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的撤离
4月20号，在玉树的第五天，早上7点，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抓起来一看，是侯东合副总监打来的。这里7点钟天刚刚亮，这么早，有什么急事吗？“喂，高岩老师！” 接起来，电话那端却是李欣的声音，她跟候总一起住在二炮驻地的一个帐篷里，我带着另外一批记者住在武警驻地的帐篷里。
“——候总感冒加重了，嗓子都肿起来了！”我一听，头嗡的一下。
“——他现在在哪儿？”
“——去医疗点看医生了！”
候总是17号带领4名记者抵达玉树的，18号早上他就感冒了。19号晚上，他从指挥部开完会回来给我们布置工作，我就觉得他状态越发不好了，鼻子、眼睛周围都红红的，一直要流眼泪的样子。我劝他赶紧撤下去，他就是不肯：“不要紧，我有数。等接替xx来了，你先撤，我21号之后再撤（这时候我们已经得知了21号的哀悼活动，侯总已经让我开始着手做策划了）。”在海拔3800多米的玉树，感冒是非常危险的，每天都有参与救援的战士、医生、记者因为感冒、发烧、肺水肿被紧急送离。我当即跟李欣说：“侯总回来你让他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走！”挂断李欣的电话，我马上拨通了一直在机场值守的记者梁兴旺的电话：“兴旺，马上联系空军，看什么时间有货机离开玉树，成都、西宁、兰州，哪儿都行，越早越好！”梁兴旺也是17号跟侯总一进抵达玉树的，他接替记者陈俊杰盯机场，一方面报道空中物资运输情况，一方面随时协调空军方面，将中央台记者接进来，送出去。放下兴旺的电话，侯总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医生说我需要输液，我这就去。”
“——不行，您马上走，到成都或西宁去输液。”
“——我现在不能走！我先输液看看，后天走吧。”
“——不行，万一控制不住就麻烦了。这件事请您一定听我的。我已经联系了机场，您马上收拾东西。”
……
侯总无奈，终于答应了我。“那好吧，我走！我把望远也带走，他一直咳嗽，我看他不行了。你那边还有没有身体不行的，跟我一块儿走”。
这时候，我们帐篷里席地而睡的男男女女7个记者都已经被我的电话吵醒了。“谁觉得身体不行了，马上准备跟侯总一块儿走！” 我问了几声，睡在我身边，一直用被子蒙着头的陆敏突然把被子从脸上拉下来：“高老师，那我走吧！”我马上意识到，我早该撵她走了。她是16号跟我一起上来的，高原反应一直很重，吃了东西就要吐，夜里整夜睡不着，白天却10多个小时在外面跑。19号，我本来安排她跟另外两名女记者一块儿撤离，她就是不肯，昨晚，她2点多做完节目，一定又没睡着，整个脸都是肿的。“太好了！你跟侯总走！”一瞬间，我看到陆敏的眼圈红了。“对不起，高老师……”“你早该走了，快收拾，别多想！”
8点，侯总和望远乘坐的军车来到我们驻地接陆敏，送他们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侯总的表情非常复杂，看着我欲言又止，几次叹息！我知道他原本想让我先撤，他守到哀悼日的……
因为前一个的节目策划案里有望远和陆敏的任务，送走他们，我马上跟后方指挥中心沟通，调整节目安排。
一会儿，我收到望远的短信：“高主任，你真是豪杰！在去机场的路上，看着沿途本应美丽的玉树，我觉得自己还应该再为她多做点什么。可是，现在我像个逃兵。向你和仍在玉树坚守的战友们致敬！”望远一周前刚刚跟我以及特报部的3位兄弟姐妹参加完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报道，16号又跟我们一起来到玉树，他每天在废墟上奔跑，报道中几次落泪。先行撤离，对于这个情感丰富的战友来说，确实是个难以接受的过程。我马上给他回复：“我知道，你是饱含着感情在为玉树做报道的，你已经尽力了，向你致敬！”
10点，梁兴旺通报，侯总他们已经搭上了去西宁的飞机。
12点，青海记者站通报，三人全部被送到医院输液。侯总重感冒、高血压，望远肺部感染，陆敏低血压，点滴的时候血管都找不到了……，再晚撤离{yt}，三个人恐怕都有xx烦。后来听说，当天傍晚中央电视台一名记者因脑水肿被空军紧急送离，情况危急。
换 岗
8点左右，张小燕给我打来电话，他们乘坐的空军货机终于要从兰州起飞了。他们一行4人：徐冰、张小燕、王磊、肖湘19号一大早就从北京起飞，乘坐民航飞机飞抵成都，原本准备像我们16号一行6人一样，搭空军货机从成都飞抵玉树。可是，到下午才搭上的一架货机先是到兰州装货，在从兰州飞玉树途中突然遭遇雷暴天气，中途折返，两个小时以后再次备降兰州，他们只得在兰州滞留了一夜，20号早上重新起飞。得知他们起飞了，我马上联系住在玉树军分区的军事记者陈欣，从xx找车去机场接他们。跟他们同机的还有中央台军事中心前来轮换的三名记者。
接下来我要做的{dy}件事是安排他们的住宿。几经轮换，到这{yt}，中央台在玉树的记者还有三十多人，分别住在武警、二炮、xx、消防四个驻地。我逐一清点各驻地人数，哪儿也住不下四个人，只得决定把徐冰和张小燕安排到二炮驻地，把王磊和肖湘安排在我们的驻地。四个驻地中只有二炮驻地的帐篷里有床。除了史敏总监，张小燕是中国之声前方报道组中年龄{zd0}的了，据说这次参与抢险救援，xx方面规定40岁以上就不许上来了，而小燕已经46岁了，我希望尽可能悄悄地给这位敬业的姐姐多一点照顾。
没想到，四位新战友抵达后的{dy}件事就是七嘴八舌地要求我马上安排人增援梁兴旺，因为他们在机场看到的兴旺脸色土灰，嘴唇干裂。据说他的血压已经到了150，心跳120，还在到处跑来跑去，忙采访，忙联络，忙接送。我马上提出，第二天就让他撤离，换别人去机场值守。
徐冰是来接替我的，我转给他三份文件，一份每日工作安排，共16项，既包括策划节目、指挥调度记者，也包括随时更新联络方式、及时发现记者身体异常状况并安排撤离等。一份是{zx1}的前方记者联络方式。一份是策划案样本。
下午，完成21日哀悼活动的特别策划，我开始安排第二天需要撤离的人员。原本我{dy}个打算带走的是白杰戈，他和程俊杰一起是地震当天就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西宁，又坐了14个小时的汽车抵达玉树的。到20号，他已经整整奋战了7天。这个四川的小伙子是我们特别报道部6名记者中年龄最小的，3月底赴云南采访抗旱，回京稍作休整又去辽宁采访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期间一直拉肚子），13号中午刚刚回到北京，14号就出发奔赴玉树了。前方已经先后有4批记者撤离，每次问到他，他都不肯走。这一次，他还是不肯。他跟我说，21号这个日子很重要，他要留下来。他家在四川雅安，属于汶川地震震区。我发现几乎所有有关地震的新闻，他似乎都格外关注，智力地震，就是他{dy}个往指挥中心打电话通报消息的。这个爱干净的小伙子，昨天终于找到热水，不顾我的阻止，把头发洗了，还开玩笑说：“你只要让我洗头，我就能再坚持一个星期！”我看他身体状况还可以，加上他视角独特，情感细腻，表达生动，留下来会对哀悼活动的报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就狠心同意他留了下来。
按照到达震区的时间先后，我先是决定带刘黎黎、费磊撤离，我们一批来的6个人，前两天已经有3个分别撤离。随后梁兴旺、杨钧天、张磊、李欣的名字一个个被加入到名单里，他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侯总临走的时候嘱咐过我，发现任何人身体不行，我都要当机立断。
人员调整，报道方案就要随之调整，那天，我已经不记得给后方策划部的王巧玲打过多少次电话了，每一次她都说：“没关系，高老师，你们辛苦了！”我知道，那天指挥中心也非常忙乱，每次从巧玲的电话里，我都能听到好多人在说话，尤其是王凯副总监的大嗓门。为了21号从6：00 到24：00的大直播，他们一直忙碌到深夜。让我有所安慰的是，这两天，我有意让记者们集中采访了一些感人的故事，典型的人物，做成录音特写，备大直播用，下午所有记者的录音特写题目集中到我手里，竟然有36个。18个小时的大直播，正好平均每半小时一个。20号当天，我还要求记者们每人录一个3分钟左右的记者手记，总计也有近30个。这些内容，加上我们选定的6个直播点，前方记者对大直播足以构成强有力的支撑。巧玲一再安慰我：“高老师，内容很丰富，你放心吧！”
{zh1}一夜
寒冷加上高原反应，在玉树，最难熬的是夜晚。快1点了，气温又降到了零下。帐篷里冷得让人牙齿打颤。我们7个人仍各自忙碌着。我已经钻到了被子里接打电话，做着前后方的{zh1}协调。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我特意在手机上数过，在玉树的五天时间里，我打过500多个电话，而20号那{yt}无疑是最多的{yt}。我右边铺位上、一直在被子里写稿子的刘黎黎是个特别细致的女孩，看我冷得直哆嗦，就赶紧叫当天刚刚到，也在写稿子的肖湘把空铺上的一床被子拽过来给我加上，其实我已经是穿着一条三保暖秋裤、一条毛裤、两件毛衣、一件冲锋衣，还盖着两床被子了。第三床被子加上，暖和了些，我慢慢就睡着了。
大约三点左右，我被自己憋醒了。胸口闷得一点气也透过过来，心跳特别快，后背隐隐作痛。我知道是心脏又不舒服了，到玉树的第二天晚上就出现过同样的状况，吃了些丹参滴丸慢慢就缓解了。我赶紧起来，从包里摸出丹参滴丸吃上。可是这次药却好像不起作用了。难受的感觉越来越重，我只得坐起来，试试能不能好受些。那种滋味有生以来从未有过。一时间，我脑子里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心脏病人临死前就是这样的感受吧！”这时候，对面一排地铺上，费磊还坐在被窝里写稿子，不知什么时候帐篷外的发电机停了，可能是没油了。他架了一个手电，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白天，他抓到了三个非常好的题材，一个是“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的出租车开始营运”，一个是“救援队伍里的女医生”，一个是“灾区电力迅速恢复”，另外他还要给21号早上的纵横准备一个连线，录一个记者手记，这一夜，他恐怕要熬到天亮了。费磊跟我是同一年入台的，但直到这一次同赴玉树，我才发现他既有豪爽、大气的一面，又有非常细致的一面。一路上，他经常挥舞着手臂，跑前跑后，帮助大家，照看行李。八个人的帐篷难免凌乱，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把帐篷里清理一下，大家都开玩笑说：“费磊在家里一定是个好丈夫”。他见我坐起来，不停地深吸气，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要不要看医生。我想起白天旁边驻地武警医院的大夫给我送来一瓶氧气，那是前两天我去医疗点看心脏，她主动说要给我找的，找了两天终于找来了。我赶紧让费磊帮我把氧气罐抬过来，把氧气管插上。他一一帮我弄好了，还不停地嘱咐我，“不行别挺着”。我心里想，到玉树的几天里，我把感冒挺过去了，把特殊生理周期的不适挺过去了，把拉肚子挺过去了，这下好像真的挺不过去了！想起侯总说的一句话：“汶川报道的艰难是你可以凭意志克服的，而玉树报道的艰难却是你自己无法克服的。”
氧气的嘶嘶声在玉树寒冷的夜里显得那么清晰，远处不停地传来无家可归的藏獒狂躁的吠叫。呼吸平复了些，脑子也变得异常清醒，几天来记者们报道的一个个场景像过电影一样在闪过。右边铺位的刘黎黎不知是什么时候睡下的，这个看上去袅袅婷婷、文文静静的姑娘，实际上性格非常坚韧，她每天一大早白就出去采访，常常{yt}做十多次现场连线，晚上回来又要写稿子、做录音，基本上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来玉树之前，李涛副总监曾经给我定了一个规矩，不许任何人，尤其是女记者单独行动。但是因为任务太多，刘黎、陆敏加上已经撤离的玉蕾、王誉颖早都把这个规矩破了。有{yt}黎黎一早出去采访民政物资发放，中午给我打电话说，突然发现了救灾物资审计的线索，申请去采访，之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到晚上8点半，天xx黑了，她还没回来，真把我急死了。结果她回来后特别兴奋地给我讲，她在采访审计返回的路上碰到了一群唐山的志愿者，他们从废墟里挖出几万元现金，还有8车茶叶，当场把邮政储蓄的业务员找来，把钱存了，她跟随采访，录下了整个过程。
睡在我左边的王磊今天刚刚到，这个体育记者出身，身经百战的小伙子看来适应能力不错，睡得沉沉的，不时发出轻轻的鼾声。我们走了以后，他可就是大主力了。
5:00，帐篷里突然响起了手机的闹铃声，我起身寻找，看到对面一排地铺上，白杰戈坐起来，把手机关掉，又倒下去躺了一小会儿，然后再次起身披上衣服，装上采访设备匆匆出了帐篷。他大约也是写稿子到2：00多才睡下的。21号哀悼活动的大直播从早上6:00启动，{dy}个连线就是他的，他要走到格萨尔广场去，先看一下情况。他拉开帐篷帘子的那一刻，我看到外面还xx是黑的。
又过了一会儿，肖湘的手机响了，他今天的{dy}个连线是8:00，现场是离我们驻地14公里远的赛马场，因为昨天上午刚到，到了以后又去做了一个关于帐篷小学的报道，他对赛马场的情况了解不多，想早点过去，于是约了武警的车6:30来接他。我再次看到他掀开门帘匆匆走出去了。
7:00，我拔掉氧气管，把费磊、黎黎、王磊叫起来，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帐篷里，只剩下中央台武警记者站的站长孙崇峰了，他用被子蒙着头，还在睡着，昨晚他一共做了4条录音报道，一定是太累了。别了战友，对保重！
远处的群山在晨曦中是那么美，一群群牦牛在山坡上徜徉。近处却是一片片废墟和残垣断壁。玉树啊，再见了！我突然对小白、对昨天赶到玉树、今天已经开始采访报道的几位记者特别牵挂。我想起了望远的短信。是啊，在玉树的采访报道中，我们经历的那么多的困难，但最困难的莫过于离开的这一刻，因为这里的救灾还在继续，而我们却不得不离开。新的战友开始了战斗，而我们却不能与他们并肩。玉树啊，我们还能为你多做些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部：高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