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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筑路机械专业筹建过程的回忆

2010-04-25 03:23:31 阅读2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我参加筑路机械专业筹建过程的回忆
文／汪铁民

　　1953年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工作。当年我们一共有9个同学被分配到唐院。到了唐山，才知道唐院向高教部要的是”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我们当时毕业的专业名称是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系的“机车制造专业”。一字之差就大不一样了，这也算是一个错误吧？当时机械系其他专业，如汽车、动力和机制都有类似情况。好在我们的学习基础比较扎实，对工作具有比较大的适应性，响应“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号召服从分配，也没有闹什么意见。当然，对国家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损失就是了。
　　当时学校感到人太多了（唐院自己有机车专业毕业的学生，而且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有二位同学就转赴哈尔滨铁道学院，他们到哈尔滨不久，哈院又撤销了，他们分别就到了北京铁道学院和铁科院。我们留下的几个人大多数安排在基础技术教研组。我被安排在热工教研组当助教兼任教研组秘书。当时顾稀院长还给了二张聘书。因为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在档案里都有，没有很好保存，现在找不到了。{dy}学期我辅导铁道专修科二年级的《热工学》，第二学期就给隧道专修科二年级单独上《热工学》课。因为在上海交大学习时基础课学得比较踏实，到也能够胜任有余，学生反映也可以。
　　1954年三、四月间，开学不久，系领导通知我参加俄语口译班学习，说是准备秋天当苏联机车专家的业务翻译。记得当时还有周其刚和徐静云等同志。我在阅读上比较轻松，因为在上海上学期间跟柴志明教授翻译过内燃机车教材；但是发音就有点困难，尤其那个卷舌音“P”。老发不好。口译班学习很紧张，暑假也没有休息。但是到了秋天开学时，苏联机车专家又因故要推迟来华，老许（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许世拯同志,他是机械系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我说，翻译做不成了，回热工上热工课吧，已经都安排好了，你看你做什么好？我说听从组织安排。他说现在要筹建筑路机械专业，你愿意去吗？我当时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另外在广州解放前夕，曾经有过一支机械筑路队（大概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驻扎在我们家附近东山的一块场地上，我看过一些机器，例如多斗挖沟机，平地机等，当时感到很好玩，所以也没有考虑在筹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就说:“我去”，这样我就参加了筹建工作。
　　因为倪志锵*1教授在制图教研组的工作暂时离不开(他在1955年才正式调来机械系)，就由戴振声教授*2和我开始在党组织和系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工作。戴教授兼任主任,我兼任秘书(当时我们分别是热工教研组的主任和秘书)。一年多以后我们才脱离热工教研组独立成立筑路机械教研组，由戴教授任主任,我任秘书。
　　等到开始筹备，我才知道这份工作困难很大，我是学蒸汽机车的，热工学过，教起来不算难。可是这个筑路机械除了上面安装的内燃机还懂一点外，其余就不清楚了。
　　当时我们筹备工作的依据只有一份苏联铁道学院“铁道机械专业”的“建筑、筑路、线路和货物装卸机械专门化”教学计划和三门课：《建筑、筑路、线路和货物装卸机械》、《汽车拖拉机》和《机械化施工组织》的教学大纲；其他一无所有。戴教授从中国的实际需要以及筹备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开《机械化施工组织》、《筑路机械修理》、《筑路机械》、《汽车和拖拉机》和《装卸机械》五门课。按照戴教授的安排是戴教授讲《筑路机械修理》课。倪教授讲《机械化施工组织》课。剩下三门课，经系领导和党组织研究确定，从热工教研组调沈权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来的吉林工业大学）进修，准备开《汽车拖拉机》课；从机制教研组的焊接组调刘全德（他和我都是上海交通大学运输起重系机车专业毕业的，我们都学过起重机）去上海交通大学进修起重机，准备开《装卸机械》课。本来我以为作为两位教授的助教，凡事有他们“顶着”，压力没有那么大，现在剩下这门《筑路机械》课居然落在我头上，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当时很想准备《装卸机械》课，因为一来我学过《起重机》，二来我的未婚妻正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跟苏联专家读研究生。但是老许的意思是：“你是秘书，有很多事要你做，走不开”。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和组织上讲价钱的习惯，也以和组织上讨价还价为耻辱。这样任务就安排好了。但是，我这门课没有地方去学，怎么准备？老许说，我们在苏联有人在学，等将来他们回来了就好了，你先准备着，设法把课开出来再说。记得他说过几个人，有张质文，李富文和李日曰。后来李日曰没有回学校，到了铁道部，张质文和李富文都回学校了。
　　1955年春唐院机械系1952年毕业的六个人由铁路现场调回学校。其中唐经世因为在铁四局丰台经租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到我们教研组报到。戴教授考虑到唐经世的业务条件以及工作需要，安排他负责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课程和人员安排好以后，戴教授就开始抓实验室建设的工作。苏联的教学大纲上只列出了一批大型机械的名称，例如挖掘机、铲运机、推土机、平地机、铺轨机、铺碴机以及货物装卸机械等等。看不出这个专业实验室应该如何搞。开始我们向这时来到机械系的苏联专家诺维科夫请教，但是他是搞牵引计算的，对此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问急了他还发脾气。后来我们又打听到铁道部工程总局有一位隧道专家在开讲座。戴教授就带我们上北京去咨询，希望了解苏联铁道学院这个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和实验室的情况。不料大失所望，这位专家原来是学食品工业机械的，因为铁路工资高才到铁路工作，并不了解苏联铁道学院情况。后来我想到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时因为开学生座谈会认识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教务长的黄辛白同志，听说他已经调到北京担任高教部工业教育司司长，我就去找他求援,黄司长热情接待了我并且答应尽量帮助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是可能黄司长公务太忙，后来也没有了下文。
　　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二台D6拖拉机。其中一台装有推土铲，还有一台平地机和一台钻孔机，大型机械价格昂贵，如何结合教学也不明确，戴教授决定先用有限资金搞一批修理设备。学校给我们盖了一间简易的大实验室（因为实验室规划还不明确，而且学校还要迁往他地，在唐山不能建造正规的实验室），一方面停放现有的大型机械，一方面安放一些修理设备和办公室。大家就分头进行自己的工作了。
　　按照戴教授的建议，我先按照教学大纲列的参考书目录到图书馆外文书架上去找资料。虽然教学大纲上所列的参考书一本都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一套苏联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筑机械》（上，下册），和苏联公路学院的一本《道路机械》，还有二份俄文杂志：《建筑工程机械化》和《建筑和筑路机械》。这些材料不能直接拿来做教材,戴教授建议先将《建筑机械》下册作为备课的依据（上册内容是起重运输机械），这本书内容比较全面。我就开始看这些资料，并且顺便将它们译成中文，因为通过翻译也能加深理解。后来我又买到一本苏联铁道学院该专门化的教材（影印本），才知道什么是线路机械。学校又给我们搞到一本该专门化苏联大学生的毕业设计。陆陆续续我还买到一些苏联的书籍和有关研究所出的论文集。平心而论，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是帮了很大的忙，使我们对这个专业（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化）的概貌开始有点了解。有了基本的知识后，就想出去看看，我打听到建工部在天津有一间修理厂，就设法联系去实习，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冒着严寒在室外参与机器的拆装，了解机器的构造。另外学校铁道系的施工教研组还有一套由苏联施工专家指导下全国统一制作的机器模型，对我备课帮助也很大。在这个基础上我初步确定了教材内容并且编写了一份《筑路机械》教材（油印讲义）。因为进度比预期快一点，戴教授又叫我准备课程设计。与此同时，学校决定由1954年入学的学生中，抽一个班学筑路机械，这也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压力。现在工程机械专业就以1954年为创办年。
　　有{yt}，戴教授和我说，唐经世提出来他要上修理课，理由是他在现场工作过，有实际经验，应该由他来上这门课。此事可能唐经世还找过其他的领导，看来他并不知道戴教授当过修理厂厂长，所以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有实际经验，也可能说话方式不大妥当；不知道为什么戴教授当时很生气，这样就产生了矛盾。我在整风鸣放时关于青老关系的一个“错误言论”，盖源自此。
　　当时《汽车和拖拉机》和《装卸机械》课已经安排人出去进修了，唐经世要上课，就只有上《筑路机械》课。开始戴教授不同意他上课，认为他在现场总共才二年，在这二年中还换过几个单位，俄文水平有限，而筑路机械当时没有中文资料，他会有很大困难，同时已经安排我准备，他不想换人。作为教研组秘书当时我为组里发生这样矛盾感到很头疼。想了很久想出一个方案，因为我这门课在教学计划里延续二个学期，主要部分在{dy}个学期，一小部分是在第二学期，可以将第二部分给唐经世上，这样他可以多一个学期准备，同时后面有关的资料我也基本上翻译出来了，万一他有困难上不下去，我还可以接过来，同时这个方案对他准备实验室的工作的影响也比较小。经过再三研究，戴教授同意了我的方案。回过头看看，这也算“歪打正着”，分了一部分课给他，后来我被错划右派后，总算还能有个人来接我的课，1958年我离开以后不得已只停办了一届，55级有一些学生坚持要读这个专业，闹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55级呢几个学生自愿到现场实习劳动一年，再和56级一起毕业，从56级开始又继续办下去了。
　　本来实验室任务很重，高等学校的实验室不能只是机器及其部件的陈列室，还要考虑科学研究的需要。所以我的这个方案也有缺点。后来经唐经世的推荐从铁四局调了濮文兴同志*3来校，濮文兴在技术上很过硬，但是作为一个工人师傅，就难于理解实验室的重大意义；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我在1979年回校时，很遗憾发现实验室还是一个“大机库”，这是后话。
　　1956年暑假刘家骥和刘子芬两位同志由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校。刘家骥安排在教研组为戴教授辅导修理课，刘子芬安排在实验室工作。刘子芬是一位颇有见地的同志，能力也强。当时因为他去听数学组开的《矩阵》课程，实验室向戴教授反映说他“好高鹜远，不务正业”。其实听一门课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况且据我了解*4当时在美国的大学里，机械系学生学的数学已经远远不限于我们所理解的高等数学，除了《矩阵》，还有《张量分析》等内容。今天大家都知道，《矩阵》在机械学科，特别是在振动理论上的应用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虽然当时我对刘子芬去听课是理解的，也和戴教授作了一些解释，但是仍旧招来一些非议。1958年我离开教研组不久，刘子芬也被以支援地方为由调出。在这种忽视理论重要性的思潮影响下，筑路机械专业的发展不能不说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引以为教训。
　　在唐经世、刘子芬和濮文兴的共同努力下,实验室初步建立起来,为学生开出拆装变速箱这类构造实验和一批修理工艺实验（例如内燃机点火系和柴油机油泵试验）；驾驶实习是在石家庄铁道兵学校(现在的石家庄铁道学院)进行的；我们自己的机器没有派上用场。而三年级的专业实习则在武汉钢铁公司的施工现场进行。
　　在此期间沈权和刘全德也先后结束进修回校，并且开出各自所准备的课程，效果很好，学生反映满意。《筑路机械修理》、《机械化施工组织》、《汽车和拖拉机》以及《装卸机械》的教材分别由戴教授、倪教授、沈权和刘全德编写或选用。所有这些都是大家努力团结奋斗的成果，也和戴教授在筹备一开始计划安排正确和周详是分不开的。经过全教研组同志的共同努力，1958年暑假{dy}届学生顺利毕业。在学校和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戴教授和倪教授带领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筹建工作的成功。
　　在筹建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当时现场从苏联进口的机器有点“傻大笨粗”，从苏联进口的50年代的机器无论从自重和功率利用上都比40年代进口的美国机器要低一个档次。但是苏联在科学研究上却做了许多工作，从苏联的书籍看在理论分析上也有不少成果，而当时我们能够得到的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资料，却都很简单。我曾经和戴教授议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西方国家有一个商业利益问题，不少关键的技术是不会介绍的；但是在一些大企业中还是化了很大的力量在研究和开发，加上他们的工业基础强大，历史悠久。所以生产机器的技术指标就要先进得多。记得1957年在武汉带实习时，有学生问过我，都说苏联先进，为什么1立方斗容量的1004挖掘机个头比美国40年代的机器大许多，但是做起重机用时起重量却小得多，美国的D7推土机和斯大林80推土机几乎是一样的，连尺寸也是直接由英寸换算成毫米，但是工作起来却比D7差得多。连D6也赶不上。因为我总感到苏联在理论研究上做了很多工作，有发展潜力。所以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疑问，到反右时到也少了一条罪状。一笑。
　　我受苏联书籍和杂志的影响感到大学不能只讲机器的构造，要从理论上武装学生，认为应该开展机器动态性能的研究和液压技术及自动化技术的研究等等，这样才能随着工业的发展有我们自己的先进机器。我开始收集资料着手写那本《筑路机械动力学基础》*5。遗憾的是耽误了22年，等到我再度回到学校时，由于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我的想法始终无法实现，搞过一个试验台也没有发挥作用而半途而废了。
　　1957年初有过关于我校要停办筑路机械专业的说法。当时上海同济大学也在筹办类似的专业，还派了一个叫叶志宽的助教来我校进修。南京工学院也打算办。可能是高教部不想“遍地开花”吧？所以有这种说法。当时有人和南京工学院联系想将我们这支队伍拉到南京工学院去的事，可以证明确实有过这么一件事，但是据我所知学校从来没有要停办的意图和说法。
　　1957年我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离开教研组时秘书工作交给了刘全德同志。我是在将课程设计指导完后在1957年底离开教研组的。当时我考虑唐经世接这门课会有困难，就将所有的备课笔记和翻译的资料全部交给了唐经世*6。从筹建开始到1958年我离开为止，所有教材的翻译工作都是在筹备过程结合备课进行的工作，铁道部和高教部都没有下达过翻译教材的任务。
　　在整个筹建过程中，学校和铁道部都给了很大的支持。就学校来说，只要我们在人力物力上有要求，都大力解决。例如我们出差就很方便，提出来一般都同意。又如唐经世要上课，实验室工作人力不够；学校除了调来濮文兴师傅外还分配来一个天水铁路学校的毕业生宋振粟（此人后来调走了）。学校为我们盖了一间很大的简易实验室（因为考虑要迁校，无法盖{yj}性的实验室）；购置了一批修理用的仪器设备。1956年又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要来二位同志加强筹备组的工作。还设法从苏联要来了苏联铁道学院这个专门化学生毕业设计的范本。据了解*7，当时领导上也考虑过派人去苏联留学的问题。只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没有实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学校有要取消这个专业的想法和意见。
　　铁道部对专业的支持也很大。除了已经调来的几台机械外，只要提出来要什么设备，总是尽量满足，为实验室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障。铁道部有什么有关的活动也都通知我们参加。例如有一次铁道部工程总局的机械专家开讲座，就通知我们去。当我们提出需要向专家咨询苏联铁道学院有关专业的情况，马上组织了我们和专家的座谈。当时集（宁）二（连）铁路是机械化施工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工程，铁道部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去考察，以便推广机械化施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名额。听戴教授说，上面安排我去，他没有同意我去，让另外一个人去，可惜按照当时的政治条件要求，这个人没有通过政审没有去成，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戴教授作为主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对整个筹建工作的筹划安排上下了很大工夫。可以说没有他作为“主心骨”，我们这批年轻人要完成任务会更加困难。他虽然是教授，对我们几个年轻助教工作上放手，生活上照顾，平时相处平易近人，在他下面工作心情是很愉快的。
　　例如当时上海交通大学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系来了一个博士专家克鲁奇科夫教授（当时一般苏联专家都是副博士和副教授级的，博士和教授级的很少）讲《挖掘机》课。我想去听课，当时筹备组的杂事不少，本来这些杂事都是当秘书的份内工作，戴教授就把这些工作担当起来，使我就能够去上海交通大学听课。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1961年我调到徐州师院工作后，收到戴教授夫人陆志英寄来的一封信一本书和100元钱。原来，当年戴教授和同济大学的曹善华老师等合作翻译了一本《筑路机械手册》，曾经叫我看过一部分译稿，这件事，我早就忘记的干干净净，当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戴教授打听到我在徐州师院工作，就将书和100元钱给寄来、信中还说当年因为政治原因没有署你的名字，希望谅解；现在知道你在徐州一家团圆了，很高兴，就将书和钱给你寄上，你新成立家庭，也许有点帮助？遗憾的是我1979年回校时他已经调上海工作，未能一起工作。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去看他，他很高兴。我们相差20来岁，也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啦。
　　倪教授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可亲。而且不断在教学中引入先进的技术理论，例如在施工组织中采用线性规划方法等。他编的教材得过优秀教材奖。他实际经验也很丰富，能驾驶工程机械实际操作。他当主任时有个别人对他不够尊重，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还教育大家一定要搞好团结。
　　二位教授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影响和教育；带动我们这批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专业筹建的任务。
　　戴教授和倪教授是我校筑路机械专业的奠基人，他们为这个专业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劳动，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这些贡献。但是他们的功绩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回想当年，我只是一个21岁的年轻助教，有幸在党组织和老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将课程和课程设计开出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后来因为在筹建过程中体会到校址不定造成的种种困难，而在建校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意见，被错误地划成右派份子，无奈离开了刚刚开始的事业；22年以后我虽然还能回到学校工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的许多设想都没有能够实现，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附注】
　　*1 倪志锵教授，194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平越分校土木系。参加过滇缅公路的机械化施工工程。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任讲师，1952年任副教授，1955年转机械系参加筹建筑路机械专门化（专业）。1979年任教授。曾任教研室主任，铁道部起重运输机械和工程机械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1987年离休后还担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编委会副主任以及英文版主编等职。2002年11月逝世享年82岁。
　　*2 戴振声教授, 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曾赴美国考察机械筑路工程。抗战胜利后回国担任交通部公路总局{dy}机械筑路总队筑路机械修配厂厂长。后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机械系担任热工教研组主任,1954年主持筹建筑路机械专门化(专业)，担任筑路机械教研组主任。完成筹建任务后调上海机械学院任教。2004年于新西兰逝世。享年91岁。
　　*3 濮文兴同志2005年在唐山逝世，享年83岁。.
　　*4 根据1951年我们班一位同学在美国读博士的哥哥来信。
　　*5 这本书稿，我在1965年寄给沈权，1979年我回校工作时倪教授将保存了14年的这份书稿又交给我，经过补充修订后以《工程机械动力学》名称在铁道出版社出版。
　　*6 这批资料中的除备课笔记外,有苏联对单斗挖掘机工作时动力载荷的研究论文、液压系统研究论文、《单斗挖掘机理论》、《道路机械》和《建筑机械》下册和《挖掘机》等的译稿。我自己买的原文书没有给他，现在还一直保留着，有纪念意义。有一批图书馆的书就还给学校了，不知道图书馆还有没有？看来唐经世没有利用这些资料，1979年我回校后他也没有还给我。线路机械是1958年毕业的覃骏在搞，其他如混凝土机械……就没有人搞，也没有反映在教材里。1962年，当时我已经在徐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工作，教研组将我翻译的《建筑机械》中的挖掘机部分由学校教材科铅印成讲义，可能因政治原因没有在封面上署我的名字，只署上“唐山铁道学院筑路机械教研组”，而在扉页说明上说参加翻译的有唐经世汪铁民和清华大学的高维山。1979年我回学校后沈权将他保留的这份讲义给了我二本。
　　*7 1979年后戴师母曾经对我说，当时有要你去苏联学习的想法，就是老戴没有放你走，否则你也许就能逃过1957年这场劫难了。我想也许这也是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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