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理财之路 

韶山上屋场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人们了解xxx的家庭成分，大多来自１９３６年xxx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斯诺根据采访手记，写出《xxx自传》一书。２００３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本《xxx口述传》。在书中，xxx回忆说：

　　这时我家有１５亩田地，成了中农。靠这些地，我们每年可以收６０担稻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３５担，即每人７担左右，这样每年就有２５担剩余。我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积累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７亩地，使我家有了“富”农的地位。

　　然而，xxx的家庭最初怎样，何时走向富裕，怎样走向富裕，靠谁走向富裕，却难以探究。原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后，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１９３９年夏至１９４０年初，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曾为xxx代填了一份履历表，在“父亲”一栏里，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顺生。生于１８６６年（应为１８７０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xx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zh1}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１５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１９１５年买叔父７亩，但仍负债，１９１５～１８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没收。１９１９年（应为１９２０年）去世。

　　毛泽民生于１８９６年４月，比xxx小３岁。他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从耕作转向半耕半商的过程。毛泽民８岁那年，便和哥哥xxx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毛顺生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他对孩子很吝啬，让他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８岁到１４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４年私塾。在他９岁那年，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３岁后，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１９１０年，xxx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感到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１４岁的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１００多斤的担子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１９１３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他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别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积肥。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出去卖，付给别家“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那时，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从来没有一点怨言。

　　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８年，家里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堂弟毛菊生家７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２２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５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的钱后，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建造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１３间半瓦房。可以说，上屋场真正富裕起来，是毛泽民与父亲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而此后的两年，毛家总是不顺：先是母亲文七妹生病；随后，家中不幸遭遇火灾，房屋被烧；军阀混战，流窜的败兵多次敲诈勒索，要粮要钱；家里还让强盗抢劫了一次……

　　母亲的病最终未能治好，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５日（农历八月十二）故去。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农历十二月初三），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因患急性伤寒，突然病逝。

　　在xxx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毛泽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韶山冲

　　走出韶山冲，见过大世面的xxx，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一直想把两个弟弟都带出家乡，干一番大事业。但父母尚在，需要有人养老送终，他只能先将小弟毛泽覃带到长沙读书。现在，二老均已故去，他决定把毛泽民也带出韶山冲，到外边去读书，做事。

　　１９２１年正月初六，xxx带着毛泽覃回到韶山。见哥哥和弟弟回来，冷清了一年的毛泽民夫妇格外高兴。王淑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统统拿出来，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晚饭后，全家人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

　　xxx十分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弟弟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所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面对着通红的塘火，xxx语重心长地开导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实在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有饭吃？！”

　　xxx趁热打铁：“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和菊妹子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１９２１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对于长期靠辛勤务农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这一步，实在太难了！

　　xxx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xxx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xx抛弃这个家，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毕竟这些田地、房屋，都是祖上几代人辛苦积攒下来的，其中还有他们夫妻的辛劳。土地、房屋带又带不走，送人又舍不得，都出去干革命，也要为家人留一条后路吧？如果连房屋都送出去，今后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xxx最了解弟弟的心思，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笑着说：“这个嘛，好办又不好办。你们若是下了决心，出去就不再回来了，那就田和屋都不要了，这叫做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过，润莲的考虑也有道理，虽然我们是横下心来干革命，不要这个家了，但总还是有个后方好些，再说革命也需要经费。”

　　话是这么说，但要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安置妥当，也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田给哪个做，屋给哪个住，都要好好筹措一番。xxx想了一下说：“田让给又穷又会做田的人去做，屋就让做田的人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

　　xxx又嘱咐毛泽民：“凡是过去对我们帮过忙的乡亲，都去打个招呼，向他们告别。再从鱼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屋里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全都不要了。另外，你们去长沙，不要多带东西，只要带上铺盖和要穿的衣服就行了。东西带多了，就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xxx在家里只住了４天。正月初十，吃过早饭，他就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菊妹子）先去了长沙。毛泽民按照大哥的要求，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不久也带着妻子到了长沙。

　　xxx在长沙给毛泽民已找好工作，在省立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１９２２年，毛泽民在xxx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不久，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毛泽民曾是中共领导的{dy}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总经理

　　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安源路矿１．７万名工人，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xxx、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经过５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把头制等１３项要求。罢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１０月，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来到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书记xxx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如何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保护和争取工人经济利益的问题。他说，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为了xx奸商、路矿资本家和工头们对工人的重利盘剥，曾试办过消费合作社，但参加的工人很少，资本仅有百余元，不能独开门面，只能附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xxx遂派易礼容、毛泽民等党员去安源，以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

　　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dy}个股份制经济实体。易礼容任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区委调回长沙，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８月，工人俱乐部换届选举后，毛泽民被{zg}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为了支持消费合作社，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１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同时，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困难，工人俱乐部{zg}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俱乐部深入人心。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但他们仍然听从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７８００余元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共计１．８万余元。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位认股者。

　　在韶山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管理起“大家”，但毕竟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资金最多不过千百元。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资金高达数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zd0}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切实得到实惠，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毛泽民的面前。

　　办好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代金券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一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兑换矿票的难题，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拿矿票来兑换股兑换现钱，一元矿票兑一元现洋。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

　　为了办好合作社，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由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物价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毛泽民还想办法从浙江、广东搞来食盐，从其他地方采购豌豆、蚕豆等小杂粮。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当起货郎，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地区的工人送去。

　　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家、包工头开办的大小商店感到威胁。他们纷纷联手，企图挤垮合作社。一些不法商人也乘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转手渔利。毛泽民很快发现了问题，果断实行凭证购物的办法。合作社特制了万余枚记名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合作社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凭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十次。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和工人的利益。

　　随着合作社的资金不断积累，毛泽民又将合作事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设了若干个合作分社，还购置了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定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２０多人增加到近４０人。

　　为了解决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１０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毛泽民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１９２５年秋天，毛泽民随xxx去了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然而，开课仅３７天，毛泽民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奉命去上海，担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身穿长衫马褂，时而又西装革履，出入报馆、书店和发行所，潇洒大度，侃侃而谈，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下的上海书店负责。最初，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印数虽有３０００份，发行量却只有１０００多份。上海书店还接收了新青年杂志社的所有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欠款，背负了一批坏账。

　　毛泽民接手发行部工作时，主要负责发行《向导》周刊，零散的书刊均由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dy}份中央机关刊物。毛泽民接手发行工作时，接收的资本仅有７２元３角８厘。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全靠自身收入开支。那时，《向导》周刊每月都要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个报刊上刊登广告，广告费需要支付７２元。中央除拨给６０元广告费外，其余一概不管。

　　出版发行工作对于毛泽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凭着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毛泽民不断摸索印刷发行的经验，掌握其中的规律，还结识了许多业内朋友，很快就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时，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后，毛泽民又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和扩大革命书刊的分销渠道。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开展，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４地，发展到全国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至，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上千元的预约款。毛泽民将这些预约款作为资本，使发行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到１９２６年底，即毛泽民到任一年时间，出版发行部进行内部结算时，已经盈利１．５万余元。１９２７年初，中央会计处派人到发行部进行核查，结论是财、物两清。

　　１９２６年７月，为xx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毛泽民奉命赴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创办汉口长江书店。同时，他频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之间，解决书源，调运书刊。革命的出版物如同北伐狂飙中的号角。１９２７年初，当革命形势向宁、沪、杭地区迅猛发展时，各种书报的销量迅速增加，仅《向导》周刊一期的发行量就有８万份，《共产主义ＡＢＣ》一书半年之内即在全国销售了３万余本。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随xxx参加秋收起义。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初，党中央紧急调他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然而，摆在毛泽民面前的却是令人十分骇异的窘境。他离开发行部时移交的书款、存书和账目遗失殆尽。他又是两手空空，一切从头做起。

　　毛泽民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迅速打开局面。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层层检查，他用了很多心思，指示印刷厂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假封面，什么《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源源不断地转送到读者手中。

　　当年，位于派克路的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zd0}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

　　１９２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２０多个巡捕房的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协盛印刷所。当他们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时，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

　　“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毛泽民。

　　毛泽民xx地回答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

　　领头的“包打听”不容分说，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个车间里，又令人给毛泽民戴上xx，秘密押到一家旅馆里。

　　当中央负责人xxx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紧急部署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保全数十位工人和价值１万余元资本的印刷所。但经过毛泽民在旅馆里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只付了８００元，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没过多久，协盛印刷所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那位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
　国家银行成立时，到账的只有８０万元债款和２０万元流转资金，毛泽民难为无米炊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１０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xxx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xxx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在xxx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５名工作人员。而红军xx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zd0}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１００万元。而实际到账的８０万元是债款，其余２０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国家银行在各xx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xx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xx建立财政系统。

　　３月下旬，xxx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消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不仅得到大批xx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１００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这些物资挑回瑞金，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４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xxx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xx，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xx，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１９３２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１９３３年４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５０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１９３３年春天，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xx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开玩笑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

　　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xx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xxx的图案跃然纸上。

　　１９３２年７月７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１元、５角、２角、１角、５分，五种票面。１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

　　{yt}，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

　　毛泽民诙谐地一笑：“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嘛！”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割据，币制尚未xx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按理说，用金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各地都能通用。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铸币机。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硬币。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当时，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１９３３年初，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一方面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还盲目扩大红军，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缺乏财政支持，滥印票子，必然导致国家银行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毛泽民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做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尽其所能，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１９３４年初，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１元苏区纸币兑１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排着长队，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三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物品。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xxx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xxx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xxx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赣南素有“钨都”之称，毛泽民因地制宜，创建了中华钨矿公司

　　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光靠打土豪过日子，怎么行？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没有设立主管国民经济的部门。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当创建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毛泽民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

　　赣南素有“钨都”之称，上百个钨矿点星罗棋布于赣南山区。金属钨可以制造电灯钨丝，钨钢又是制造枪械的重要材料。

　　在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仁凤山一带，钨矿资源非常丰富。红军到来之前，美、英、德、日等外国资本家曾扶植矿商开矿，收钨矿。可当毛泽民来到仁凤山时，眼前却是一派凄凉破败的景象。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反动民团放火烧山，这里的矿工大都被迫离矿避难了。

　　毛泽民沿着山沟一路察看。几天下来，他摸清了仁凤山矿区的基本情况，及时向当地苏维埃特支委员会和工会作出指示：立即组织矿工恢复钨砂生产；像“扩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发动在矿的工人动员亲戚朋友、特别是技术熟练的矿工，迅速回矿参加生产；特支委员会和工会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调动矿工挖砂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钨砂。毛泽民先后恢复了上坪、庵前滩、吴山、蜈蚣山的钨砂生产，又在白鹅墟成立了白鹅洗砂厂，将收购的钨砂淘洗加工成钨砂精。

　　毛泽民给中央政府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华钨矿公司。他的报告引起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两天后，报告就批复下来：“着毛泽民筹办。”１９３２年３月，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毛泽民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大会，并宣布了公司的组织机构，任命胡克功担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然而，转眼８个月过去了，中华钨矿公司的生产却没有多大起色。这可急坏了财政部长邓子恢。他决定撤掉胡克功，由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

　　毛泽民“新官”上任，大刀阔斧地做了三件事：撤销了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改善矿工生活和工资待遇；扩大生产，奖励生产。

　　毛泽民一手抓公营矿场，一手将分散、个体的挖砂民工组织起生产合作社或作业组，由钨矿公司直接与合作社或作业组签订产销合同。当合作社“打疲货”，即没有挖到钨砂时，考虑到民工的生活，中华钨矿公司按《钨砂交售合同》，可提前支付７０％的钨砂款，又称无息xx，待挖到钨砂后逐步还清。这种做法充分调动了矿工挖砂的积极性。

　　赣南山区道路崎岖，物资运输全靠人挑肩扛。中华钨矿公司成立后，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１００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江口外贸分局有２０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

　　有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统一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大家纷纷提出一项项好建议。

　　从１９３２年钨矿开工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zd0}规模，仅盘古山、铁山垄、小垄三个公营矿场就有工人近５０００人。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４１９３吨，出口总值达４００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在赤白区间建立贸易“特区”，用土特产和矿产品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因在短期内难以发动新的进攻，便越发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妄图从经济上把红色根据地困死。敌人的经济封锁几乎断绝了赤白区之间的贸易，根据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以及原先紧俏的矿产品钨砂，都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苏区急需的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用品也运不进来。一段时间，根据地的食盐贵得吓人，在一些地方１斤食盐可以换５只鸡。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开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经济，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发展边区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国家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工作职责。外贸总局成立后，毛泽民仍然密切关注着苏区的外贸工作。他认为，打破经济封锁，发展对外贸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xx可以办得到的。一是苏区的粮食、木材、纸张，及土特产品价格便宜，白区商人迫切需要同苏区进行交换；二是红军与游击队的积极行动，可以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为红白区贸易创造条件；三是利用军阀的贪利及其内部的矛盾，xx有可能同他们进行私下交易。国家银行曾从３００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１００万元做外贸资金。钨砂出口是对外贸易的重头戏，毛泽民亲自出马。

　　外贸总局在江口、汀州、会昌、吉安设立了４个外贸分局，在各重要出口还设立了１０个采办处及附属仓库。由于外贸活动都在靠近苏区的边缘地带，即赤白区之间的贸易“特区”进行，外贸总局配备了强有力的武装运输队伍。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粤军{dy}军军长余汉谋、{dy}师师长李振球也曾经营过钨砂出口，还成立了双田公司，后来被蒋介石发现，才被迫停止。

　　驻防赣州的粤军{dy}军{dy}师师长李振球在城内{zd0}的利民百货商场有８０％的股份，国民党实行食盐、煤油公卖后，利民商场仍在大量私卖煤油。毛泽民了解到，李振球的外甥是赣州城“广益昌”店的少老板，专门为陈济棠和李振球炒黄金，收钨砂。毛泽民还得知，赣州地下党员刘东门生经营的杂货店一直从“广益昌”进货，他与“广益昌”的少老板很熟。于是，毛泽民决定把牵线的任务交给刘东门生。这个刘东门生可是做买卖的好把式，很快便吊起“广益昌”少老板的胃口。

　　陈济棠、李振球听说又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手下的亲信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陈济棠还再三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他嘱咐江口分局局长姚名琨，务必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尽量抬高钨砂的售价。谈判时，姚名琨不紧不慢，一再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８元抬高到５２元。

　　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粤军{dy}师李振球部护送，从广东经信丰江运入苏区，再从苏区运钨砂给双田公司。

　　李振球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驻扎在城外的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他们不甘落后，纷纷同当地商人合伙，也与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

　　江口分局是外贸总局下设的{zd0}分局。赣南各县和中央政府各机关所需物资有７０％以上是江口分局以各种方式采购的。但毛泽民居安思危，他指出，江口距赣州城太近，要随时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决定去闽西，为钨砂出口寻找新的渠道。

　　闽西苏区土特产品非常丰富。外贸总局在汀州设立了分局，在上杭、连城、宁化、新泉等地设立了采办处，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组成了对外贸易网，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开展贸易活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蒋。苏区外贸总局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了通商关系，很快成立了中华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由当地民团头子派人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枪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然而，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国民党xx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尽管按照xxx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仍剩下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zh1}的“家底”，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第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