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发的日子
出发的日子定在
1969年4月15日。
凭上山下乡通知书,我领到了一套黄绿色的新棉衣棉裤,外加帽子和胶皮鞋。棉衣棉裤
厚厚的,又宽又大,草绿色。还领到了一张特别供应的票券,凭券可购买棉毯、旅行袋之类
的物品。在物质匮乏的当时,这是对知青的特殊照顾。那些日子,我成了家中的重要人物,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待我格外的和气,处处由着我,似对待一个外来的客。母亲{dy}次到单位借了钱,两百元,那是好大一笔款子,用这两百元买的衣物、用具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不知后来家里是怎样还这笔债的,它几乎是母亲三个月的工资,家里还有七八个人要开销呢。
出发那天,全家人都早早起来了,母亲眼睛又红又肿,她整整哭了一夜。早饭,大家吃得全无滋味。饭后,我穿着一身黄衣服,俨然新兵模样,在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上海西区当时的古北中学。
古北中学是我们这批知青的集中点,早已拥挤着许多就要出发的知青和送行的人。我全家都来了,包括只有六岁的弟弟和一些亲戚。父亲本来少言语,又体弱多病,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和母亲一样整夜未睡,显得特别憔悴。他默默地坐在长条凳上抽烟,不吱一声,或许是他怕离别的一刻难以承受,在我还未出发时,他便悄悄走了,一语未发。母亲要我与父亲道别,等我追到校门外,他已走得很远了。望着父亲远去的瘦削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怆涌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