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参加冶金部组织的中条山铜矿机械化会战。那时代，凡是党交给的任务就是战斗，工作的场所就是战场。没想到轰轰烈烈的大队人马奔赴战场，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根本没有我们的技术工作。为了找点工作做，我和组长吵了起来。组长对我这个爱发牢骚的部下很不满意。

“你讲话，怎么口口声声讲‘我’？”那是集体主义时代，不许提个人，只能说集体。组长以为抓住我的语病，批评我。

“我的事，不讲我，难道说你？”我火起来，大声回答。

这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组长和我一样，吊儿郎当，无事可做。他内心的苦恼，一点不比我少。偏偏摆出一副革命的架势教训我。

37年后，回忆我与组长的有趣对话，我当时稀里糊涂一时气愤的回话，是维护自己权益的行动，本能的反映，是回归自我的觉醒。我的可怜的挤在领导和组员夹缝中的组长，总摆出一副无私，不能言“我”的革命者气派，落得两头受气。我的不自觉的感情用事的维权行为，更是艰难地进行。

像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地位如何？论学校，论专业，算得上“好大学”的“好专业”。基础理论、外语水平都不错，更令人们惊奇的是，我受过较好的工科的基本训练。我的制图水平很高。在没有计算机绘图的年代，设计图纸必须用黑墨水描在透明的绘图纸上，然后晒成蓝图。我的描图技术很好，再加上工整的仿宋字，得到机械工程师的赞扬。论学校品牌，专业，业务能力，都没有被瞧不起的理由。

虽然没有瞧不起，但采用另一种形式排挤。开始领导说，专业不对口，工作不好安排。这不xx没有道理，不懂行的外行，如何领导内行。但是我来到研究院，不是死皮赖脸挤进来的，是领导根据需要，制定计划要来的，冶金部根据要求，调过来的。我不仅为研究院做了不少理论分析工作，除了对工艺流程不太熟悉，其它干什么工作，都不比工科毕业生差。对工作从不讲价钱，干一行，学一行，专一行。要评学校雷锋积极分子，我当之无愧，当然他们不给，是另外一回事。

1968年，我从造反派坏头头的交椅上跌了下来。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体力劳动，首当其冲；没有劳动，只好坐在办公室里学习政治了。

一次研究室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因为重要，必须政治化，开了隆重的誓师会。政治化以后，不存在红专矛盾了。大家埋头画图，只有我无所事事。又不能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好在室里订了好几份报纸，我将报纸夹的报纸，从头至尾地仔细阅读。驻室军代表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工作，我无话可说。军代表问室领导，领导是位能干的女将。女将告知军代表，这人只会描图，其它事情不会干。行政领导利用政治歧视，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技术领导又聪明地将政治问题转化我技术问题。糊弄军代表。我只有沉默权，无辩护权。

商务印书馆有句名言：“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好像湘江边上的无地农民，无地可耕。湘江的枯水季节，河床露出水面，土地比较肥沃，农民及时种上庄稼，能受多少，算多少。而且可以省掉苛捐杂税。突然来了一场大水，颗粒无收。

耕耘难，收获更难，这就是我在研究院的工作的写照。

2003年4月14日{dy}稿

2005年6月21日第二稿

2006年10月19日第三稿

2010年5月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