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职工“六连跳”，新干班”“违约金门”……一贯以拒绝媒体窥视而显得神秘的富士康，却又总是不断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富士康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我大约是在英国媒体报道富士康为血汗工厂后最早“潜入”富士康内部的记者。2006年，在“血汗工厂”还没有成为媒体的话题时，我的两个独立摄影师朋友受邀为富士康拍摄点东西。而我当时无事，就开车送他们去富士康。那一次我才知道，如果不是总部的人就在门口迎接，如果不是有特别的通行证，我的车根本无法进入的幅员辽阔的富士康龙华总部。
自始至终，富士康都以为我是那两位摄录师的“司机”。
　　那一次我们按照富士康的指定路径“参观”了这个已经拥有30万以上员工的巨无霸企业。实话说，尽管这一趟算是走马观花，我还是被震撼了。惟一的感觉就是恐怖：那么多人，那么大的饭堂，那么严苛的纪律——仅仅从下班后员工必须走在厂区公路的人行道这一纪律，就让我瞠目。仅仅在这堵围墙外，我们的世界就如此不同。
　　就在这时候，“血汗工厂”的报道将富士康放到了波峰浪尖。我的兴趣来了。作为一名本地记者，我想避免人云亦云，知道一个真实的富士康。此后我获准多次进入该企业采访，对象包括级别甚高的台干，内地的管理者，新分配大学生，在流水线做的比较出色的打工者。
　　但是我知道，所有这些采访对象，都经过了过滤和筛选。我真正想采访的不同声音在这里听不到。我接触过普通的员工，他们拒绝采访，“因为我们有规定，如果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了。”
　　我尝试采访各类人，了解从不同角度认识富士康。可是，我惊讶地发现，所有的采访都只能告诉我事物的同一面，而不像以前的访问，记者可以再综合分析之后渐渐厘清事情的各个立面。
　　{zh1}，我承认，就像所有摸过大象的盲人，无论你的结论是蛇，扇子，绳子，柱子还是其他，你还是没有认识大象。

　　从梅林出关，驱车几分钟便是深圳龙岗区的龙华。和深圳关外的其他地方不同，龙华总是显得特别繁忙热闹。这里是全世界{zd0}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中国{zd0}的出口企业和深圳{zd0}的外资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基地。到今天为止，这个拥有几十万员工的基地，主要由年轻且没有多少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打工者组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打工妹。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年轻的打工妹如何生活和工作，因为富士康集团一向低调，管理严格，记者很难进入车间和女工宿舍自由访问，即便在集团以外，也很少有富士康打工妹愿意接受采访，她们称“这是纪律”。集团总裁、台湾首富郭台铭几乎不接受记者的{dj2}专访，他作风强硬，但行事风格神秘，这也给富士康集团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没有人会想到，富士康的打工妹是以这样的方式{dy}次让世人关注，而这一关注引发的冲击波在很长时间里也无法平息：
　　2006年6月初，英国《星期日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iPod之城》的报道。
　　“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拥有20万名员工，这座‘iPod之城’比英国纽卡斯尔的人口还要多。”报道说，富士康是苹果旗舰产品iPod的供应商，苹果iPod nano在富士康龙华基地一座五层高的工业大楼中生产，专门有保安负责大楼的安全。《星期日邮报》参观了一些工厂，并访问了一些员工。记者发现，苹果iPod主要由女工生产，她们的工资仅有27英镑(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她们还必须站着工作，没有坐下来休息的机会。此外，富士康龙华基地的女工大多住在可以容纳100人的宿舍里面，外来访客未经允许不得入内，严苛的宿舍管理制度让这些打工妹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2006年6月15日，上海的《{dy}财经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大都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1000多元。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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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13万人、拥有10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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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针对《星期日邮报》的报道，极少主动邀请媒体的富士康罕见地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富士康运营总监、各部门人力资源负责人、集团福利和卫生有关主管共十余人，坐在了国内近十家媒体的面前。“污蔑程度到了难以相信的地步，” 富士康这样回应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报道。富士康有关人士认为，欧洲部分竞争者“无所不用其极” 的竞争手段，是出现此次“血汗工厂”报道的最根本原因。
　　针对《{dy}财经日报》的报道，富士康的反应更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富士康以集团的名义起诉该报的两名记者，并索赔3000万人民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受理了此案，并冻结两位记者的私人财产，包括银行账户、汽车和房产，这一行为引起舆论哗然。后来，富士康有人私下告诉我们，记者根本没有来龙华采访过，富士康工厂一直以伙食好为荣，却被报道为“吃得比猪差”，这让富士康高层愤怒。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向富士康集团提出采访工厂打工妹的要求。富士康集团以隆重而谨慎的态度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说隆重，是因为富士康集团的副总经理何先友、人力资源总处副总经理陈振国以及总部的人力、劳资、卫生、宿管等部门主管都接受了我们的多次采访，向我们介绍了富士康的发展历史，近二十年的巨大成绩以及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社会公益行动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富士康派专人陪同我们参观了龙华园区的多个地方，包括可以同时为十万人服务的配餐中心、设施先进食物丰富的员工食堂，功能分工明晰的工业区、医院特设的社康中心和急救车辆、培训场所、游泳池和体育设施、可以免费上网的“数码银狐”、可以容纳数万人聚会或演出的广场，等等。富士康试图让我们通过参观，确认富士康在关爱员工，给员工提供稳定健康的生活方面所做的努力。
　　但富士康没有同意我们去访问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以及探访打工妹宿舍的请求，只是在他们的批准下，一些女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们大多在富士康工作多年，从普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或者中层管理者，认同富士康的企业文化。
　　此外，我们在龙华基地的观察发现，在富士康其实有两扇“门”：一扇门外每天都站着一大群打工妹，她们渴望的眼神说明这家占地3000亩的巨型企业的吸引力。在龙华的富士康“普工招聘点”前，每天工作时间内都拥挤着潮水般的人流，她们大多符合公告上的招工条件：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毕业，年龄在16到20周岁。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虽然集团严格规定招工不需要任何费用，仍然有三成普工是通过“其他途径”缴纳至少800元以上的费用才得以进入富士康工作，为此他们开展过打击“招工腐败”行动。
　　而另外一扇“门”，每天也涌动着一群同样年轻的打工妹，她们义无反顾地从这扇“门”出来，头也不回地离开富士康。她们离开的理由很多，包括觉得工资待遇太低，工作时间太长，还有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和文化不认同。
　　根据富士康提供的数字，其员工流动的比例达30%，富士康人资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富士康龙华基地有几十万人，每天有人进有人出太正常了。”
　　但是，富士康两扇“门”外每天都发生的情景剧仍然极富象征意义。

　　1988年，台湾商人郭台铭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开办了一家名叫“富士康海洋精密计算机插件厂”的企业，是富士康集团的{dy}个制造业“根据地”。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当时只有数百人的小工厂，今天发展成员工超过60万人的“巨无霸”型企业集团。富士康官方提供的材料称，集团总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陆电子信息xxxx总销售收入的一半。从1996年至今的十余年，每年以超过50%的高速度异乎寻常地增长，从而创造了世界制造业的xx。
　　事实上，郭台铭涉足制造业是1974年。那时候，他与几位朋友合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承接来自外国的塑料零件订单，当时的注册资本只有7.5万元，用日本进口的新设备，开发完成计算机连接器。
　　郭台铭进入工业领域的时候，也正是台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的重要转型期，从1966年亚洲{dy}个出口加工区在台湾建立，台湾经济迎来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出口加工区结合了自由经济区和工业园区的两重特点，一方面享有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政策，另一方面在交通、管理和通讯等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出口加工区需要外国投资，需要大量非熟练的廉价劳动力。台湾大量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进入加工业，成为台湾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不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不足和问题开始暴露，不仅资源和能源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也开始消失，竞争开始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鸿海决心进军大陆。
　　“只有大陆幅员辽阔，劳动力资源丰沛的条件，才能成就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富士康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经验。< BR>　　郭台铭曾经对员工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代表中国的未来，是富士康的栋梁。中国在快步迈向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执掌世界经济的牛耳，富士康的成功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富士康将在中国经济的多个领域，留下深深的足迹。这也意味着集团在中国大陆开疆拓土、不断耕耘的无穷机会，也是所有同仁在富士康虎虎生威的机会。”
　　台湾的经验使郭台铭深知，利用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是富士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富士康人曾经告诉过我们两件事：一是在富士康创立前，郭台铭来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参观。电子厂的食堂是临时搭建的竹棚，午饭时间下起了大雨，打工妹拿着饭盆，盛了饭菜后就蹲在地上吃饭。竹棚太挤，有人蹲在竹棚边上吃饭，雨点几乎落进饭盆。看到这么能吃苦的打工妹，郭台铭当时曾动情地对手下人说：“我们的工厂建立后，一定要让员工能坐着好好吃完一顿饭。”二是富士康创立后，郭台铭有一次去食堂视察员工伙食，看到打工的年轻人很瘦弱，就对伙食管理者说：“以后，给每个员工{yt}加一个鸡蛋。”现在富士康的人数已经翻了上百倍，但是郭台铭自己掏腰包给每个员工早餐加一个鸡蛋，员工们的这个待遇到今天没有改变。
　　1988年，{dy}批打工妹来到富士康。现任富士康科技集团大中华区人资总处{zg}主管、集团副总经理何友成是当时到广东丰顺等地招聘打工妹的负责人。当时计划招400人，结果现场报名的有两千多。招聘工作结束，有些女孩没被录取，她们的父母恳求能让他们的孩子也去深圳。{zh1}，何友成又从经济困难的家庭招了几十个女孩。
　　多年之后，何友成还记得那批打工妹，因为她们是特别勤奋特别能吃苦的一代人。“1988年的时候，她们每个人的工资120元，管食宿。很多女工省吃俭用，一个月只花５元，其余的钱全部寄回家。从1988年到今天，女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早期，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女工的比例非常高，到今天，富士康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高新科技集团，但是女工的数量仍然是以十万计。”
　　没有一批批能吃苦耐劳的深圳打工妹，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富士康。事实上，那数以十万计的打工妹，与呈现“核xx”式成长的富士康和创造经济奇迹的深圳，总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据说1988年郭台铭刚踏上深圳时，也曾对大陆设立的这个特区满腹狐疑。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负责人后来解释说，那时郭台铭考虑的投资地点除了深圳，还有上海和山西的一个城市，当时来深圳投资的多是港资企业，台资企业的进入渠道尚未打开。为引进富士康，深圳市政府在土地、用工上提供的政策比上海优越许多。按当时政府的“三来一补”政策，外资企业在此买地，可比在其他区域工业用地地价下浮30%。而台资企业还可同时享受减免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优惠。{zh1}关头郭台铭终于选择了深圳。
　　深圳市的一位官员说，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的不断强大。
　　1988年，富士康只是个小厂，打工者只有几百人，而深圳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大中城市中也根本排不上名次。
　　今天，富士康早进入世界企业500强，龙华基地的员工数量则达到37万，而深圳的经济总量也步入全国大城市前列。
　　富士康与深圳取得了“双赢”结局。但是那些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呢？

　　在“血汗工厂”新闻以及富士康向记者索赔3000万的举动被网络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其实，所有人都有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那些打工妹到底{yt}要工作多少时间，究竟能得到多少钱？
　　在《{dy}财经日报》的报道发表4天后，广州的《21世纪经济报道》也发表了一篇《富士康血汗工厂调查》：
　　作为深圳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18岁的赵霞(化名)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匆忙洗漱后，跟同屋的11个工友姐妹陆续走向马路对面的厂区吃点东西；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进车间前，保安要严格检查。由于在无尘车间，她要戴上厚厚的口罩，套上全身相连的隔尘服，“就像个外星人”，然后在流水线上重复装配的动作，一直到11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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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周一到周五，每天加班2个小时，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一周中，赵霞一般要“坐”满7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yt}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对赵霞而言，加班是提高收入的{wy}路径：由于每月底薪只有400元，这些加班费构成了她的主要收入，平日每小时加班费5元，xx每小时6元。这样，一个月加班费680元，“再加上50元全勤奖，100元左右的绩效奖，一个月一般能超过1000块。”对于加班，赵霞很矛盾，“加班确实很累，不加班工资又少。”
　　富士康没有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提出异议。
　　作为风波中的另一当事者，苹果电脑公司6月底宣布成立审查小组，对富士康龙华的加工厂进行调查。调查组来到富士康龙华基地与员工面谈，检查工作日志，并到工厂车间及员工宿舍进行查看。作为富士康重要客户，苹果公司对作为供应商的富士康有过要求：除非紧急和特殊情况，一周员工的工作时间应严格限制在60个小时，并保证员工7天中有1天休息。
　　8月19日，苹果终于宣布调查结果，一方面承认女工工作时间确实超过苹果设定的{zg}限度，即每周60小时，“富士康龙华厂的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了60小时。这些工人超时工作的情况占1/3，而且有1/4的时候一周连续工作6天。”；另一方面，苹果公司称调查中没有发现“强迫工人上班”的证据，工人可以拒绝加班要求，并且不会受到惩罚。富士康龙华基地为打工妹提供了各种生活保障，工作和生活环境都不错。
　　富士康方面正面回应了超时加班的问题，称富士康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人平均每天加班时间决不会超过3小时。但旺季加班时间每月在60小时以上有可能，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并且加班也是员工自愿的行为，公司并不会强迫。
在与《{dy}财经日报》令人意外的言和声明发表后，我们再次来到富士康采访。富士康集团人力资源总处一位高级主管这样评价与《{dy}财经日报》的和解：“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富士康员工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待遇得到了提高；富士康得到了外界的了解，也得到了改进工作的机会；媒体和年轻的记者则出了名。”
　　怎样理解富士康数以十万计的打工妹也是赢家？我们无法从富士康公司方面获得一个更明确的答案。对于员工收入，富士康方面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曾经反驳《星期日邮报》中每月工资只有“27英镑”的说法是严重歪曲事实：“在正常情况下，工人的月收入都会在900～1100元”。我们通过私底下的走访获得的情况是：试用期与实习期普工中确实存在基本工资只有400元左右的现象，但老员工的基本工资会按照职级高于或远高于这个标准。但是员工收入除了基本工资，还有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加班费，此外还有一定的奖金。这样，超过1000元收入的普通打工妹比例还是相当高。在“血汗工厂”风波发生后，富士康开始严格执行深圳的{zd1}工资标准。
　　据富士康内部人士说，在《星期日邮报》“血汗工厂”的报道出来后，总裁郭台铭对集团人资部门的工作很不满意，认为他们把员工收入的构成搞得太复杂，项目太细，没有体现员工的实际收入，造成了外界的误会。
　　富士康员工的“收入不低”和“工资太低”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名人资部门的员工私下告诉我们，低工资高加班费的方式过去一直是富士康调动职工加班的一个手段。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考察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富士康的加班待遇确实不低，周六周日也严格按照三倍加班费的标准发放，不少人的加班费比基本工资要高。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曾经接受富士康另一客户诺基亚的委托对富士康的工厂进行调查，刘开明发现富士康存在一定的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的情况，一线员工每月加班都至少有48个小时，长期合同工的基本工资是600元，违反工厂规定时处罚严厉。
　　“但是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在大陆存在的劳工问题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与珠三角同类企业的比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做的是较好的。”刘开明曾经对采访他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样说。

　　刘开明说的“较好”可能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每天早上，有一支特别的车队进入富士康，它的任务是运送至少800头猪，数以吨计的青菜、豆制品和水果。我们曾经参观过富士康食堂，发现花色品种确实不少，这个数十万人就餐的场景壮观非凡。富士康的员工告诉我们，食堂每天都会给员工提供一个煮熟的鸡蛋、一个苹果或一杯牛奶，台湾老板郭台铭试图通过良好的营养供给保证打工者的身体健康。
　　富士康还在龙华建造了现代化的配餐中心，可以同时为10万人准备食物。2007年5月，这座被称为“亚洲{zd0}厨房”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配餐中心投入使用，占地面积达12500平方米，总投资1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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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与富士康集团一些部门的一次座谈会上，同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曾经发问：深圳有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技术的打工者，富士康集团数十万员工中的大部分也是这样一些非熟练的劳动力，这对深圳经济的转型，包括富士康由代工企业转变为高科技的企业是否会有影响？富士康有没有思考如何提升他们，使他们适应企业的转型？
　　富士康IE学院院长陈振国回答说，富士康有IE学院。
　　陈振国曾担任美国德州大学泛美校区理工学院院长、美国德州休士顿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是国际工业工程理论及应用学术研讨会创办人，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空总署、德州政府、国际制造学会研究计划评审，担任多家美国、中国台湾、韩国企业集团顾问。2001年，陈振国接受郭台铭邀请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富士康创办IE学院，做出企业大学和社会大学的规划。
　　陈振国梦想建立一个基于富士康但范围更广的民办大学。在2007年的高交会上，这个“由中国企业创办的{zd0}的民办大学”规划正式亮相。陈振国告诉我们，富士康准备投资数亿元修建一所IE民办大学，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预计会在2009年投入使用。学校将分为民办大学和企业大学两种模式，企业大学面向富士康的员工，民办大学则面向整个社会。
　　“富士康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假如他们的素质和文化水平能够全面提高，那对深圳社会素质的全面提高有推动作用。”陈振国这样评价他们的努力。
　　富士康试图创造从普通员工到优秀管理者的典范。被富士康奉为标本的赵自淼，1996年7月技校毕业后以一名普通作业员的身份进入富士康海洋厂，两年后因为工作认真负责和辛勤刻苦擢升课长之位，到了2005年9月，更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提升为富士康集团鸿超准事业群某冲压厂的厂长，麾下有数千名员工。“女工在富士康完成专科学历的比例比较高，一段时间我们要求进入公司的必须是技校、中专和职业高中毕业生，这些女孩有强烈的愿望在富士康完成学历教育。富士康女工的成长空间其实不小，在任何一个事业群，从作业员（普工）走到管理层的女工多不胜举。”人资中心一位姓李的副理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叫张艳的富士康员工。张艳是湖北人，初中毕业后到一所机械学校读书，1994年毕业后入职富士康。
“富士康来学校招人的时候是5月份，当时是鸿超准的徐总来招人，只要5个，可是到阶梯教室应聘的有100多个人。我在学校学习了机械制造，属于专业比较对口的；但是我也很忐忑，对能否来深圳没有把握。因为我的一只手有残疾，小时候一场火烧了两根手指，后来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所以我很担心。但是{zh1}录取的两名女生里就有我，我非常高兴，我和同学一起坐火车到了深圳，当时工厂在西乡，厂里派车来接我们到了富士康。从那{yt}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富士康。”
　　但是张艳的同学相继离开了富士康，只有张艳留了下来。“{dy}份工作是质检员，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把事情干好，做QC，主要是认真负责，这样工作就不会出什么问题。”说是这么说，事实上张艳还是遇到难题，白天工作，晚上得去学电脑，因为富士康做的是电脑配件，不懂电脑不行。但是张艳的左手残疾，打字就遇到了麻烦，她只能花比别人多的时间去练。一段时间后，她打字速度最快。有{yt}，公司领导来考察，发现这个打字最快的女孩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很惊讶。“原来我一直不敢让人知道我左手的残疾，怕被人歧视。可是徐总当时过来问候了我，特别真诚，我心里很感动。”
　　一年多之后，张艳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升为组长，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不少。2001年，她又升为副课长，2005年升为课长。2002年张艳开始参加专业学习，获得工商企业管理大专学历。期间，富士康送她脱产参加了“精英培训班”的学习。
　　张艳在富士康能够获得职业升迁，某种意义上与她遵从富士康的企业文化有关系。
　　郭台铭对“人才”是这样解释的：“人才是历练出来的，而非天生的；人才是机会创造出来的，而非刻意培养的；人才是船到桥头有责任者自然成就的！”
　　在深圳，台资企业素以严厉著称。对于富士康，媒体更称之为“军事化管理”。对此，富士康用另外的语言来解读：“富士康是一种以上行下的执行力文化、默默耕耘的水牛文化、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为主体特征的适应性与多元性共存的企业文化。”对于每年新进人员的军训，目的“主要在于磨练意志，锻炼身体、严明纪律。”
　　其实富士康集团的员工总数，或者打工妹的总数是无法统计的，作为一家到今天仍然在迅猛膨胀的企业，富士康员工数量增长惊人。2006年底，我们获得的集团员工总数为45万，但是到2008年3月，富士康提供的{zx1}数字为68万，其中龙华基地增长到3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