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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所致，若公共投资仍居高不下，铁矿石之类原材料的继续涨价也势在必然。

1999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为5527.4万吨；2009年，这个数字是6.3亿吨。在庞大的中国需求推动下，中国七年前开始的长协矿价谈判，至今一分钱都没有谈下来。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所致，若公共投资仍居高不下，铁矿石之类原材料的继续涨价也势在必然。

作者: 南方xx记者 黄金萍 实习生 梅岭 发自北京

4月15日，西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在“2010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上称，铁矿石谈判名存实亡，矿商单方面制定价格，钢厂要么接受，要么不买。

同{yt}的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铁矿石价格长期协议继续。必和必拓高层则在北京的媒体早餐会上透露，已经和亚洲主要客户就铁矿石季度定价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受到普遍欢迎。

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钢企，特别是中小型钢企，与之签署了下一季度协议。

南方xx记者试图在电话里与罗冰生预约采访，但甚至来不及听完完整的采访请求，他就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啊，我不会对任何媒体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而中钢协负责铁矿石谈判的单尚华秘书长，不仅不接电话，更是处处躲避媒体。

自2008年11月受商务部委托全权负责与三大矿商进行铁矿石长期协议谈判以来，现在恐怕是中钢协最为尴尬的时刻。

“谁谈结果都一样”

今年74岁的刘勇昌，原是冶金工业部钢铁司司长。他还记得在2000年以前，澳洲矿商力邀冶金工业部组织各钢铁企业去当地考察的情景。为了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并无太多必要的铁矿石烧结试验，除了好吃好喝的招待，矿商还包揽了试验费、来回路费。30美元/吨的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还要给进口企业1-3美元/吨不等的佣金。

但时过境迁，原本送上门来求着买的矿石，现在竟要靠贿赂才能买到，而且价格还不菲。这缘于中国需求在十年间猛增了9倍之多——2000年中国进口铁石不过6997.16万吨，2009年已高达6.3亿吨。

2003年10月，中钢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组建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战略研究联合工作组，统一组织对外谈判进口矿的价格、数量、运费及相关的事宜。不过后来这个组织没派上用场。

2003年11月，受商务部委托，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开始参与铁矿石谈判。

连续三年跟在日本、德国后面接受了xx价（涨幅分别为18.6％、71.5%、19%）之后，2007年宝钢终于拿到了涨幅9.5％的谈判结果。接下来，2008年粉矿79.88％、块矿96.5％的涨幅，让国内企业颇有怨言。2009年铁矿石的谈判权，转移到了被认为能更多代表行业利益的中钢协手中，中钢协试图将价格拉回2007年水平，即下降40%，这一年的谈判结果是——没有结果。

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在中钢协和三大矿商谈判无果的情况下，2009年8月13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口铁矿是企业行为，要本着政企分开的原则不直接干预，由企业和行业协会与铁矿石的供应商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谈判。“我们推举一家对外，由中国的宝钢代表中国钢铁界和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去谈价格，我看这是合情合理的。”

就在4天后，中钢协宣布了好消息，与澳大利亚FMG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长期协议价，其中粉矿下降35.02%；块矿下降50.42%。但不幸的是，这个被称为“中国价格”的协议价，由于中国方面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提供融资，于40多天后失效。“我可以这么说：长协价的谈判，中国没有一次谈下来一分钱。不管是谈一个月，还是谈一年，不管是谈成了的，还是没谈成的。”在刘勇昌看来，因为三大矿商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垄断和被垄断之间，没有什么平等互利关系。谈崩了矿商大不了减产，而中国钢企对应的是下游13个嗷嗷待哺的用钢行业。所以，不管是宝钢还是其他人去谈，到了谈判桌上都要认输。

冶金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也认为，目前铁矿石谈判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太多，谁谈结果都一样。他此前虽然提议选几家钢企代表集体谈判，但是眼下他改变了想法，认为矿商提价是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如果指数化是趋势，就不要再争执，转而更为务实地学习新游戏规则。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筑、交通、工业等对钢铁的巨大需求，必然推高其原材料价格。此前石油从长协价到现货价，再到期货、指数化，已经为铁矿石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甚至，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后，澳洲煤矿也表达出推动季度定价替代过去的年度定价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所致，若公共投资仍居高不下，铁矿石之类原材料的继续涨价也势在必然。

“安内也攘不了外”

中钢协一直坚持把铁矿石价格高居不下的症结归咎于国内铁矿石进口的混乱。

2005年2月28日，《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和申报程序》（草案）在中钢协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共同召开的“落实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措施紧急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这个进口资质标准，实际上是给企业进口铁矿石设了一道门槛。

设立这一资质标准的重要理由是：铁矿石进口中存在盲目和竞相抬价现象，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企业、单位数量过多而且分散，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自律。这些问题使我们丧失了大买家的优势，在进口作价方面不具备话语权。

这一法宝先后被祭出了三次。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4月5日，中钢协继续联手五矿商会共同召开了“规范铁矿石市场秩序联合会议”，原则性通过了《2010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及申报程序》、《关于进口铁矿石代理制实施细则》和《进口铁矿石合同信息上报登记及其流向登记备案规定》三大行业性自律文件，决议从内部整顿入手xx三大矿商的季度定价和翻番涨价行为。此举被解读为“攘外必先安内”。

中钢协一度指责贸易商投机倒卖扰乱了市场，建议砍掉他们的进口权。不过他们似乎忽略了贸易商的交易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过程。而不久前某国有钢铁企业负责人不小心说漏了嘴，称公司上一年度的铁矿石业务盈利1.2亿元。钢铁企业倒矿，特别是大钢企倒矿，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此前中国铁矿石进口资质集中在112家钢铁企业和贸易手中。在中钢协三次组织发起并制定的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中，除了注册资本、环保要求、银行授信额度等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铁矿石的进口量”，2005年的要求是30万吨，2007年是70万吨，2010年则是100万吨。

拿到进口资质，是获得长协矿的前提。就钢铁企业而言，铁矿石进口量，也是其生产规模的一大指标，政策无疑是往大钢企倾斜。据不xx统计，国内钢铁企业260家，加入中钢协成为其会员单位的不过100多家，中钢协一度被指责为仅仅替大钢企利益代言。在长期现货价格高于长协价的时间，国内中小钢铁企业只能从贸易商甚至其他有进口资质的钢铁企业手中买二手、三手矿，承受着比拥有长协矿企业更大的成本压力。

转机发生在2008年。这年上半年，矿商带头毁约，在长协价基础上涨价；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铁矿石供大于求效应显现，现货价格逐渐低于长协价，钢铁企业开始千方百计地拖延长协矿履约，转而购买现矿。中钢协与三大矿商谈判无果的2009年，中国实际进口铁矿石的企业，在有资质的企业之外，整整多出了40家，一些原本无可能签署长协矿的中小钢企，乘机还拿到了长协矿。没有长协价格，钢企们照样挺了过来，至少，相比2008年的全线亏损，国有钢企有了微利。现货价也就意味着国内大小钢企在一个成本没有太大差别的情况下竞争，2009年度，200-300万吨左右产量的中小钢企，反常地在行业盈利能力排名中{lx1}于大中型钢企。

2010年，三大矿山提出来的季度定价，涨幅{bfb}的提法并没有想象中可怕。根据海关公布的数据，2010年一季度铁矿石进口均价为96.3美元/每吨，2009年这个数字是79.87美元/吨，2008年为137.57美元/吨。

如此一来，中钢协“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似乎有些多余。“安内也攘不了外。”刘勇昌认为，矿石市场混乱只是表象，实际上是因为中国需求量大，而号召大家不买矿以xx，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思维中的做法，依靠权力办事，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即使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只有一家钢企，{zh1}的谈判结果也还是这样。

中钢协身份悬疑

作者: 南方xx记者 黄金萍 实习生 梅 岭 发自北京

当年的机构改革，撤销了冶金部，却留下了中钢协。中钢协究竟是政府机构还是行业协会，现在仍是个疑问。

“二道贩子”变“二政府”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当时打出的口号是“xx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这一改革的结果，是撤销了包括冶金工业部在内的10个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这次决议明确指出，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xx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当时电力工业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原电力工业部基础上成立中国电力总公司，冶金工业部随后也递交了成立中国冶金总公司的报告。戏剧性的是，前者很快被批了，冶金总公司却没有了下文。

公司没有批，转而迎来了中钢协。冶金工业部撤销时，部分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分流到其他部委，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到了中钢协——它的另一个前身，是1989年1月成立的中国冶金企业管理协会。中钢协的{dy}任会长，是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吴溪淳；副会长吴建常，原来也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之一。

中钢协的主管单位，原来是国家计委，计委被撤销并入到发改委，而中钢协则被归到了国资委名下。至今，中钢协还有不少人有“人头费”——编制在国资委，工资由国家财政拨款。中钢协的办公地点，就在东四西大街46号。这个大院门口的牌子，不过是从“中国冶金工业部”换成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在接手2009年长协价谈判过程中，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在2009年8月表示，全国统一铁矿石价格一事正在推进实施中，因今年尚无长协价，所以钢协酝酿出台一个统一指导价。

难得有这般一碗水端平的事情，但这话却引来质疑——中钢协本应是服务于企业的行业协会，而“统一指导价”则属于政府行为。

2008年3月11日，中钢协在其网站挂出《关于对河北滦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按自动退会处理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协会强势的一面。河北滦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连续两年不按规定缴纳会费，被钢协按自动退会处理，执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处理条款，其一是：退会单位不再享受钢铁协会对煤、电、运、产、供、销、进出口等协调服务，并被建议取消其进口铁矿石资质。

大钢企代言人

作为钢铁行业统计、调查、分析和上报等项工作的受托人，中钢协应该是最了解钢铁行业全局的人，自然也是产业政策制定的重要咨询对象。

但在2009年9月，却是原冶金工业部的一批老人，向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上书，指出中国过去4年来钢铁产业政策的失误。

这份报告提到很现实的一点是，2005年7月发布的中国钢铁产业政策规定，行业设备建设标准为：高炉有效容积1000立方米及以上；转炉容量120吨及以上；电炉容量70吨及以上。沿海深水港地区建设钢铁项目，高炉有效容积要大于3000立方米；转炉容量大于200吨，钢生产规模800万吨及以上。同时，政策要求：到2010年，全国板带比达到50%。

冶炼设备大型化之后，企业为了工艺匹配，纷纷建设大型板卷轧机，由此带来板带产能严重过剩。4年时间里，热轧宽钢带轧机新建41套，产能新增1.29亿吨。

原冶金工业部钢铁司司长刘勇昌是报告撰写人之一，他介绍说，应该是产品决定工艺装备，有些钢铁产品的冶炼设备就不需要那么大，小设备反而能将效益{zd0}化。

而在中国建筑用钢占到总消费量一半的情况下（其中长材占68%，板材占23%，管材占9%），盲目扩张板材的结果，就是其制造成本比螺纹钢（长材）高200元/吨，但售价反而低200-400元/吨，每吨利润相差400-600元。

冶炼设备大型化，出发点是淘汰一些落后产能，结果是企业争相把高炉转炉电炉增大，如此产能过剩调控的结果，只能是越调越过剩。从量上来说，国内22类钢产品没有一种不够量，从质上说，所有品种都要进口，而且进口价比国内同类产品几乎高一倍。

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退居二线的老人，而不是作为每年各个钢铁企业产量统计工作的具体执行人的中钢协。

有人直指中钢协是大钢企的一杆枪。中钢协的入会起点是年产量100万吨，达到这一标准的钢企，仅有150家，占所有钢企的一半多。而且会费不便宜——0.4元/吨钢的标准。绝大部分入会的钢铁企业都是国企。而产业政策中冶炼设备、板材产品甚至铁矿石进口权限中对往年进口量的界定划线，还有对长协矿的坚持，无一不偏向了它们这一边。

在2009年世界20大钢厂中，中国有9家企业上榜，他们的粗钢产量加起来达2.3亿吨，据此他们应向中钢协缴纳的会费是920万元。而中钢协一共有钢铁企业会员约150个。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中钢协光是会费的收入，每年就在2000万元左右，而近十年会费累积下来的数字，也是“亿万富翁”。

中钢协可见的开销，是部分聘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一年一度的理事会议，支出有限。有人甚至担心，作为非赢利组织的行业协会，这样一大笔钱怎么花？

中钢协跟国有大钢企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中钢协部分领导都在上市钢铁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

最早在上市钢企任独立董事的是中钢协现任常务副秘书长戚向东。从2003年至今，他先后担任过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上市钢铁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年每家企业给他支付津贴4万-6万元不等。

而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自2008年9月起，在首钢股份担任独立董事，2009年又续任，首钢年报显示，2008年度他和另外三位独立董事一共领取了15.75万元。2009年度他一人的津贴是9万元。

只有{dy}任中钢协会长吴溪淳，是在2005年9月卸任后，才从第二年至今担任鞍钢的独立董事，而且，根据中央文件规定，他并不领取企业津贴或者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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