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伞，遗爱靴
      ■梁发芾 专栏(《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4月23日)
      在中国当过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何天爵，对于中国习俗的观察很仔细。他在《中国人本色》中写道，官员出行的时候，如果前面开路的随从手里拿一把红色的丝绸伞，就表明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父母官。一般情况下，人们捐资制作这样的伞，在上面写上称颂的话语，列上所有捐资者的姓名，再把它送给众望所归的父母官。有时候，大家还举行一个隆重的游行，郑重其事地将伞送到官府。１８７０年５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献上这样一个伞和匾牌，伞上写着“万民伞”，匾额上写着“百姓活佛”。
      我印象中，万民伞是官员离任的时候，当地的子民们给官员送的，按照何天爵的见闻，在官员在任的时候，老百姓也能够给官员送万民伞，而且在出行的时候打出来，显摆炫耀。如果在任内没有得到这样的万民伞，那么，在他要离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送万民伞的仪式的。
      官员离任时，老百姓依依不舍送别父母官的仪式，早些时候可能不是送伞，而是立碑，德政碑。乡绅们向草民摊派若干的钱粮，请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显要的地方。因为变成了一种仪式，所以，到后来可能是不拘什么贪官，要走的时候都要眼看着德政碑立起来，不然赖着不走，无法交接，后任无法上班。这样的情况影响到官场的运行和秩序，所以，到唐朝时期，就不允许立德政碑了。如果实在政绩卓著，官声清明，老百姓哭天喊地要立，那么，就上报给中央文明办（礼部）吧，由文明办同意，方可立碑。不然，私自立的碑就要被拆毁，责任人还要挨一百板子。
      德政碑弄不成，就有万民伞。弄一个伞，上面签上所有子民的姓名，送给他。伞是一种遮风挡雨的工具，它表明一种护佑。子民们在父母官护佑下能够活着，当然应该感恩，万民伞就是这样的感恩的标志。历史学家张鸣曾写过万民伞的文章，说，“官声好的，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不让我们好官走”。人民无限爱戴的真实情形，原来如此。
      除了万民伞，还有“遗爱靴”。
      何天爵接着记述说，当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城市游历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发现牌楼上悬挂着一些奇形怪状、腐烂不堪的靴子，这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所爱戴的官员的敬意的另一种特殊方式。当一位深孚众望的官员任职期满即将离开的时候，老百姓就会选派当地有头有脸的代表，去拜访这位官员，恭维称赞他，然后人们就正式请求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一双靴子。这样的请求是非常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拒绝。然后，这双靴子就被异常隆重地悬挂上牌楼，经历风吹雨打，直至腐烂。
      何天爵的说法也是事实。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崔戎的好官，在任华州刺史时，做了许多好事，于是在他离任时候，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拉断了缰绳，脱掉了官靴。脱官靴后来就成为官员离任时的一种仪式，官员离任临走时，绅民拦路，大老爷就伸出臭脚，脱掉官靴。得到靴子的地方绅民再弄一个“靴匣”装起来，油漆好了，钉在城门上供着，让人诚惶诚恐地瞻仰参观。但有些地方的人们嫌麻烦，干脆画一双靴子，算是某官遗爱在此（见郭建《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姚廷遴在《历年纪》中记录了康熙年间上海人民送别离任知县的故事，说百姓居民簇拥脱靴，把酒号恸，官亦大哭，无法成行，靴子被脱去四十余只，满县人如失父母云云。如果为官一任，真的造福一方，那么，当他离任的时候，或许会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很记情的。
      不过，更多的官员在离任的时候，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好官声。万民伞是要送的，遗爱靴也是要供的，可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恐怕大有不同。明朝最有名的笑话集《笑林广记》中有一个笑话《强盗脚》说，一乡民初次入城，见木桶悬于城上，问人说，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是强盗的头。到了县前，看到钉在樵楼上的无数木匣，里面装的都是已经离任的官员留下的遗爱靴，乡民不懂，就点头说：“城上挂的是强盗头，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这个笑话倒不一定是在嘲笑乡民的少见多怪，而是和《笑林广记》中大多数变着法子，通过谐音、对偶、误会等等骂人的笑话一样，是借乡民的无知来嘲骂离任而去的众多官员，不过是强盗而已。
      事实上，有些官员与强盗没有什么区别，所谓“千里当官只为钱”，不为钱，那么辛苦图什么？当官不过是刮地皮，所以，离任就是刮地皮的{zh1}机会，或许比平时变本加厉。另一个笑话集《广笑府》有一首歌谣说到离任时的官员：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