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旅日音乐家龚林的那一刻，惊诧的神情，便写在了脸上。
   
    当年，一首《二泉映月》，让小泽征尔泪流满面，他说：“这首乐曲要跪着听”。其实，小泽的话，有弦外音，那就是——日本有很多人，酷爱中国的民族音乐。可能小泽没料到，几十年后，二胡连同中国民乐这朵“茉莉花”，在一个旅日华人音乐家的培育下，终于在料峭的寒风中绽放在扶桑，而且开得很鲜艳。
   
    15个寒暑春秋，龚林创办的日本华乐团，已成为日本民族音乐界屈指可数的专业表演团体之一。他首开先河，组建了世界上“{dywe}”的、一个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中国民乐团。他自发而成了“中日友好民间文化交流大使”，受到这个与中国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历史宿怨国家的人民的尊敬。
   
    在我们的思维中，很难将中国的高胡与小林久仁子、二胡与和田晶子、笛子与奥田八代以、琵琶与黑木兰，以及古筝与中村智子等外国名字联系在一起；更难想象的是，2006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第二年，龚林指挥日本华乐团在南京公演赵季平新作——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这些日本演奏家，是怀着何种心情，演奏出浓缩“历史之痛”的“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怒、和平颂”五个乐章的？
   
    在日本华乐团中，除了龚林是“上海的儿子”外，演奏家是清一色的日本人。这支华乐团，在龚林的率领下，在2003年至2009年的7年中，在大阪、奈良、兵库等日本各地，演出场次达501场。而演出最多的曲目是《二泉映月》……
   
    这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了不起之举！
   
    而一生崇敬鉴真大师的龚林说：“一千多年前，鉴真东渡扶桑五次失败后，他还坚定地对普照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也激励了我。”龚林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盛，最终体现在你的文化被世界接受。如果若干年之后，全世界到处都有民乐热，那才是真正的强盛。为了这个目标,他告诫自己：要有一颗“我是中国人”的良心，要尽一份“我是中国人的责任”，要负一种“我是中国人的使命”。
   
    龚林告诉我们：受上海世博会之邀，他将与团长山田邦雄先生携日本华乐团第五次来到中国。而这次，160位日本的中国民乐演奏家，以及全日本知名的歌唱家与大阪大正区民合唱团，在世博演艺中心，5月5日将上演“和平欢乐颂”……
   
用音乐载体——传递中日“和平、友好、幸福、欢乐”主题
   
    龚林“回家”，步履匆匆。
   
    在文新大厦43层观光厅，几天前的一个下午，龚林得空闲，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对不起，时间实在太紧。昨晚从大阪飞来，今天上午去上海世博局谈演出，下午便来此。明天一早就要飞回去。”也许受日本礼节的影响，一见面，颇有儒雅学者风度的龚林，先说了声对不起！
   
    “在日本这么一个国度，你能成功组建成一个以日本人为主的华乐团，并融入日本主流社会，交流与推广中国文化，这是个奇迹！”我们围桌而坐，开始聊了起来。
   
    龚林一声感慨：“是的，说容易也真不容易。嗨，千辛万苦我自知！”
   
    朴实的龚林，在海外漂泊了近二十年后，依然保持着他家乡崇明岛那样的“绿色生态”。尽管如今他已是一个有成就的音乐学博士、作曲家、指挥家，可“农民的儿子”本质没变。他不作态、不作秀，没有标签式的言辞，话中流露的全是真情实感。与那些把音乐成就当成服务于自己的一个虚荣品，鲜亮地吃上一辈子的人相比，龚林还是个“纯粹的音乐家”，十几年来，他的“宇宙中心”，除了音乐，还是音乐。
   
    “说实话，当初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后，选择去日本留学，为的就是一个博士学位。可到了异国他乡，我的想法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一个人跨出国境后，对民族对祖国才有了切肤的感受。”龚林说。
   
    这是一个海外游子的心里话。这种产生于内心深处的动因，一旦化为行动，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与大多数中国人感觉不同的是，在异国近20年的艺术实践，使龚林亲身感受到日本人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与尊重，有的更视为精神食粮。从中，他更领悟到，要把中国灿烂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日本人，那么，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思路一旦确定，龚林便自发担当起“中日友好民间文化交流大使”，将他的学识与才能，转化为音乐，在民间传递着“和平、友好、欢乐、幸福”的中日友好主题。
   
    在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间，龚林携日本华乐团，在日本各地和中国的北京、南京、扬州、天津，上演了《和平颂》、《欢乐颂》、《友好颂》、《鉴真颂》。这个平凡中的不平凡之举，使他受到了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表彰，而且还受到了{gjldr}的亲切接见。
   
    在龚林的记忆中，南京之行尤其难忘。
   
    2006年，南京市政府邀请日本华乐团参加南京国际文化历史名城博览会，希望能与南京的乐团合作，上演赵季平新作《和平颂》。这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正视历史、呼唤和平的作品，恰恰又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第二年。
   
    站在历史的高度，中国方面表现出非常友好热烈的姿态。但在日本方面，政治压力显现，舆论左右不一。在敏感的时期公演敏感的曲目，一些右翼团体发出噪音。
   
    乐团演奏员全是日本人，而且到南京去演出，另有一番意义在其中。去，还是不去？
   
    直到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中国之行还未确定。龚林说，“我们团的演员们都是热爱中国的，因为他们都是中国音乐的爱好者。事情到了关键时刻，终于，在日本民间许多友好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华乐团排除了干扰，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决定去。整个演出，前后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而对于乐团演奏员，龚林说：“我不用与团员解释过多《和平颂》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他们都领会得很好，其实音乐里什么都有了。这是一场有着非常的历史意义，影响很大的公演，它表达了两国人民牢记历史、世代友好的精神。”龚林娓娓道来。
   
    “上海世博会开幕在即，听说你们收到了演出邀请？”我们问龚林。
   
    “是的，此次我们在世博会上有6场公演，其中，5场在亚洲广场，1场在世博大会堂红厅（演艺中心）。近200人的演出阵容，你能看到日本xx歌唱家演唱《我爱你中国》和《长江之歌》，也能看到日本华乐团演奏的中国民族音乐，还有专门为世博会创作的《欢腾的世博》。日本政要发来了贺词；大阪市长平松邦夫还发了贺信表示：‘我深信日本华乐团的演奏和大正合唱团的歌声一定为大阪和上海、日本和中国架起相互理解和交流的桥梁……’”
   
    龚林，用中国音乐这一载体，在努力化解两国民间的怨恨，链接中日两国人民的情感。
   
他乡遇知音——阪神大地震“震出”了日本华乐团
   
    在很多日本人的眼中，龚林是个受人敬重的有学识、有才华的音乐家。这一切，源于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30多岁时，酷爱音乐的龚林，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习作曲和指挥，后又攻读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课程。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两年后，他东渡扶桑，到大阪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天资聪颖的龚林，在日本再度显现出他的横溢才华。
   
    刚到日本时，龚林就下定决心，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他写了一封信给导师，说出了他的想法。不料导师劈头给了他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原来，在日本拿博士学位非常之难。因为日本的文科很少授予博士学位，大学里的很多博导，未必有博士学位。博士更多是作为一种荣誉的象征，授予那些杰出人士和名流。
   
    “据我们所知，在日本大学里，一般修到40学分就可拿到博士学位，但你的学分远远超出。这让日本人非常敬佩。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度，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超强的能力，他是看不起你的。”我们问龚林。
   
    “我觉得，我的人生做了两件事。{dy}是在那个时代，我从农村的一个受压制的‘黑五类’子女，靠着对音乐的酷爱，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再则呢，是到日本去留学，那时纯粹为的是博士学位。这个美丽的梦，使我超常的发奋。除了主课外，我还兼学民族音乐学、作曲、指挥等专业。我xx达到了这些学位需要的学分。正因为如此，我在他乡遇到很多知音。”龚林微笑着对我们说。
   
    “我到日本半年后，就收到很多演出邀请，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认识了很多日本名流，有尺八演奏家，还有弹古筝的、拉二胡的日本朋友。说实话，我到日本后才知道，日本社会原来与中国一样，向西洋古典音乐一边倒。日本的民族音乐，也深陷危机之中。当时在日本，可以说十个孩子中，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学日本民族乐器的。这让我大吃一惊。而在过去，日本是民族音乐的海洋、民族音乐的博物馆。在中国听不到的‘雅乐’，那里却传承得非常好。由此，我忽然产生出一个强烈的念想：我要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给日本人。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更了解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文化交流，现在日本的‘梆乐’、‘雅乐’，就是中国唐代的宫廷音乐。”
   
    说起音乐，龚林眼睛一亮，话语频率开始快了起来。
   
    “有了‘梦’后，我就付诸实施。我觉得，我的目的是要办个乐团，因为乐团是最快捷、释放能量{zd0}、受众面最广的一种普及中国音乐的方式，而且，还要让日本人来担任中国乐器的演奏员。坚定了这个信念后，我着手办乐团。”
   
    “筹建初期，我就得到不少日本友人支持。有一位日本家庭主妇，把家里的客厅腾出来，请来了各界朋友，为我办起{dy}个介绍中国音乐的家庭音乐会。之后，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人。他是一家株式会社的老社长，十分迷恋中国文化，曾7次来中国，到过西安等很多历史名城。当他知道我要办乐团后，一定要跟我学中国乐器。”
   
    “那时，我一边读书，一边筹建乐团，忙得不亦乐乎。这位可敬的老人‘三顾茅庐’，未见我人影。{zh1}一次，他在我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我叫宫屑，渴望跟你学中国音乐，这是我家的电话，务必请你抽空与我联系。”
   
    “这个缘分，使我办起了中国音乐爱好家协会（乐团的前身），老人担任了会长。遗憾的是，当我1999年率日本华乐团到北京演出时，老人已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后来我去医院看望他，把他扶起来，喂他喝了一口水，问他：社长，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老人眼神呆滞，嘴角蠕动：到了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如果我有来世的话，我还想拉二胡。”
   
    1994年，乐团招聘紧锣密鼓地在进行。招聘会结束后，转眼圣诞节到了。这次招聘会，收效很大，共招了30多个演奏者。龚林与他的朋友们满心喜欢，准备择日召开成立大会。
   
    就在此时，一场特大灾难毫无先兆突然降临。1995年1月17日，阪神突然发生7.3级的大地震。顷刻间，隧道受损，高架断裂，房屋倒塌，到处一片瓦砾，煤气管断裂还引发了连锁性大火，伤亡惨重，受灾人数达32万之多。
   
    一瞬间，龚林的计划化为乌有，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联系。在人类的灾难面前，龚林万般无奈。一个多月后，龚林突然接到了{dy}个电话，这是一个演奏员打来的：“老师，我的家没有了，人还好，特向您报告。何时报到，请通知。”之后几天，他又陆续接到很多乐手的电话。龚林喜极而泣，即刻信心大增。在灾难面前，人们越需要坚定信念，增添勇气，共克时艰。不久，日本华乐团就正式成立了。
   
    龚林说：“这是震出来的乐团！”
   
    而龚林，终于在日本开出一片音乐的沃土。
   
民族的强盛——最终体现在她的文化被世界接受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乐团，龚林一手创办的日本华乐团，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再到成名，15年艰辛坎坷，终于走向成功。
   
    日本华乐团艺术顾问、大阪音乐大学理事长兼校长西冈信雄在北京对记者感言：“龚林先生创造了奇迹。要将一个大型乐团建成一定规模，少则5年，多则10年，而龚林先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把全是日本人组成的中国民乐团办成这等水平，除了敬佩、惊叹，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赞美！”
   
    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各大报纸、NHK电视台等，以及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日本一些电视台将此还拍成了专题片。
   
    15年来，这支华乐团对中国民乐在日本的文化交流与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已经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使日本民族音乐界从危机中看到了希望。
   
    今天，在日本的主要城市如东京、大阪以及神户等城市的街头、地铁里，你经常可看到背着小提琴、背着中国二胡的日本人。看到这状况，龚林心里十分高兴。他说，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进步，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华乐团本身，也为日本培养了不少中国民乐教师。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5年中，在华乐团担任过笙演奏员的，就不下30人；唢呐演员有近10人。这些演奏员，原来有的弹钢琴，有的学铜管乐，有的拉小提琴，音乐素养很高，到了华乐团，龚林根据他们原来的特长，分别让他们改学中国的乐器。然而，当他们离开乐团到了社会上，个个都成了中国乐器的老师。
   
    此外，龚林还办了一个乐团音乐学院，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学生。几年来，已培养了几千名日本学生。5年前，雅马哈公司就与他们合作，要他们为遍布全日本的雅马哈音乐中心培养一批二胡教师。目前学院已经培养了几十名教师。如果包括其他乐器的老师在内，已为雅马哈培养了近千人。而师资呢，乐团邀请了中国演奏名家闵惠芬、姜建华、于红梅等人，来日本当客座教授。
   
    这支乐团，演员来自日本各界，部分演奏员是音乐学院毕业，另一半则是中国音乐爱好家。从2003年到2009年的年底，华乐团一共演出了501场，也就是说，7年里，在日本每年演出72场。最多的一年是120场，这对一个民间乐团来说，有了基本生存的条件。
   
    难能可贵的民间文化交流！在日本华乐团音乐学院里，学习中国音乐的人少长咸集，济济一堂。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的老人都有，这些中国音乐的钟情者、迷恋者，是一群地道的中国音乐发烧友。现在的日本，二胡教师星罗棋布，与15年前中国民乐在日本十分陌生的状况xx不同。
   
    这一切变化，龚林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喜悦。
   
    “我觉得，日本民族的勤奋好学，以及普及艺术教育的方式，值得我国借鉴。你想想，在我们音乐学院里学二胡的学生，很多都已是七老八十了。在中国，大多数老人已颐养天年，可日本民族却保持着它的优良传统，即便到八十岁，人们还在勤奋学习。这个民族的好学精神很值得学习。还有，日本非常注重青少年的艺术素质教育，几乎所有的小学和中学，都有吹奏乐团或交响乐团，于是造就了日本乐器制造业的发达，出现了雅马哈等世界乐器xx品牌，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是，世界上乐器{zh0}最昂贵的乐团，不是柏林爱乐，而是NHK交响乐团。”龚林说。“我们乐团有一个二胡女演奏员怀孕后，一直坚持排练到分娩前一个星期，很多人劝她休息待产，她却开玩笑地说，这是{zh0}的胎教。这个国家就处在这样的音乐生态环境下，这可能是日本腾飞的一个因素之一。”
   
    “听说乐团的成功，与日本知名跨国公司的会长三田邦雄先生的鼎力支持分不开？”我们问。
   
    “与三田邦雄先生认识，也是缘分。早在我当留学生时，通过日本朋友的介绍，他资助了我的毕业音乐会。乐团办起来后，有困难向他开口，他责无旁贷，全力支持。很多年来，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三田邦雄是日本xx国际跨国公司乐敦制药株式会社的老板，公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是第三代传人，而今是会长。在日本，他年薪上亿，但为人非常低调。”
   
    何尝不是呢？龚林与三田邦雄的缘分，缘于中国文化的“一线牵”。这位世界xx跨国公司的实业家，从小酷爱中国文化。据传他的祖辈曾在中国经商多年，因此他自幼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熟读唐诗宋词，对中国的书法绘画音律，有浓厚的兴趣和造诣。有人曾问起他为何乐善资助一支华乐团，他说，主要是被龚林先生那种强烈的中日文化交流构思和行为所驱动，他还将继续扶植中国音乐在日本的发展。这位大企业家，对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十分注重，充满期待。
   
    “你在日本近20年，能否谈谈日本民间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我们问龚林。
   
    “坦白说，日本老的一代，对中国的感情比中青年一代要深。由于日本的舆论导向，使得中青年一代人，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有误解。现在的‘80后’，‘90后’一代，恐怕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甚了解。日本民间存在着两派，一派认为中国是他们的老师，中国文化是他们的祖宗；另一派xx是排斥。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还是认同中国‘根’的。我以为，中日两国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民族情结。两国人民之间不了解、有隔阂。如果没有一代代人的交流，那么，两国人民永远处于一种敌对的、误解的状态。正是这种情况，让我选择了留在日本。国家的友好交往，应该从文化交流开始。
   
    “一个国家的强盛，最终体现在你的文化被世界接受。如果若干年之后，全世界到处都有民乐热，那才是真正的强盛。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我深感责任重大。那就是，要有一颗‘我是中国人’的良心，要尽一份‘我是中国人的责任’，要负一种‘我是中国人的使命’。”龚林说。
   
    他太朴实了，一句“要有一颗‘我是中国人’的良心”的话，成了他艺术与事业的真实写照。
   
    当我们问起他为何至今没加入日本国籍时，龚林平淡地回答：“这样的机会很多，但我没考虑。因为我是中国人，在日本从事着中国音乐的传播工作。我的祖国还在发展，所以我没有加入！”
   
    ……
   
    隐约中，我们仿佛看到，龚林栽培的茉莉花，争芳吐艳,像一团团洁白的云,飘在异国的山坡上、马路边、公园里、庭院中、甚至田野的沟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