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中的石器时代社会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

　　我知道王学泰，是在去年看黄波评水浒的《说破英雄惊煞人》的时候。黄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王学泰1992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国流民》，尽管我当时很想看这本书，但因为它是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而无论国家图书馆还是北大图书馆，看港澳台的书都不太方便，所以一直没能如愿。直到后来知道王先生1999年在大陆学苑出版社另出了一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2007年此书增修后又由同心出版社再版，内容较《中国流民》更详赡，才终于下定决心了解一下他的研究成果。

　　王先生退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他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历史学著作，也不是社会学著作，而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书中只有前四章没有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而是为后面的涉及文学的论述做了理论阐述和历史背景交代。在后八章所讨论的文学作品中，我只看过《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通常简称《三国演义》），而没有看过“说唐”系列小说（连评书都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书中重点分析的金庸的两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及《鹿鼎记》；因为我不是南方人，对“天地会”“哥老会”的掌故知之甚少，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我这篇读后只重点xx他在前四章中提出的“游民文化”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及第六章对《水浒》《三国》两部小说中游民意识的分析。对于其他读者来说，因为王先生行文通俗晓畅，所谈的“说唐”、帮会、武侠之类又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所以相信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许多知识和乐趣。

一　“乡土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社会和适应于这种社会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要了解这个问题，有一位先贤的著作是不可不看的，他就是费孝通。今天所有试图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上思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费老的《乡土中国》等名著是不可不读的。据说北大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在构建他的新法理学理论时，就受了费孝通很大影响。而王学泰在这本书中更是明确说：“因为游民是被这个社会（指传统宗法社会）结构所抛出的人们，要研究游民，对这个社会结构特点的了解就十分必要。”（增修版30页，下同。）而他对传统社会的描述，也是以《乡土中国》的论述为基础的。

　　简单来说，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的“乡土中国”是这样一种社会：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由宗法组织起来的家族。家族本身是个血缘群体，但因为其成员多聚族而居，所以又具有地缘群体的意味。当某地的大家族制订“乡约”，连寄居此地的无血缘关系的人的行为都要约束起来的时候，这种群体血缘和地缘合一的性质就更明显了。在宗法家族中，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身份和地位；代表家族利益和其他家族交涉的是宗子（族长），其他人必须服从于宗子，而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下级层次——宗法家族社会。

　　乡土中国的上级层次是皇权专制社会。如果说宗法家族制度解决的是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那么皇权专制制度解决的就是全国各家族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皇权专制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规定各家族的性质，将它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类别。统治者总的来说是希望各个类别的家族能保持其性质的稳定性的（特别是工和商），但是科举制度也允许士和农、工、商（特别是农）发生一定程度的交流。二，禁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三，利用强大的专制力量直接管制所有的家族。四，重文轻武，导致民众普遍缺乏尚武精神，也缺乏和军事斗争相关的体力和智力素质，这一点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因为宋以前的中国社会（如汉和唐）还是有尚武精神的。

　　作为这些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儒家和法家。宗法家族制是在宋代一些理学家的提倡下重新构建起来的制度，而皇权专制制度则继承了秦以来治国权术的法家传统。当然，因为从西汉中叶开始，中国统治者就“独尊儒术”，所以经历两千年的演变，法家的专制思想已经融入了后代的儒家，把这种融合后的思想仍称为儒家，也未尝不可。不过，这种“广义”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学内容，有时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作为其补充，道家和后来的佛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儒、法、道、释因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

二　游民的定义和由来

　　但是，这种主流社会和主流思想绝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全部。在古代，还另有一种“隐性社会”及与其配套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游民社会和游民意识。何谓游民？按王学泰的定义：

　　……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这是相对其所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的，如游牧民族经常处于更换住地状态，如果研究他们各个阶层的划分，居处问题就不能算是重要问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这种类型的游民虽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16页）

尽管从字面上看，游民、流民和流氓是近义词（“氓”本读如“盟”，也是民的意思），但是王学泰明确阐述了游民和流民、流氓的区别：流民是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时候是战乱）离开故土的人，他们虽然也“游”，但往往是整个家族的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内部仍然保持着宗法制度，而且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地就会安顿下来，重新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游民则不然，他们不光“游”，而且已经脱离了宗法制度，成为了“体制外”的人物。但是，虽然游民不断增多造成了社会安定的破坏，但是游民本身未必都是作奸犯科之徒，流氓、地痞之类，只是游民中的末流、腐败分子。在王学泰看来，“游民”是个中性词，它首先是对一个客观存在的指称，而并不具有主观评价的意味。

　　根据上面对游民的定义，很容易就能想到如下两个问题：{dy}，为什么游民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在宋代以前，中国社会还不是宗法家族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结合。比如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真正的“封建制”社会还有残余（其中还混杂了更早的奴隶制社会的残余），皇权专制社会还在孕育之中，所以因战乱而起的流民，绝大多数都成为封建领主和新兴贵族的奴隶，还有一部分人迁徙到渺无人烟的待开发地区（主要是中国南方），所以并不存在大量的游民。在这个时代，“脱序”的主要人物是“游士”，其中多数属于“纵横家”。

　　在秦汉到唐代，虽然建立了皇权专制社会，但是这时候的集权度还不够高，中央政府在和地方豪门大户的斗争中不断失利、退让，最终形成了以门阀制度为依托的地主庄园经济。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流离失所的人，很多都成为依附于豪门大户的农奴、庄客或部曲，所以也不存在大量的游民。在这个时代，“脱序”的主要人物是带有贵族气的“游侠”，但他们并不能形成一个阶层，只不过是一个趣缘群体罢了。

　　唯独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dy}，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几乎都出身游民，在几十年的战乱中，他们彻底摧毁了唐代的社会建构，唐代辉煌的文化连同贵族气一同绝灭了，这使得宋朝建立起来之后，社会文化不可避免要向世俗化的一面发展；第二，宗法家族制的创立和集权度的不断提高，使中央政府有能力禁止豪门大户私藏人口，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又有力地避免了某个豪门大户长期掌控政治权力的现象，从而阻止了地主庄园经济的重生；第三，宋以后人口大量增加，北宋末年首次突破一亿（据葛剑雄等人的人口史研究成果），明末突破了两亿，清朝乾隆年间更突破了四亿，地少人多的局面，使大量人成为游民；第四，宋以后城市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唐和唐以前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的街巷制，这就给游民提供了容身的空间。中国的游民因而以城市游民为主。

　　对于宋、元、明、清四朝游民社会的形成来说，又各自有一些特点。宋代因为不抑制土地兼并，破产农民的大量出现远早于明清两代。为了解决流民带来的社会动乱问题，宋代大量把流民编入禁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因为宋代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极端鄙视军人，这就导致宋代游民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类型——军汉。元代统治者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通农业，所以元代的农业政策很糟，游民和宋代一样早早出现；同时元代商业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城市，为游民提供了充足的容身之处。明代{zd0}的问题是重建分封制，导致皇室带头霸占土地，因此虽然在朱元璋时代执行了严格的抑止兼并政策，最终游民出现的时候，却xx没有办法再次抑止土地兼并了。清代虽然基本避免了上面这些朝代的失误，但是国外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却使清代人口迅速膨胀，结果到乾隆年间人口达四亿的时候，不可避免再次出现了大量的游民。

　　游民的大量出现，使民国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对中国文化的深重影响。鲁迅是揭批游民意识（他称之为“匪气”“流氓气”）最有力的人，其他如梁启超、杜亚泉、闻一多等也都写过和游民有关的文章。（如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写道：“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所谓“一个土匪”，就是游民意识。）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游民和游民意识的客观研究甚少，这和它们分别作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太不相称了。到20世纪末，出现了以王学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游民和游民意识的学者，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三　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意识

　　说过了游民的由来，下面就要说说游民意识了。

　　“文以载道”，在古代，一种意识、一种思想必须要有文字做为载体才能保留下来。游民的文化水平普通较低，很多思想无法付诸文字；他们又属于“制度外”的分子，而中国古代统治者向来敌视一切“制度外”的角色——不管是游士、游侠还是游民，所以总是严厉打压游民意识，包括承载着他们意识的文字。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反映游民意识的文献远少于反映主流意识的文献。但是，这个“远少于”只是相对来说。从{jd1}量来看，宋代以来仍然留下了大量反映游民意识的文献，其中很多是文艺作品。

　　创作这些文艺作品的人，是所谓“游民知识分子”。游民知识分子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具有游民的特点，脱离了正常的宗法制度，混迹于城市之中，从而和其他游民比较亲近。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文化，可以把游民意识反映在通俗文艺作品中。游民知识分子几乎是和游民同时大量出现的，这也有其原因：宋代科举制度较为完善，政府取士不像唐代那样还依靠推荐，而是几乎xx依靠科举制度。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及重文轻武和官本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整个社会都以中举为荣，这样便形成了读书人大量增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然而其后果可想而知，除了一小部分人比较幸运之外，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学而优则仕”。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落选，但是可以成为本地的乡绅，享受优渥的待遇（比如成为家族的宗子），这些人仍然留在宗法制度之内。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成了真真正正的过剩的、多余的人，他们只好流入城市，和其他游民一样为生计发愁，这样就成了游民知识分子。此外，宋代印刷术大为发展，书籍大量得到印刷，平民教育由此得到普及，结果让更多的人掌握了文化。一些从事评书、戏曲等行业的游民通过学习，也能粗通文墨，这便成为游民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来源。

　　在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歧视和对科举的轻视，失意文人远多于宋代，因此尽管宋代文学已经较前世大为世俗化，元代文学却要比宋代文学还俗、还痞。元代很多xx的文人（如关汉卿等）都受到了游民意识的影响。

　　由于游民知识分子创作通俗文艺作品的{zd0}目的是为了挣钱，而不是自赏，所以必然要迎合市场。最迎合市场的通俗文艺作品往往也是最能反映游民意识的文艺作品（虽然因为这些作品的市场不全是游民，实际上是以宗法秩序之内的农民为主，所以不可避免要经过主流意识的一定改造）。因此，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影响力巨大的小说来剖析游民意识，是比较合理的。

　　《水浒传》从两个层次集中地展示了元末明初的游民意识。{dy}，从情节层次来说，《水浒传》是从宋xx始就占据优势的“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两类故事的综合。朴刀和杆棒都是劣质武器，朴刀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武器，只是由农具略加改造而来。由于宋代重文轻武导致社会上层失去尚武精神，民间对尚武精神的崇拜便转至游民身上，于是拿朴刀杆棒的游民作奸犯科的故事便成为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而由于宋代的确有不少招安授官的情况，“发迹变泰”类故事也十分流行，这反映了游民的理想——最终被重新纳入主流社会，并且获得较高的地位。

　　第二，从人物性格层次来说，游民意识的所有主要方面都在《水浒传》中得到了展示。这些游民意识包括：1. 反社会性，蔑视一切不合己意的社会制度。2. 主动出击的冒险精神，通常是靠蛮力出击，直至发展为对力量的崇拜。3. 强烈的帮派意识，导致对敌我明显双重标准。4. 在丧失社会角色意识之后，也失去了公序良俗的束缚，因而在其身上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如：(a)残暴野蛮；(b)歧视、恐惧妇女，把女性也视为和财富一样的xx品；(c)只追逐眼前利益。5. 以豪侠（武侠）、义侠为其人格追求目标，以“义”为{zg}道德，讲究“报”（包括报恩和xx）；相比“义”来说，“忠”只是个陪衬；6. 以平等为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由此组建梁山这样的关系紧密的隐性帮派；7. 迷信鬼神。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展开论述，但是每一个看过《水浒传》的人相信都会对上面这些游民意识有印象。

　　当然，足本《水浒传》（而不是金圣叹批本）在情节上还有它自己的一大特色，就是受了招安之后的梁山团伙最终走上了败亡之路。这个结局无疑是违反游民小说“发迹变泰”式的大团圆结局的，因此其中毫无疑问带有主流意识的趣味。但是说这个结局纯粹是文人的想象和改造也不尽然。《水浒传》作者在后半篇里一再强调，梁山团伙追求招安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如果损害了本集团的利益，没有做到“义”，那么这种纯粹的“忠”注定是悲剧性的。这种“忠”不过是“义”的衬托的思想仍然是游民意识。

　　相比《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游民气要淡一些（特别是经过清代毛宗岗父子的改造之后），但是仍然有明确的体现。在宋代以前，三国故事最为人所乐道的是刘备和诸葛亮的xx君臣关系。但是在宋代以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成了民众感兴趣的话题。《三国志演义》显然是以刘关张的故事为主线的，这个故事同样是“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的综合；而且更妙的是，因为刘备后来做了蜀汉皇帝，“义”和“忠”在这里得到了天衣无缝的结合，关羽更因其“义”成为宋以后民间强力信奉的神灵，直至清代被捧到和孔子并列的“武圣”的位置。无怪小说写到关、张、刘先后死去之后，就给人故事已完的感觉；到诸葛亮也死去后，余下的篇章更是索然无味了。

　　《水浒》《三国》以后的其他通俗小说也基本延续了类似的情节和人物性格，而且由于作者和受众的文化水平不高，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程序化现象严重。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唐”系列作品，从一开始的以“讲史”为主，到后来纯粹沦为游民式的英雄小说，以至程咬金这种原本出身“山东豪右”（贵族之后）的人物在小说中xx成了游民出身，甚至顶替了翟让的位置成了瓦岗寨寨主，直至当上皇帝，这种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同时也xxx地实现了游民的理想。然而这个被肆意歪曲的程咬金已经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了，而只不过是和张飞、李逵类似的脸谱化角色而已。

四　游民意识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上面我对《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游民文化的论述做了尽量精简的介绍。我在看这本书前几章的时候（特别是以《水浒》《三国》为例论述游民意识的第六章），一边看就一边想，这种游民意识xx可以用进化心理学来解释。

　　其实在书中几个地方，王学泰的论述已经有点进化心理学的味道了。在绪论中引用的杜亚泉的文章已经揭示了游民出现的最根本原因：“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人口过剩、人多地少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游民，知识分子的过剩也导致不少人成为游民知识分子，这些是王学泰在前几章中多次阐明的。

　　在第二章中，王学泰说：

　　作为个体的平民百姓，只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他们没有独立自主性，因而也就丧失了独立自主意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长成人的个体，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个性萎缩，思想保守，缺少主动精神就是必然的了。他们缺少独立应付社会的办法，对外，要靠宗法制度中的{lx}人物代表自己，把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一股脑儿交给族长。一旦宗族崩溃，家族破裂，这些宗法人很难面对社会。这时，他们或者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被淘汰，或者只是表现出保护自己生命和求生的动物本能，为此，无所不为，甚至几千年积累的文明在一旦之间被摧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xx是个生物性质的“人”，然而这应该责怪他们吗？（61－62页）

这其实也是进化心理的体现：面对“物竞天择”的局面，“不适者”会被“淘汰”，“适者”则生存下来。适者生存的法宝无他，不过是“表现保护自己生命和求生的动物本能”罢了。

　　那么这些本能包括哪些内容呢？下面我们就一一来分析。

1. 极端利己主义。

　　1976年英国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科普名著《自私的基因》，向公众详细、通俗地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威廉·哈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道金斯的观点是，任何生物个体都只是基因操纵的生存机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基因自身的永续，因此生物个体在本质上必然是自私的，一切利他行为最终都能找到利己的根源。这个观点理所当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道金斯遭到了许多批评，甚至还有女学生在读过他的书之后眼泪汪汪地发觉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然而，如果“自私的基因”是客观事实的话，我们掩耳盗铃又有何意义呢？承认个体的自私性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消解，恰恰相反，只能这样才能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建设人类社会。

　　用“自私的基因”理论可以很容易解释游民“表现保护自己生命和求生的动物本能”的极端利己主义。在这里面比较突出的是反社会性和主动出击的冒险精神：因为游民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资源，自然就会产生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心理；而因为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一切只能靠自己打拼，“个人奋斗”是保证自己在和他人的残酷竞争中“笑到{zh1}”的{wy}可靠方法。

2. 男性的择偶本性。

　　美国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指出，由于男女在生殖过程中的角色不同，导致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择偶本性。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容貌，因为好的容貌通常意味着好的基因，如果一位女性有好的基因，那么和她繁殖的后代也可以继承这些好基因。女性则在看重男性容貌和体格的同时，更看重男性的财富和地位，因为女性需要哺育婴儿，为此付出大量的资源，一个有钱的男性显示比一个穷光蛋更能提供这些资源，而有地位者通常也可以利用其地位获得财富。男女择偶策略的不同导致所有社会都出现了“甲女丁男现象”：因为女性倾向于和比自己能力强、地位高的男性结合，所以往往是{zyx}的女性和最差的男性找不到配偶。

　　游民意识中歧视、恐惧妇女的心理正是这种择偶本性的体现。游民是社会的底层，女性一般是看不上这样的男性的。这样一来，找不到配偶的游民自然会把女性看成是和财富一样的xx品，从而引发对妇女的歧视和恐惧。然而，一旦他们的地位转变，又会对女色有超出常人的病态追求，王学泰说得好：

　　然而，请记住，如果有{yt}他们感觉到能够安全地享用这“奢华”时，他们决不会拒绝的，而且沉溺之深，令人不解。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就是一例，他所制定的太平天国的“天条”中就有“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得要男女分居，而他竟有八十八个妻妾，每逢他生日，还要向他贡献六名美女。（319页）

3. “以牙还牙”策略和平等心理。

　　人是群体动物，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群体之中。如何处理和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关系自然也成为人类心理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 Axelrod）和哈密尔顿共同发现，“以牙还牙”（tit for tat）策略是最能应付复杂人际关系、保证自己利益的“进化稳定策略”。这个策略只有三条规则：(1)不先欺骗对方；(2)如果对方在前一回合的交往中以诚相待，则在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对对方以诚相待；(3)如果对方在前一回合的交往中欺骗自己，则在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欺骗对方。不难看出，游民的义气和由义气衍生的“报”（包括报恩和xx）正是“以牙还牙”策略的体现。

　　我在《》一文中还指出，由“以牙还牙”策略还衍生出了平等心理，因为在“以牙还牙”策略中，交往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类似于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但是在现实交往中，常常出现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他人给予自己“涌泉之仇”，而自己至多只能以“滴水之仇”相报的现象。所以平等心理往往体现为一种未雨绸缪式的复仇心理，也即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强大，以免出现“涌泉之仇只能以滴水相报”的不平等局面。在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中感到自己深受其害的人，对平等的追求自然更为强烈。

4. 党同伐异本性和男性的战争本性。

　　人类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石器时代，石器时代的人类是狩猎-采集社会，男性主要负责狩猎，女性主要负责采集，这个模式已经得到了人类学界的公认。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规模不大，因为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mbar）发现，一个人能记住的和他关系紧密的其他人的数目平均只有150，这和人类大脑新皮层的有限容量有关。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超过了150人，那么就必然要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人类数目超过150人，就一定会出现群体冲突，出现“党同伐异”现象。

　　事实证明，党同伐异心理更能提高一个群体利用资源的效率：“党同”心理可以让同一群体的不同个体心甘情愿地按“以牙还牙”策略相互帮助，而“伐异”心理可以让一个群体通过排斥、攻击另一群体的行为独占资源。游民强烈的帮派意识、对敌对我明显的双重标准，正是党同伐异本性的生动体现。

　　党同伐异现象还造就了男性的战争本性。所谓战争，无非就是群体冲突。男性在战争中无疑充当了直接作战的战士角色。如果说长期的狩猎活动使男性养成了在屠戮大型动物时无所畏惧的心理的话，战争就使男性养成了在屠戮同类时无所畏惧的心理。尽管男性是否有战争本能在进化心理学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但是目前的研究表明，这种本能很可能是真的。游民残暴野蛮的一面，正是这种战争本性的体现。

5. 有限理性。

　　人是有限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在后天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在和个人利益最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体现出理性，对稍微远一点的问题就无法保持理性，而产生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比如见识多的人都会考虑一个行为的长期效果，如果一个行为长期来看有不良后果，由此造成的损失超过了短期的获益，而使利益的净余额为负，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不应当做的。但是没有多少见识的游民往往是不考虑行动的长期后果的。而且，很多游民是通过非法行为获利，因此随时有被绳之于法的危险。一旦被绳之于法，则不仅没有长期利益，连短期利益也损失殆尽。这种局面也进一步加强了游民对眼前利益的过分追求。

　　有限理性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对鬼神的崇拜。对一切鬼神表示怀疑、不敬的实证精神是人类最难获得的理性之一。如果考虑到那么多的社会都笃信宗教，沉迷在对神灵的崇拜之中，那么游民对鬼神的迷信，也就实在不值得一丝一毫的诧异了。

　　综上所述，当游民从主流社会秩序中“脱序”，构建起一个充满了残酷丛林法则的无政府主义的“江湖”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在文明社会中重建了几十、几百万前的石器时代社会。在这个复辟的石器时代社会中，文明的“觅母”（meme）不再起主要作用，人类的进化心理重新发挥了重要功能。在全人类普遍一致的进化心理的作用下，游民社会不仅彼此相似，自然也和石器时代社会相似。

五　游民意识的进化心理学解释的意义

　　我一向认为，进化心理学的{zd0}意义并不在于发现人类的什么新的心理，而在于以比较客观实证的方式区分哪些心理是先天的产物，哪些是后天的产物。先天心理无疑是很难克服的，因此当我们制定多多少少总要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政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其可操作性。一个总是违逆人类先天心理的社会政策无疑是缺乏可操作性的。

　　用进化心理学解释游民意识，可以使我们确证，游民社会其实就是在文明社会中复活的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石器时代社会本来就隐藏在文明社会之中，即便没有通俗文艺作品的启蒙，游民也能对其组织形式无师自通，而明以后的通俗文艺作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石器时代社会的快速成型。那么，如何解决这种隐性的石器时代社会对文明社会的破坏性呢？

　　王学泰本人是倾向于右派的，相信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公民社会的独立人格可以有效地抑制石器时代社会在文明社会中的复辟。然而，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强大的先天心理的作用下，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精神和独立人格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大部分人仍然有很强的精神依附性。一旦条件合适，在西方社会中一样可以出现类似中国的游民组织。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中国社会这么强的游民气息，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社会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了发达的后天理性，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兴起，此后精英集团就牢固地用这种理性主导了西方社会，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游民文化的泛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在全世界殖民，把大量游民输出到了殖民地，也减少了本国内的游民人口。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向西方学习殖民统治，而要学习他们发达的后天理性（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以这种后天理性为行动依据的精英阶层。但是，如果说要让普通民众也都人人掌握发达的理性，这不仅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独立人格又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中国缺乏宗教文化，人们普遍以人际关系为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宗教文化实际上弊大于利，它导致了强烈的党同伐异心理，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数的灾难，所以西方社会的这种文化是很难、也不应该全盘移植到中国来的。从中国这种以人际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伦理观出发，我并不像王学泰那样对游民意识有那么强烈的排斥性。游民意识中的某些方面，其实仍然是契合中国古代的主流优良道德的，只不过把它推到了极端程度而已。

　　比如，我一直对中国人的个人奋斗精神感兴趣，正是这种和新教社会类似的个人奋斗精神保证了当代中国的迅速崛起。新教社会个人奋斗精神的由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精辟的阐述——原来是来自宗教文化。那么，一向缺乏宗教文化的中国社会的个人奋斗精神又从何而来？我到今天，才意识到这其实是游民意识的产物。游民意识中的那种追求“发迹变泰”的极端利己主义虽然庸俗，但由此造成的主动出击的冒险精神却是对传统文化中那种服从、驯良的乡土精神的颠覆。而这种冒险精神，其实本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传承自唐以前的“游侠”的贵族气（当然，在传承中有了很大的走形）。这种冒险精神固然常常向庸俗的一面发展，但是如果好好利用，也可以摇身一变，恢复一些贵族气，从而成为真正理性的个人奋斗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民意识对中国的崛起其实不无帮助。

　　我认为，游民意识在今天的{zd0}不利影响有三，一是导致人们普遍缺乏理性，二是一些人的帮派意识过于强烈，三是过于倚重人际关系而忽略法治精神。但是这些不利影响都是可以慢慢克服的。如果克服了游民意识的不利影响，那么其中的合理部分，如个人奋斗精神，合理的功利主义，对信义和平等的重视，其实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类似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是xx可以在未来的中国发挥积极作用的。

六　余论：当代中国游民社会之我见

　　当代中国有没有游民社会？显然是有的。黑社会就是游民社会的当代形式。不过我这里不想谈黑社会（而且我也不了解），而是想说说主要由在校学生和毕业后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构成的另一种游民社会（包括所谓的“北漂”“蚁族”等），并且主要着眼于其负面作用。

　　城市青年的反社会现象是全世界共通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和游民社会问题有共通性，都在于由人口过剩导致的“脱序”。当然，城市青年的脱序和游民的脱序有两点重要区别：一，这种脱序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并非是因为就业岗位不够，而是因为青年的期望太高、选择范围过窄，因此这种脱序更像是游民知识分子的脱序。二，这种脱序是暂时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通过几年的个人奋斗，再配合以个人期望的必要调整，一般是可以实现理想和现实的大致吻合的，这个时候青年们就不再脱序，从而也就摆脱了反社会意识的困扰。

　　但是，如果制度有问题，不能有效促进这两种“反脱序”，那么城市青年的脱序就可能发展成和游民造反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能看到《水浒传》中的那种游民意识多多少少在他们身上再次出现，在现代社会又出现了石器时代社会的阴影。

　　我举两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牛博网其实就是一个由游民出身的罗永浩主导的脱序青年俱乐部，这里的游民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帮派性。同样货色的人物，如果是己方的，就可以视而不见，相互吹捧，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如果是敌方的，就可以大肆攻击，甚至问候母系十八代祖宗。和菜头事件就是一个典范，先前称兄道弟，亲密得不得了，决裂之后又六亲不认，疯狂揭底，不惮使用最恶劣的语言。然而直到今天，和菜头和牛博那些人也没有两样，都不过是宅在家里吃泡面、看苍井空的游民罢了。

　　如果说牛博网之类的极端右派是打着右派旗号的游民组织，那么乌有之乡等极端左派就是打着左派旗号的游民组织。极端左派和城市游民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2009年，某作家因为在网志上转载了嘲讽北大某左派教授的文章而遇刺受伤，刺伤他的凶手就是和该教授过从甚密的一个无业游民。又如2010年科普作家方舟子参加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谈转基因问题（乌有之乡是疯狂反对转基因的），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他一直受到坐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性的骚扰，后来查明这个叫董建的人也是无业游民，而且属于其中的球迷亚群体。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游民群体反社会性的潜在巨大危害。为此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进行制度改革，解决这些人的脱序问题；二是在思想上必须对极右、极左及其他带有游民意识色彩的激进反社会思潮予以坚决否定，而不能像某些左派和右派那样，一面对敌方阵营的游民意识大加鞭挞，一面却对己方阵营的游民意识视而不见（如上文所述，这种双重标准本身也是游民意识的特点）。所有的精英都应该意识到一点：游民意识的落后一直是文明社会的大敌；中国思想界{zd0}的路线斗争，从“五四”的时代起，就不是什么左右的斗争，而始终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只顾埋首于文明人的内讧，那当然是十分可悲的。

2010.04.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