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两件大事都是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核心就是消灭私有制，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谋利益。实践证明，无论是否定xx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党内走资派和精英阶层的主要矛头都是对准xxx的。主席逝世三十多年了，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就是历史的回答。
彭祖龙先生甘当“靶子”，我猜想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个人好出风头，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雁过留声。二是故意当“靶子”。因为大批特批彭祖龙人们没有顾虑，更没有风险。而实际上批彭祖龙的某些资产阶级观点就是批时代精英们的买办、汉奸思想。因此，我欢迎大家见仁见智，就彭祖龙先生公开发表的观点进行批判。

俞正声批示，解决了我们的养老生活费

最早领头为幸存的造反派“两案”人员的生活费奔忙的是顾建棠，他通过合法程序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中发〔1982〕9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等。就是这样一个xxx、胡耀邦主政时的中央文件，当时湖北主政的省委主要负责人竟不予传达，也不执行，尘封18年后才被顾建棠意外发现。这时是2000年。湖北省在1982年、1983年不仅对抗中央两案工作会议只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徒刑的决定，扩大了对造反派头头的判刑范围，这些被判刑的人释放以后还被开除厂籍和公职，不给生活出路。为此，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等人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之路，甚至带领数十人到省委门口静坐，防暴xx前来驱赶，当问清缘由后，xx都自动离去不再过问，看来连xx也对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动了恻隐之心。
首先是由顾建棠写信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反映情况，然后是登门申诉。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高处长、李处长、董处长直至厅长应该说对此事还是比较重视的，也能正视和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长，涉及面较大，一系列问题不是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厅一个单位能够解决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了中央〔1982〕9号文件，武汉铁路分局率先自行解决了该系统杨全顺、刘祖清、刘祖平等三人的生活费问题，鉴于他们三人均年过七旬，武汉铁路分局一次性发给每人4万元。这件事鼓舞了顾建棠继续诉求的决心。
2003年夏天，胡国基到我家，让我填了一张解决生活问题的表，才将我的名字登记上去。我又和胡国基一道，到中山大道老蔡林记参加了一个会，碰到了李家骥、陈端午等人，其中李家骥说要上街游行，我当即表示反对。后来才知道，为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中也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顾建棠、刘永熹、胡国基等人是温和派，主张坚持不懈地逐级反映情况，坚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节的方式，绝不采取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我自然是和温和派一起活动。
我前后多次参加在朱裁缝（●朱裁缝：本名朱汉卿，1930年生，xx中为钢工总战斗队员）家召集的会。会上，一是讨论顾建棠写给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省长蒋大国等领导人的信，二是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的会几乎每周开一次，总是由刘祖平主持，顾建棠唱主角。会开得多了，也容易产生分歧，人多嘴杂，乱传消息，既不解决问题，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多次建议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不要再开这种会了，有事小范围商讨即可。以后，我很少参加这样的会，但后来由顾建棠召集的小范围研究如何给现任的党和{gjldr}写信反映困难情况的会，我大部分都参加了，所有的信都是顾建棠亲自起草、打印，征求意见修改后，又再打印。据说先后写了二百多封信。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顾建棠为解决大家的生活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代价。
我也曾多次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向高处长、李处长反映情况。李处长说：百万雄师1967年打工造时，他还小，但他就住在工造总司大楼附近，现场目睹了屠杀惨状，至今记忆犹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顾建棠等不间断地、执著地向有关部门写信、上访，省政法委终于为此事召集省八个相关部门开了半个月的座谈会，搞出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根据这个会议纪要，还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来甄别哪些人属于“两案”人员，哪些人不属于“两案”人员。胡国基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准，才有了武政法办〔2005〕40号文件，被认定的几十名“两案”人员自2005年元月起每月领取555元养老费，但没有医保和其他待遇。有些“两案”人员由于难以认定案情，至今还没有解决生活费。2007年，又将“两案”人员生活费参照社会退休职工的平均工资调整为755元，2008年调整为802元。
这件事每年都是由顾建棠、胡国基不断地为大家奔走、反映，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如果没有顾建棠、胡国基等人全力去做这件事，垂暮之年的我们该怎么办？对于身残病重、常年独居的我来说，这是我{wy}的生活来源。
我给俞正声写信说：“即使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没有不给政治犯生活出路的。严格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根本没有政治犯的，我们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远了。”  
我也曾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去上访过一次，要求重新复查对我们的判决。该院一位主任对我们说：“你们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中央统一解决的，我们不能开口子。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也同情你们的遭遇。只要上面开口子，我们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参加xx的心路历程

我本是一个并不关心政治也毫无政治经验的人，xx中却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的母亲，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工作者，却被他人唆使的保守派红卫兵当作“走资派”挂黑牌、戴高帽游斗。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整个社会一片红色恐怖。到处抄家、剪辫子、剪裤子、砸庙宇、毁文物、抓黑帮、揪斗地富反坏右、横扫牛鬼蛇神……一句话，把矛头指向群众。这也是当权者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传统做法的一个{jz}发挥和表演，大批群众成了xx初期的斗争对象和受害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并不关心政治的我，为了母亲的无辜受辱，为了同母亲一样无辜被整的群众，我不得不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特别是共产党的{zg}{lx}xxx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xxx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革命路线的这段话，是我决心跟xxx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启蒙，我想许多造反派也不例外，尤其受迫害最深的群众，如同听到救命的{zg}指示，当然要奋起响应xxx的号召。其初衷不过是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取解放自己，是自发的维权，而不是为了夺权。后来夺权也是直接响应xxx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的号召。
由于党中央两个司令部都利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变成了群众斗群众，由文斗演变到武斗，进而开展血腥的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按照xxx一个人的意志进行的，xx成了他一个人导演的舞台，无论是当权派、xx还是造反派都无所适从，只有保守派简单些，一切听当权派的。
造反派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符合xxx的战略部署，所以大方向正确，谁压制了造反派谁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政、军当权派，概莫能外。
“二月逆流”中，武汉xx把{zd0}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3月17日一夜之间拘捕了朱鸿霞、胡厚民等485名大小头头。我{dy}次感到政治斗争的危险性和残酷性。尽管以工人总部为首的激进派刚刚在2月8日的公开声明中将我个人打成托派、反革命，而武汉xx的公开声明又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不改造反初衷，依然和新派战友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逆流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之所以敢冒与武汉xx司令员陈再道正面冲突的风险，也是因为有xxx主席的指示撑腰，xxx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xx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xx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xxx在xx中还直接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当时的xxx词典里，左派毫无疑问是造反派。但担负支左任务的xx却凭借历史经验，普遍支持保守派，这就造成了造反派与xx的对立情绪。
我当过兵，对解放军有感情，我运动初期是官方依靠的积极分子，我对保守派群众没有坏印象，只是认为他们受蒙骗，被当权派操纵，站错了队而已。但1967年六七月间，军人操纵的百万雄师对江城造反派单方面的血腥屠杀，其中仅6月24日，就在光天化日下，杀死我的战友28人。如果当天我不是开会侥幸离开现场，今天也没有我说话的机会了。这件事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再次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领悟到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那么现实而触目惊心。
百万雄师六二四血洗工造总司，使我看到血腥，同时也不再惧怕死亡，我没有选择，只有向陈再道之流xxxx。武汉造反派反逆流的斗争越闹越大，血腥的屠杀并没有使造反派屈服，xxx主席不得不亲自到武汉来解决问题。xxx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xx要员竟敢煽动官办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围攻xxx的住地—东湖宾馆，独立师8201xx胆敢抓走自己的随员、中央xx小组成员王力、张根成等人，甚至还扬言要抓“那个会游泳的人”。于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二○事件，xxx差点成了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七二○事件后，xxx意识到xx不能触动xx，为平息军人的怨气，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了牺牲品。这时的造反派浑然不觉，有的还认为谁最激进谁就最革命，抢枪显然就是上了走资派的当。“政治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家熟悉这一套，初出茅庐的我们xx不懂。
1968年7月28日，xxx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lx}时指出：“现在是小将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随后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造反派已完成xxx的历史使命。此后对造反派一波又一波的整肃和打击就开始了。
学生逐渐退出xx舞台，当权派针对工人造反派的镇压力度加大了。这时，一些造反派头头有了被抛弃的感觉，才知道权力的重要，其中胡厚民是对这个问题理解最深的人，他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和“三干”策略说明了这一点。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子，个人也没什么权利的欲望，认为自己一个工人能当上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已是力不从心了。与老干部接触多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是凭革命资历掌权的，不见得有多大能力。我原想只要自己不犯错误，过点安稳日子算了，虽然“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使很多造反派遭受打击，但基本未搞到我的头上，我自己所在的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依然是造反派的天下。所以，当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胡厚民要“反复旧”，我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理由是：一、没有xxx的指示，是否符合xxx的战略部署。二、冲击党的九大是不顾大局的行为，弄不好会犯错误。但胡厚民坚决要搞，我考虑到历史的教训，造反派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只能同生共死。我个人不参加，可以自保，但也会被造反派所唾弃。我同样没有选择，我表示愿意与胡厚民等同进退。我的《判决书》的罪状，全部是自1969年“反复旧”及以后与胡厚民等共进退的一些东西。但我至今不悔。走资派清算造反派也是“论资排辈”的：那些造反最早，职务{zg}的人，不论你后来做得多么好，也能很轻易找到“莫须有”的罪名把你xx。胡厚民虽不是职务{zg}，但当权派知道他是湖北造反派实际的掌舵人，所以对他判得最重，这在全国是一个例外。
xxx即使在运动初期利用造反派群众来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本质上还是支持造反派的，不仅因为他发动的xx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还因为xxx本人就是{zd0}的造反派。他不仅仅是xx造反派的总司令，还是全国党、政、军、民的{lx}，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要带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帝、修、反的反。xx中的造反派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一个随时可以丢掉的工具而已。这就决定了造反派的命运，造反派即使在xx中，也是不断受到党、政、军当权派的打压，尤其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清查武汉北决扬运动中，造反派几乎全军覆灭。
造反派这个群体从xx开始到xx结束，一直是备受打压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解放以后，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矛头向下的，唯有xx初xxx提出矛头向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因为运动初期造反派起来造官僚阶层的反而挨整，造反派与xxx的革命路线血肉相连，造反派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维权，直到xxx逝世后，面临灭顶之灾。当权派为了否定xx，否定xxx，把所有仇恨都发泄到造反派身上，几十年单方面的高强度、全方位的妖魔化宣传，使造反派承担了所谓“十年浩劫”的全部罪名。造反派有权制造十年浩劫吗？武汉有哪一个当权派能站出来说，我吴焱金制造了一个冤案吗？可是，当权派们在xx中及xx结束后制造的冤案却是成千上万，罄竹难书。
说实话，我不赞成xx中这种把党内斗争扩大到群众中进而运动群众的做法。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运动，共产党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要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群众来承担罪责，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我反对武斗，反对xx，而xx有功的现实是我看到的{zd0}的不公平。
造反派不等于xxx，造反派也不等于文化大革命，只能说造反派与xxx和xx有割不断的联系。xxx在批驳周泉缨“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的四一四思潮时，把造反派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指出：“他说的是无产阶级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思潮是不能必胜的。”造反派是无产阶级这一点xxx说对了，正因为xxx始终不忘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是xxx始终受到人民大众拥护的原因。
我向往真理，向往一切美好的东西，崇尚民主、自由、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对所有造反派是一场噩梦，充当牺牲品和替罪羊的造反派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造反派是xx{zd0}的受害者。
我个人绝不会重温xx旧梦，xx的方式不是我们选择的。然而唯有xx，受压迫打击的群众才可以扬眉吐气地对当权派说不，这是xxx给予人民大众的权利，我虽然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这段历史客观存在，我无怨无悔。
历史将会对一切作出公正的裁决。

xxx是造反派的旗帜

    xxx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也是造反派的旗帜。虽然xxx发动和领导xx触犯了党、政、军当权者的切身利益，但xx中没有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即使被xxx称为硬如“钢铁公司”的xxx也一再检讨，信誓旦旦地表示“xx翻案”。所谓“二月逆流”，不过是几个老帅发发牢骚而已。即使想与xxx对着干，也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xx初期，利用中央率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的时机，各地当权派立即抛出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如湖北省委抛出武汉大学的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连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业余作者朱鸿霞、刘传福、李向阳也被打成小“三家村”……一句话，走资派所有对抗xx的办法，都要打着xxx的旗帜，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为我所用，把水搅混。例如xxx复出，即打出以xxx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利用抓生产、抓安定团结，把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赶走和整下去。一句话，当时没听说哪个当权派或保守派公然反对xxx，连保守派也照样打着造反的旗号，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xx中大搞红海洋、搞早请示晚汇报等，把xxx思想极端化、庸俗化的，恰恰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当时武汉市委的干部就做了大量的xxx画像，以表献忠心，其目的都是利用xxx的旗帜来保护自己。
    出于对党内官僚阶层长期整人的愤怒，出于xx初期被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抗争和维权，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洪流中，造反派自觉地集合在xxx的旗帜下，在xxx这个红司令的领导下向走资派猛烈开火，因为大方向是正确的，符合xxx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成为xxx依靠的力量。
    xxx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这一伟大尝试，却是{swql}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位{lx}这么干过，因此xxx遇到空前强大的无声的抵抗，直至在武汉遭遇的七二○事件，迫使xxx改变斗争策略。而造反派浑然不觉，当时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
    xx后期，被xxx疏远的造反派尝尽了走资派的苦头，但造反派从内心不敢对xxx有丝毫的抱怨，只能检讨自己没有很好执行xxx的战略部署。xxx虽然不再重用造反派，但xxx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则是坚定不移的。xxx在世，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无人敢触动。造反派群体依然是被视为革命左派的。而1976年9月9日xxx的逝世，造反派失去最终的保护伞，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奇怪的是，xxx逝世后，走资派还要抓着这面旗帜。毫无疑问，xxx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总头子、总司令，是{zd0}的“罪魁祸首”，王、张、江、姚那四个人不过是他重用的干部，造反派不过是摇旗呐喊的基本群众。结果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四个人和造反派身上，还要打着“两个凡是”的旗号，将他们扣上反xxx的帽子。直到把那四个人和整个造反派彻底整熄了，才搞了个“决议”，清算xxx发动xx的“严重错误”。只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受到质疑，xxx的旗帜有时还要摇晃一下。
    如今，肆无忌惮地咒骂xxx成为时髦，好像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可是你们对xxx和xx又了解多少呢？你们的水平又比xxx和xx高出多少呢？当初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如果当时还没有出生，不知者请勿乱发言。
    xxx是造反派的老祖宗，xxx是领导共产党造反派的总司令，共产党造反没少挨骂，也是被当权派必欲置之死地的“共匪”。共产党掌权后，获得了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逐渐脱离工农群众，一心想走资产主义道路，早忘了自己当造反派的初衷和誓言。只有xxx始终如一地站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不惜摧垮自己亲手创建的党，也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抗争，他的思想和气魄无人能及。无论当今和历史如何评价xxx，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人。
    这位伟人和共产党血肉相连，所以共产党至今没有公开丢掉xxx这面旗帜，xxx的巨幅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人民币上面依然是xxx的头像。xxx仍然是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造反派不讳言自己在xx中高喊“活着紧跟xxx，死了去见xxx”，不讳言自己曾经高举过xxx的旗帜，也不讳言自己曾经被xxx整过，但xxx敢于发动和领导xx的雄才大略、雄伟气魄，使xxx成为造反派心中永远的偶像，xxx永远是造反派高举的一面旗帜。有缺点的战士永远是战士，xx的缩头乌龟永远是乌龟。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思想大解放，受压迫底层人民敢于冲击当权派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永远彪炳史册。
    在几千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国度里，从来是权贵仗势欺人有理，老百姓反抗当官的有罪。只有xxx说：“xxx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xxx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xxx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引自1939年12月21日xxx《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xx民间印《xxx思想万岁》{dy}册〕。”xxx是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xxx的旗帜就是造反的旗帜。
    我虽然极不赞成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主张各阶级和谐相处，互利双赢。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xxx告诉我们的。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的人们，xxx永远是他们的一面旗帜。

（正文连载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