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老三届校庆七十周年活动    

《老三届同学文集》征文：

“四人帮”的xx趣事

六八届高中（一）班：杨一志

    首先申明：文中的“四人帮”绝非已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而是景德镇一中六八届高一（一）班的四位男 性同学。依照出生日期先后的排列，各取姓名头一字母，姑且称之为“L、Y、W、Z”“四人帮”，我是其中的“Y”。

    之所以被人戏称为“四人帮”，盖源于我们四人四十余年来集中活动不断，即使下放在不同的公社也没中断过。我们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如早年春节期间到L家吃其母炒的碱水粑；如在八十年代一起“打台湾”；如扛着鱼竿去某地钓（捞？）鱼；如相互参加子女的嫁娶婚礼或孙辈的周岁庆宴；等等。然而历史最悠久的，贯彻于我们活动始终的，恐怕还是打xx。

    我们的xx史发端于“xx”中的复课闹革命时期。我们四人都是逍遥派，复课也基本流于形式，打xx也就成了打发时光的主要活动之一。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四人在教学大楼（现已拆除）一楼大厅的进门处筑方城时，我正拿起一张“八万”准备出牌，站在我身后的一名“支左”解放军战士突然说了一句“这个牌不能打”，我以为他说不能打“八万”，可看看手上的牌“八万”确实是零牌，于是回答：“应该打这张牌”。但他还是说“这个牌不能打”。在我狐疑之间，围观者有人说：“他是说不能打xx！”（“xx”时禁打xx），我才恍然大悟。这一趣事，每每成为我之后同人聊天时的笑资。

    随着从农村上调回城，我们四人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于是，每周{yt}的xx之战就成了规律。按常人想象，我们四个人打牌时应该是相互礼让，一团和气的，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牌桌上，四个人从来是“铁面无私”、异常“过劲”，毫无君子间的谦谦之让。某人多抓少抓了一张牌要求纠正那是绝不可能的，烧宝后立即把宝抢回只能是自取其辱。更绝的是：和牌的人要报出自己得子的数字，我们的规矩是：报多了则按多报数倒扣，报少了则按少报数付子。我记得Z和了一次四宝会面的七对，Z兄可能过于激动，手舞足蹈地叫道：“豪华七对，每人付23只子。”他居然忘记了讨赏的30个子。我们三人窃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23个子付给他，然而Z马上发现了，由于损失过于惨重，他当即要求补这30个子。我们三人自然不肯，声言应该照章办事，必须一如既往地“严肃财经纪律，维护金融秩序”。当时天气还不算太热，但四个人都吵出了一身汗。结果寡不敌众，Z吞下了这枚苦果。他沮丧地说：“这个亏吃得看不得。”话音一落，四个人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在牌桌上的不近情理。有一次洗牌时一张牌掉到地上了，四个人为谁应对此负责争论了半天，当然是毫无结果。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四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弯下腰捡起这张牌。于是，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大家就在少了一张牌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直至女主人来家时把牌捡起来，这场闹剧才告结束。

    吵归吵，闹归闹，吵闹从来是在笑声中进行的。于是，在一场结束之时起，每一个人都盼着下一个双休日的到来。我们四个人是轮流在家做东，这样，四个老婆也就与我们混得烂熟。有时就开两桌，女的总想插入男的一桌打，而四个男的都讨厌“妇人家”的介入，为此四对夫妻都发生过红面的情况。不过，实践证明，有一个“妇人家”在桌上也好，这样一来，荤话黄话就多了，这为我们打牌又增添了别一种乐趣。

    我们从十八岁打到花甲之年，四个人从学生变成了“老官”，大家都步入了退休的行列。L退休后离帮而去，到上海与全家团聚定居。这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人帮”也就解体了。但大家仍意犹未尽，在前年的十二月，我们三人专程去上海一趟，在L家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一进旅馆就开始了xx战斗。看到我们打牌时的吵吵闹闹，服务员以为我们在豪赌，好心提醒“上海公安局抓得很紧”。但实地观察后，也就哑然失笑而去。在上海期间，我们吃在L家。L的子女看我们除吃饭的时间外全泡在xx桌上，摇头苦笑：到上海来居然不逛街，这些老头真少见！而L也禁不住xx的诱惑，时不时地回到景德镇住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们又围到了xx桌前。只不过年纪大了，再也不能象年轻时那样48小时不下桌了。但其中的乐趣，依然不减当年。在四个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和开怀大笑中，我们似乎又回到那难忘的学生时代。

                         写于二00九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