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历来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同时它也是雕刻大自然的工具。由于河流在它流经之地造就了广袤的肥田沃野,清澈的河水给人以充足的水源,使人类具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河流也为人们提供了交通往来的方便,于是人们选定河边为生息之地,先为村落,后为城镇,再为都市。因此,河流哺育了人类,河流造就了城市,而人类改变了河流的面貌,又为河流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我们的先民以辛勤的汗水和聪明的智慧造就了京杭大运河,而大运河则以它宽阔的胸怀和无尽的能量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丰厚的回报。在它长达4000余里的流程上,如星星点点一路播洒,造就了无数的码头、集镇和城市,使商贸日益发展,人民日渐富裕。也就在贯通南北的大河两岸,大片的农田有了丰富的水源,贫瘠的土地经河水的灌溉,荒野成腴地,莽原变桑田,亘古沙泽成为富庶之区。京杭大运河改变了我们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此而得以大幅度提高,历朝历代也因此而增强了经济实力,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 长江以南自汉代以来就发展成为我国“富甲天下”的发达地区。到隋朝大运河修通后,随着交往的扩大和农商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大运河沿岸兴起了许多集市城镇,其中最为发达的是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四个城市。 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在隋朝以前是个仅有1.5万户人口的小镇,大运河贯通后,这里很快就成为江南各地货物北上的集散地。随着四方商贾的云集;杭州城内各种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城市规模也日益扩大,到唐朝中叶这里仅店铺就有3万余家,港中停泊的商船绵延20余里,已是相当繁华的东南名郡了。到宋朝时,杭州城已有人口120万,拥有400余种行业,是全国{zd0}的城市。此后的南宋朝廷之所以选择杭州作为都城,用大诗人陆游的话来讲,就是看中了大运河所带来的便利的交通条件。杭州在历史上曾两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这与运河所造就的发达的经济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运河更进一步地发挥了它的效能。 随着运河水上交通的不断发展,杭州的造船业迅速兴起。在庸太宗时,为征伐高丽就曾在这里征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敷百艘。到两宋时期,杭州已成为全国造船业的中心。当时的杭州城内外放眼望去,水面船只浩浩荡荡、一望无边,有河舟、江南船舰、湖船等等。河舟主要用于运河运输,种类很多,其中运载米、盐、柴及砖瓦、灰泥等大宗物资的称为大滩船。有一种米船称为铁斗舟,可载粮米五六百石,船夫一家居于船中。由官府兵丁押运载着粮米的是一队队的“纲船”,寺观庵舍所用船只是大大小小的“红油鲖滩”船,还有载垃圾、粪土、专拉 杭州历来是丝织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两宋时期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丝织业更为繁盛。各类丝织品花色品种、产量皆名冠天下,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南宋时期是杭州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经营范围也极为广泛,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珠宝金石无所不有。可以说古城杭州因运河而兴、得运河而盛。当时城中最xx的107家店铺皆“夹河而设”,大多分布于城内运河的两岸,充分反映出杭州的商业发展与大运河的依赖关系。元朝初年意大利xxx商人马可·波罗曾游历过杭州城,他称杭州是“天城”,说杭州城“河水经许多大大小小的河道,流入全城的每一个地方”,“城内交通发达,水陆俱备”,“在距运河较近的岸上建有容量较大的石 宋亡元兴,杭州结束了它作为王朝都城的历史,但运河却长存于世,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元明清各代对江南运河屡加修治,古城杭州作为运河线上的货物集散地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亦因此而久盛不衰。 地处扛南运河中段的苏州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大运河开通后,随着交往的扩大,到唐朝时已迅速发展成工商繁荣、名扬天下的江南大都市。枫桥镇是运河进入苏州的码头,来往船只都停靠于此,成为苏州城外的新兴市镇,自从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问世后,苏州更是名扬中外。到北宋时期苏州城已颇具规模,城市经济已相当繁盛。有一幅宋代石刻《平江画》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市的规模和繁荣景象。当时的城区有南北走向的河道6条,东西走向的河道14条,街道与河道并行,排列整齐,街两旁店铺林立,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数十种行业。运河中船只往来如梭。当时的苏州堪为“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的工商重镇。 在苏州以北运河沿岸的常州,由于它地处“两浙七闽数十州,往采南北两京者,无不由此途出”的要冲之地,自运河修通盾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这里出产的细宣、绵布、纸张在唐初就被列为贡品,大运河由城西经朝经门外广济桥,经西水门出东水门,穿城而过。便捷的交通使常州城在两宋时期就成为会四方商贾,输八方之货,名扬海内的xx城市。 地处江南运河长江口岸的镇江,唐宋时期是江浙漕粮运往北方的转运站,自唐玄宗大规模整修运河、改善了漕船过江航道以后,运河的过江口岸由丹徒迁到京口,镇江由此得运河之利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与运输有关的手工业商业亦随之兴起,如:造船、冶铁、制绳、木材加工以及纺织业的工场、作坊当时已星罗棋布,城中商业区分布在城西北运河沿线。由于镇江沿江近海,加之运河与南北相连,交通发达,唐宋时期这里已是运河与长江沿岸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了。 扬州城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端,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南来北往,西去东下的交通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在运河开通后的几十年间就已繁荣富庶、商贾云集,被称为‘天下{dy}”的xx城市。唐代诗人张枯盛赞扬州道:“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扬州城的向往与留恋之情。唐宋时期各地富商大贾从四面八方涌向扬州,他们当中有珠宝商、米商、茶商、丝绸商、木材商、药材商等各种商人,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胡商。这里有当时{zd0}的珠宝市场,波斯、大食等地的商人在这里xx珠宝、收购特产,南北商贾在这里互通有无,交易各种商品,扬州在唐宋时已成为国际性的商业都会。 运河的贯通不仅使扬州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也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到唐中后期扬州已成为具有较高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城市。扬州的铜器(尤其是铜镜)、毡帽、丝织品、木器等当时已誉满全国,以至成为各地人民渴慕得到的佳晶。扬州曾是唐王朝富强昌盛的象征,并因大运河而名扬天下。然而,这座名城在唐朝末年的战乱中随着大运河的淤废逐渐衰败下去了。 除运河沿线的市镇外,扛南地区由于运河交通的发达,河网交通的形成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商业市镇,这些市镇大多与运河相联。吴江的同里镇,距运河10多里,但有河道与运河相通,到宋元间这里已是“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的地区性商业贸易中心。又如太仓的涂松市“宋元间去镇为市”。常熟的璜泾(即赵市)宋元时、已是颇具规模的大镇。嘉定的钱门塘市“南宋尝置税务于此,故为大镇”。南翔镇为“宋元间创”。青浦泰来桥镇、青龙镇为“宋元巨镇”等等。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江南各地市镇已星罗棋布,遍及四方了。 我国北方各地由于河渠贫乏交通不畅,加之长期战乱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运河的开通也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生机。 位于大运河北段的汴河岸边的开封缄,古称大梁,战国时曾为魏国国都。秦统一六国时大将王贲率10万大军久攻大梁不下,遂决鸿沟之水,以水代兵淹灭大梁。城破魏亡后,大梁也由国都变为默默无闻的小城。时光斗转星移,经过800余年的沧桑岁月后,大运河悄悄地流过了它的身边,这个千年古城顿时生机勃发,显露出无限的活力。随着大运河交通的发展,开封城的重要地位逐渐为世人所瞩目。北宋王朝建立后,经反复权衡终于选定这里为国都。从此,这里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此后仅几十年时间,汴京(开封)城就成为全国{zd0}的繁华都会了。当时在汴京城下的大运河中不仅可以看到淮南、江南的船队,甚至载运岭南、西南地区货物的船只也从城下飘摇而过。北方特产的枣、梨、药材等也由此路源源输往南方。其交通之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成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到北宋中叶这里已是桅船如林立、粮货如山积、四方商贾云集的繁盛之地了。 随着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中原地区的转移,江南地区的物资通过大运河直抵京城,从而使宋朝统治者更加认识到汴京城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在宋朝政府的苦心经营下,这里新建城墙,广筑宫殿,整饬街市,经几十年努力,到宋神宗时汴京城已成为拥有百万以上人口闻名于世界的大型城市,从而开封城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开封城,街道宽敞整齐,主干道居中,左右是人行道,从皇城往南过州桥到里城朱雀门,再到外城南熏门为御街。商人在街两侧买卖交易,周围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宽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开封城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通为长途运输陶瓷制品.提供了条件,因此制瓷业在这里发展十分迅速。当时官窑生产的瓷器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城中还有专为宫廷设立的凌锦院,有专修船舶的修造所,有专门制造军器、火药和印刷等先进技术的手工作坊。到元丰年间,汴京城里从事工商业的户数已达总户数的1/10,工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已达160余行。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汴京城繁盛景象的真实写照。这幅画中有各类人物800多个,90多头牲畜,170多棵树和40多条船,画出了当时汴京的繁荣和经济发达的景况,它歌颂了“八方辐辏、四面云集”的汴京,也赞誉了大运河给汴京带来的空前兴旺发达。正是滔滔不尽的运河水为这千年古城带来了无限生机,造就出开封城最为璀灿夺目的历史时期。 曾经名扬中外,“富丽甲天下”的宋都汴京,经历了160余年的繁盛之后,在金元的不断侵扰下,随着大运河的逐渐淤塞不畅而日益衰落下去。此后,封建统治者在战争中常·以水代兵、以邻为壑,黄河又经常泛滥,天灾xx交加,开封城备遭摧残,到南宋时已是面目皆非了。 唐宋两代是大运河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运河网贯穿了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沟通了唐宋两国都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与浙东富庶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唐宋王朝的统治,推动了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沿线的长安、开封、魏州(大明,宋时称北京)、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县,宋时称南京)、泗州、楚州(淮安)、明州(宁波)、江都(扬州)、润州(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杭州、越州(绍兴)等都成为最xx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而这些城市在它们繁荣发展的同时,以巨大的需求和交换能量影响着周围的广大地区,从而带动了运河全线经济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将都城建于北京(称为大都)。为解决漕运之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水监郭守敬提出在北京与通河之间修凿河道,沟通北京与白河的交通。两年后工程竣工。这条全长100余里的通惠河,连接了南抵直沽(天津)的北运河。这使天津这个“海滨荒地”自元末明初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这里地处海岸,元朝以后随着海运的发展和天津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元代中叶这里已是“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的工商都会了。由于漕运的发展,元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建立了大型的仓库和码头,使位于天津西北60里的杨村码头到距天津东南70里的军粮城这一广大地区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经济发展区域。因此,明永乐二年这里开始筑城设卫,皇帝朱棣把这里赐名为天津。由于这里是“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交通要冲之地,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天津迅速繁盛起来。 自元xx始修通的北方运河,由天津经沧州、德州、临清、济宁、台儿庄到淮阴,裁弯取直,一路南下,直达杭州,使改,线后的各地经济随之迅速发展,一些新的集市城镇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京杭大运河在为我国古代提供了舟楫之利、带动了沿岸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它所流经的地域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改变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使我国整体自然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江浙地区在南北朝以前一直是较为落后的地区,直到隋朝初年仍然处于“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的原始农耕状态。当大运河贯通后,仅几十年时间,江浙地区就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到唐中叶以后这里已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大文学家韩愈曾这样赞誉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江南的赋税则主要出于浙东、浙西两路。因此,当时有人说:从天宝年间开始,北方可以不耕地,仅吴越之地所产即可满足天下之需。到北宋时由江南两浙地区运往京师的漕粮仍不断增加,约占南粮北调总数的1/4。所以,宋初就有“苏杭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反映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粮食的富足,也可以看,出江南农业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 经济作物的增多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是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自运河贯通后随着南北交往的迅速发展,江南地区的蚕桑、茶叶、竹木、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茶叶的普遍种植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堪为各种作物之首。 当时江南地区的宣州、常州、湖州、苏州、杭州等地都出产茶叶。尤其是湖州所产茶叶在唐代被列为贡品,由专船运往京城供皇室享用。宜兴的唐贡山即茶山,因所产茶叶皆为贡品而得名。当时传人西藏吐蕃王室的名茶就有湖州的紫笋茶。到宋代江南茶叶出现了许多名晶,饮茶也成为当时南北各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一个大臣在奏疏中这样说:茶作为一种食物,就像粮米和食盐一样重要,不可缺少,远近各地都有这一习俗,尤其是普通百姓“嗜好尤切”。为满足全国的需求,茶叶已成为当时江南一带农户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品种,也是他们主要谋生手段。每当茶熟之际,四方商贾皆汇集此地,“将锦绣僧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大量的茶叶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各地,一时间江南运河两岸“舟车相继,所在山积”。 随着运河的开通、交往的扩大,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描写江南农民的景物诗中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之句,古籍中更有“湖丝遍天下”到黄淮视察淤田情况,并亲口尝淤田的土,说:“所淤之土细如面。”又派人到淤田中察看小麦的生长情况。由于政府的重视,政策合理,仅开封一带每年就增产粮食数百万石。改变了北宋时期“粟帛常贵,府库日虚”的窘况。 京杭大运河流经的沿线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发挥了运河的功能,在灌溉排涝、改良土壤等方面综合利用这条人工长河,使运河在沟通南北交通的同时,协调矛盾、合理分配水量,为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有诗人称运河是母亲河,是通向繁荣富强的河,这虽然是诗人的赞誉之辞,但也是对这条古老的人工河流做出的形象比喻和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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