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的研究，笼而统之被称为“红学”。在种种的“红学”之中，很显然，是有这样一种，一上来就以“阶级分析”之法，把贾母之流列为“统治阶级”，而贾宝玉、林黛玉之流，则是“反叛”，甚至俨然是“革命家”，要革旧制度的命，要革贾母的命，于是，高鹗续书中，写了贾宝玉当了和尚后，还要对他老爸贾政磕个头，这被认为简直就是“革命不彻底”。而薛宝钗，毫无疑问，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干将，更是个野心家，对统治权力满怀觊觎。
这种“阶级分析红学”一度也是大主流，比如当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学术xx”的成分绝少，“阶级斗争”的成分绝多。一直到1980年代，中央电视台王扶林拍摄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或多或少，也还是在这种红学之下，而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则更显出这一点来，比如第34集中，薛宝钗和贾宝玉正式结婚之后，薛宝钗当了“二奶奶”，而王夫人又免了王熙凤的职，王扶林用了近20秒长的特写镜头，来描述薛宝钗手持荣国公府“对牌”的志满意得之态，大概就是用来应证薛宝钗之野心的，而这一细节，在《红楼梦》书中似乎并未有。
此外，王扶林《红楼梦》在最末，安排了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情节，就是，薛宝钗被卖为烟花女子，而之前的奴才花袭人、蒋玉菡夫妇在偶遇流落中的贾宝玉后，立即去将薛宝钗赎了回来，但是，贾宝玉偏偏又自此失踪了，薛宝钗泪流满面：“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知道王扶林如此安排，到底是整个地对“人”的悲悯，还是单对薛宝钗的讽刺。
还有红学家以《红楼梦》书中“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语，推测曹雪芹本意是要写薛宝钗后来改嫁贾雨村，因为贾雨村表字“时飞”，而这，正好也表明薛宝钗和贾雨村乃是一丘之貉。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前读《红楼梦》，也正受了这种“红学”的影响，但凡读到有薛宝钗处，便一定生出对她鄙夷的样子来，认定她就是个将要“骑在人民头上”的“野心家”，认定她就是个“伪君子”。不过，到后来，我的态度终究是改变了许多，很难对薛宝钗作这样的“阶级定性”。
但当然，人们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有朋友跟我聊天，聊到薛宝钗，他说：薛宝钗乃是一向的“装逼”之徒，看似有“大德”，但其本性并不是那么“君子”，而且很是“闷骚”，她偷看《牡丹亭》的时间，很可能比林黛玉还早。
薛宝钗到底是不是“装逼”，我不很清楚，然而她偷看《牡丹亭》一类的书，肯定是比林黛玉还早。《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林黛玉才从贾宝玉手中头一回读到《西厢记》，弄得神魂颠倒。
《红楼梦》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众人吃酒行令，林黛玉只说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两句话，众人皆不懂得，唯独薛宝钗深知其出处，便有了第42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xx》，薛宝钗要“审”林黛玉，教训她不该看《牡丹亭》、《西厢记》这样的“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更不该“失于检点”，在众人面前说出其中的句子来。
不过，薛宝钗到底是老实，她一方面教训林黛玉不该看这样的书，同时也承认自己六、七岁的小小年纪时，就背着大人，偷看过这样的书，还惹得大人们动了怒，“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可见，薛宝钗绝不像如今的那些道德高标之士，林林总总的A片看遍了，偏偏还宣称自己从不知“武藤兰”是何许人，并且装出清纯的样子问：“武藤兰是武藤那个地方特产的一种兰花吗？”
大观园的文学组织“海棠诗社”成立之后，薛宝钗便号为“蘅芜君”，这名号就稍稍有点男性化了，不像“潇湘妃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女人。而且，“蘅芜君”是李纨封的，并且得了众人的一致赞同，可见，在众人眼中，薛宝钗确实是有“君子之德”的。当然，在“阶级分析型”红学里，薛宝钗之德，正是“三从四德”之“德”，是“正统之德”。
《红楼梦》第55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王熙凤评价薛宝钗，说她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我不知这是从何说起，我想其实不然，薛宝钗绝非不问世事，只看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而在教训林黛玉不该读“牡丹”“西厢”那一回，薛宝钗就发了一番宏论，把世人、特别是男人狠骂了一通，也是针针见血，虽在闺阁之中，却深知天下之事。
《红楼梦》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王熙凤因病休假，李纨、贾探春、薛宝钗三人代理行政，贾探春便在大观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薛宝钗正是大力支持这一改革的，不单如此，她还“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但进一步提升了那几个分管地块的老妈子的收入，还提议那几个老妈子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其他未分上地块的婆婆妈妈们共享，以求公平，以安人心，这可是“社会主义”不是？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是富豪，就是说，薛宝钗也是个“富二代”。然而，薛宝钗这个“富二代”，似乎绝不像如今中国的“富二代”，只会飙车撞人。王熙凤那个“琏二奶奶”，乃“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斑斑劣迹分明可见，而薛宝钗，先不管其居心如何，表面来看，至少是“宅心仁厚”。
然而，这样人物，遇上“阶级斗争”，那肯定是要一并打死的。我从前对薛宝钗的“阶级仇恨”，其实也是从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那里继承的，那时，语文老师通常就说薛宝钗是怎样的“伪君子”，是“阶级敌人”，而我那语文老师并非“红学家”，她的所知，也是从那帮“阶级斗争型”的红学家那里得来的。
可见，“阶级斗争型的红学”，影响深远，我不知道如今的初中语文老师们，倘若跟学生们谈起《红楼梦》、谈起薛宝钗，又是怎样的观点。然而，我可以感觉到，“阶级斗争”到如今还是流行着。
我对薛宝钗的看法的改变，其实xx只是针对她这个“个体”的，我相信我对她背后那套体制，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理解，我xx用不着“爱屋及乌”，以为薛宝钗还不错，便以为她身后的那套体制也还不错。
周树人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我被老周的这个评论深深感动了，老周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说“腐朽阶级的必然没落”一类的话，他所看到的，是“悲剧”，是人的“悲剧”，而非某个形而上的“阶级的悲剧”，老周指向的是“人”，或者是“制度”。
我想，“阶级”和“制度”xx是两码事，因为，某一“阶级”，只是涵盖某一部分人，而某一“制度”，却常常涵盖了整个社会。固然是某一“阶级”，或是某一部分人，在某一“制度”上，负有很大的责任，但这也不意味着要笼而统之地搞掉这某一“阶级”。人们应该如何解决“制度”，但似乎不是应该如何解决“阶级”。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在不停地解决“阶级”，于是乎，写了《出身论》的遇罗克，才27岁就被枪毙，一个帅哥，一个有头脑的帅哥，就这样死了，你说我伤心不伤心？
韩寒写文章说此言不虚，如今的中国，新到哪里去了？却偏偏扯着嗓子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即便是“砸碎”了罢，却重建了起来。当年的一位林姑娘，也说过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