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揭秘_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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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的一生和新疆有着不解之缘。是他率领大军解放新疆，使新疆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带领新疆军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新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52年6月，驻苏大使张闻天路过新疆，对新疆短短两年时问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意外的曲折。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xx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王震主导新疆牧区改革

王震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新疆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在全省79个县中，有22个县以畜牧业为主。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头。长期以来，新疆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行居不定。由于反动统治长期的民族压迫，经济掠夺和土匪的骚扰，使新疆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牧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与农民相比，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在牧区里，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等上层；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还享有种种特权，每年都向牧民征收繁重的贡税。牧主以及部落头目、王公贵族利用其封建特权，还要牧民无偿、半无偿地放牧他们的牲畜，对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农业区的147个乡、约50万人口的地区试办了减租。1951年5月30日，王震和新疆分局认真分析了农村形势后认为，在农村全面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发布了进行减租反霸的指示。接着，新疆省{dy}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到1952年5月，全疆9个专区58个县150多个乡的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这是新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一场伟大斗争。全疆有2万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近10万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有74.2万多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在农区取得减租反霸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把新疆的建设搞得快一点，王震提出全疆工作要早一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土改的同时，在牧区同时进行改革。王震所以主张在土改的同时进行牧区社会改革，是基于他对广大牧民的痛苦的了解和同情，适应广大牧民要求改革的愿望，急切地要把牧民从封建主和牧主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在进行改革之前，王震派出了工作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征求了部分领导同志的意见。当时新疆牧区除了纯牧区外，许多牧群属于农业区的地主，只在农业和土地方面进行改革，并不能触动地主的全部经济利益。在南疆进行的社会调查，就能看到很多地主同时也是牧主，他们占有的牲畜占当地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七十。农民说，土地改革了，巴爷(富人)还是巴爷，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牲畜。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还不能彻底翻身。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了，牲畜不动，他们带着畜群进了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王震还从剿匪中看到，新疆解放后匪患的根源也在牧区。因为牧区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区乡政权基本上还是旧政权，没有来得及改造，部落头目实行世袭制，因此，牧区易于成为土匪、反动头目藏身之所。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他还看到，牧主因为不愿改革，害怕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遂大量宰杀牲畜，对牧区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而农业的社会改革，减租反霸，农民的翻身解放，对牧区有一定影响。对广大牧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愿望，不应当忽视。

在了解新疆牧区的现状后，王震认为，如果不发动牧区群众进行社会改革，不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无法贯彻，牧区牲畜定将继续遭受损失，并且脱离牧区人民群众。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通报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报告说，伊犁东5县(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新源)游牧区的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牧王、部落头目、千户长的破坏活动还甚猖獗，因此，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由贾库林任团长、曹达诺夫任副团长、李挥和任工作团党委书记，于5月初集中伊犁，开赴牧区工作。

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果断决定去做，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在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调查回来了。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很有创造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提议，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太好了，你的材料很有分量，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

5月14日，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给西北局的回电。王震坦言：“牧主们不愿意改革，怕同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大量屠宰牲畜，对牧区生产造成破坏，广大贫苦农民也是要求改革的，有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如果我们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发展牲畜业的政策受到影响，还会脱离牧区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疆的现状。”邓力群接着发言表示支持王震的主张：“我在农村搞了半年的调查，西北局根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对新疆的群众运动就不是挺进，而是往后拉，这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新疆分局多数委员都赞同王震的主张。在新疆分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在牧区推行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xx必要的。”王震认为自己和新疆分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决定一面上报请示，一面下达执行。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说：“农业区域减租反霸运动以来，对牧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反动头目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并曾发生了若干自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区某些地主(一部分是在牧区兼有牧畜业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与牧区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大张旗鼓地发动牧民群众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指示》同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

虽然新疆分局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但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是需要指出和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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