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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8年，经过通胀调整的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4%，并且，这一数值在2009年和2010年极有可能都不会增长。中位数不是平均数，平均收入水平会因为高收入群体赚取更多而上升，尽管这种情况只是意味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剧。

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下降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导致：{dy}是随着美国日益转向高度自动化经济，高智力和高学历带来的工资回报持续增加；其次是受近几年金融业前所未有的高薪酬，主要是金融高管们的超高收入的影响；第三是雇主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健康保险金：2000-2009年间，该项保险金提升了大约80%，其中大部分名义上是由雇主支付的，但是，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该部分的增长代替了工资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名义工资的下降。

但是，除非失业率下降到正常水平，否则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考虑到工资停滞和持续收入不平等的后果，非常有必要区分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两者：只要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广义上的技术创新，包括新的商业方法、科技和设计等的进步）快于其成本增加，那么即便收入不增加，生活水平还是提高的。一定程度上，由于医疗保费的买单，其快速增长带动了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而在此期间，电子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意味着广大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成本降低了。

然而，在大多数人收入并未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即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还是不能缓解因工资增长停滞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等相关政治问题的白热化。人们总是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视为理所当然，而不会将这种提升看作收入不变或者下降的相应补偿，于是，仅从流动性约束来看，消费者很多改善生活的要求被限制了，这也造成了很多人不能购买医疗保险的问题。

在2008年秋天以前，得益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人们可通过低成本的借款来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消费，工资增长停滞带来的经济焦虑也就被暂时掩盖了；现在，消费者意识到他们已经过度负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借钱来维持高消费了，那么因为工资增长停滞而产生经济焦虑就显现了。

经济焦虑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如更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工会抗议及其他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措施、政府补贴等；此外，经济焦虑还将加剧阶级矛盾，由此导致无效的规制政策，比如我们很可能即将见到“遏制那些贪得无厌的银行”的提案。在我看来，这两年我们遭遇的是经济萧条而不仅仅是衰退，因为期间引发的经济焦虑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意义上的风险高峰；“茶党运动”【注】的如火如荼，说明了我们国家在多个领域出现了问题，而不xx于茶党运动人士都认为的那些问题。

因此，我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降低收入不平等，尤其要提高中位数家庭收入水平，以此降低实施无效规制政策的政治压力，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俾斯麦尝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初他以此抗衡了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政治理念，成功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

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过于昂贵，考虑到巨额且仍在增长的公共债务，社保体系未来的扩展势必会危害国家的偿债能力。因此，在工资增长停滞问题上，不增加未来公共债务的解决之道包括：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补贴，如对大学学费进行公共补助；实行基本无成本的监管变革，如取消对雇主提供医保的税收补贴，取消或减少许多其他的税收补贴；制定测试医疗和社会保障收益的办法；放松某些安全和环境相关的法律以降低商业成本；弱化教师联合工会及其他工会的谈判力量；减少公职人员的数量；更进一步地，应该对公共服务进一步私有化，减少关税壁垒，允许更多的高技能工人移民。

注：茶党运动是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茶党运动最初源于反税运动的抗议，并且随着针对2009年刺激经济复苏计划所导致的美国国债增加的抗议而不断壮大。2009年3月，由于AIG高层雇员的高额奖励被曝光，茶党运动的参与者急剧增加，并在2009年茶党抗议大会达到了{dy}个高潮。

译者：h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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