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重庆)纪念会纪要
彭逸林
彭逸林:张枣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后于1983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攻读硕士,是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我们于1984年相识,当时他在英语系,而日语系有一个热爱诗歌的学生叫武继平,经他的介绍,我、张枣、柏桦相识。当时的我们青春热血,怀揣文学理想,自命为地下诗人。张枣的代表作《镜中》是在我寝室中完成的,当时他还没有什么把握,于是我们就一起斟酌,作了一些修改。第二天,我们又去找柏桦,柏桦觉得这首诗很好,于是张枣就更有信心了。
3月8日,我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悲痛难以言表。我印象中的张枣细腻敏感,语言有充分的想象力,他的诗歌同时有一种优雅的控制力,这是很多诗人所不具备的。另外就是他对于人生的希望与追求,对诗歌的狂热,叫人印象深刻。我想假如他不搞文学,搞点其他什么,比如从政或经商,也许不会那么苦闷。因为搞艺术的必须有人宠,有人读他的东西,但由于诗歌时代去得太快,物质时代越发迅猛,因此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可能是少了一点。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他都很孤独,他经常半夜打电话,哭着倾诉。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否追求梦想或是文学的理想就意味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他不搞文学,或许他的包袱就要轻些。他的诗歌所表现出他的内心,也是忧郁中有优雅,优雅中却也有忧郁。
我们今天在一起谈论张枣,就想到相互提醒“多保重”,其实多保重背后就隐藏着一层意思,那就是不要再生闷气,这样或许更有益于身体健康。一个诗人的过世,确实也引起了我们对一种生存状态的忧虑。
张奇开:在德国的时候,张枣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却是这样……。因此正如柏桦对我说的那样,我们不要为眼前的一片莺歌燕舞所迷惑,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活着。
张枣的一生很波折,文学道路也很波折。在图宾根大学他不是正式的老师,而是特聘的,因为在德国有一个规定,一个人连续工作五年,不管是企业、学校、机关,都可以永远不被解雇,而张枣的运气总是不好,往往都是在第四年的时候被解雇了。他总是很孤独,喜欢喝酒,爱给北岛等朋友打电话,一打电话就哭。一段时间他对国内的状况很不熟悉,有次他问我现在国内流行谁的作品,我说有个叫余秋雨的,他说没听说过,于是我寄了一本《山居笔记》给他,可见他当时与国内文艺现场的脱节。他一个人在图宾根,那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他自己确实是十分的孤独。有一年我和柏桦去图宾根看他,住在他家里,常常聊到深夜,他谈了他的很多理想,但都很难变成现实。他也不想和诗歌界的人打交道,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后来他就总是想着回国,也终于回来了,可回来的结果却是这样。
张枣的去世给我的震撼很大,也让我想到了命运。年轻的时候总想到要去跟命运抗争,但现在觉得一切都是宿命,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改变什么。张枣是一个忧郁的人,对他的去世我也不多说什么,死了或许更轻松,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痛苦。
涂国洪:张枣非常忧郁,他忧郁什么呢?那就是诗歌死了,诗歌是张枣的命。诗歌死了,他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他忧郁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始终没有一部大作品,他十分想写一部大作品,这一直是他的一个情结。如果他能再活五年或是十年,这部大作品应该能够出来,这也是十分可惜的。在德国,他融入不了那里的环境,当地的华人做生意的比较多,与他也没有共同语言。
张枣刚来重庆的时候很腼腆,也很内向。张枣和柏桦在性格上形成很大的反差,柏桦很嚣张,讲起话来十分亢奋,而张枣就在一旁腼腆地笑。对他们这批诗人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黄颖,另一个是杨武能。杨武能对张枣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欧美文学方面,而在日本俳句方面,则是黄颖对他们的影响较大。当时张枣、彭逸林、柏桦,后来也包括我,在重庆的实验诗歌的创作上是很有意思的。张枣相对来说诗风要传统一些,他的外语很好,通三国语言,但他写作始终很传统,有宋代山水画的清朗。他的文体是很怪的,有卡夫卡的变形、纠结、内伤,还有诡秘的细节组合。他喜欢博尔赫斯,他曾说自己一生{zd0}的愿望是给博尔赫斯当秘书。他其实也没有xx融入第三代诗人,他{zh0}的朋友不会超出十个。所以我觉得文化的创造需要{jd1}的孤独,他的诗歌有很多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是一种私语。他的语言很干净,有一种泥土的气息,但又不是民俗的,而是被过滤的,有一种唯美的感觉和倾向。
李钢:张枣让我想到了八十年代。如今我爱在夜里想问题,在夜里,我总觉得那个年代离我很近,在白天却很远。我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在夜里,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诗人,但白天我与文学没有关系。
今天,文学的热情开始消退,文学回归到本位。搞文学的逐渐变成了一个个小众的团体。让很多当年的诗人,包括我在内,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否已经远去。不过我觉得,诗歌与文学就像哈雷彗星,哪怕远去了,总有{yt}会回归。文学要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肯定是不可能,但我希望它回归以后能有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所谓的螺旋形上升。
想到张枣,他很孤独,虽然他通多国语言,但从根本上是在用汉语写作,这是他孤独的原因,也就是汉语的情结。还有一种诗人的方式,就是海子与顾城式的……,其实诗人停止在这个年龄是件好事,留给人美好的回忆,人们想到的他都是年轻时的形象。今天这个形式很好,这样的场合如今已经不多见,我们压在心里的话得以说出来,而从大家的谈话中,我再一次感觉到,我们也孤独。
宋强:我与张枣在北京有一段很难忘的共处的时光,我们做书的叫“二渠道”,与写诗的有xx的渊源,我们都有八十年代的情结。张枣去世,北京也有追思会,是宋琳主持的,宋琳十分的悲痛,他这几年在国外也不顺。我感觉到,在国外呆久了人都变得格格不入,说些不合适宜的话,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比如他去一个国内的公司,看见大家都在加班,就说,在德国早就下班了。为了这些,他经常被人取笑。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张枣一谈到国外的航班不能抽烟便十分难受,他要一遍一遍地讲。张枣很孤独,其实每个人都要面临这种困境,这是大家共同的困境。我们应该对诗人表示{zd0}的尊敬。
杨济渝:张枣是一个典型的忧郁气质的诗人,这是我对他的{dy}印象。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诗人气质与肺结核气质的相关性。从他的诗来看他是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他与海子、顾城有相似的地方,诗人都是永远长不大的。《镜中》那首诗里“回答皇帝”一句,柏桦说不好,张枣却说那句是他的命。他在寻找信仰,他孤独,他的朋友很少。在德国,他与那些经商的华人肯定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北京,他与那些70后诗人也没有共同语言。多年来他远离故乡,一直处在流浪的状态。这样一个不幸的诗人,肺病是由多愁善感的性格造成的,他在这样的气质中也必然会选择诗歌。
吴向阳:我和张枣是川外的校友,年轻的张枣很帅气,对人也很客气。虽然他在重庆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我认为他应当算是重庆诗人,因为他的代表作是在川外完成的,他后来写的诗都没有超过川外时代。如今很多评论家对他不熟悉,说他的诗是到了国外受中西文化冲击后写出的,这是一种误读。另外,张枣影响了很多重庆诗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魏东:与大家不同的是,我没有见过张枣。我文学上的{dy}个老师是彭逸林,在他那里我经常听到张枣的名字,我早期诗歌受他的影响比较大。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xx始,重庆诗歌已渐渐衰弱。而八十年代是很精彩的,我心中有一个神圣的八十年代,我也以这个八十年代来勉励自己,写自己的诗。因为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八十年代诗人,我内心深处一直以我作为一个诗人而自豪。
张育仁:在我看来,张枣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不太同意“诗歌死了”一说,真的诗歌永远不会死,是假诗歌死了。现在是文学恢复到常态的时光,过去那种喧嚣的状态实际上产生了很多诗歌的泡沫。没有人为诗歌喝彩实际上是诗歌的幸运,是诗人的幸运。“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为什么张枣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诗人,其实就是为了与那些假诗人划清界线,其实很多喝彩是假象。
张枣对于重庆的诗歌意义非凡,比如当时的“日日新”,他就是核心成员。可惜重庆没有留住他,他去了德国。他留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一个诗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应当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现在我们有些人搞文学,其实是把文学当成一种工具来达到文学之外的目的。这就有点捉弄和调戏文学的味道,败坏了文学和诗歌的声誉,因此我们的诗人应当端正态度。文学自古以来就不是可以给你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它甚至会给你带来物质上的贫困,因为你在精神领域里收获了更多。对于张枣,我十分景仰,他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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