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在一篇资料中发现了一位科技精英龚祖的生平简历

1926年 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0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1932年 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我国实验核物理先驱赵忠尧，研究伴随硬γ射线  反常吸收的二次γ辐射。
1934年 怀着科技报国的愿望，赴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深造。两年后毕业，获“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此后在该校攻读工程博士学位。
1938年 回国参加了我国{dy}个光学工厂昆明光学仪器厂（昆明兵工署22厂）的组建工作,后担任厂制造主任。
1942年 到贵阳创建贵阳兵工署53分厂，再度试制光学玻璃，任厂主任。
1945-1948年 任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从事平板玻璃生产的恢复与改进工作。
1948-1950年 任上海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
1951年 应中国科学院长春仪器馆筹备处副主任王大珩的邀请调该馆工作，任研究室主任，负责研制光学玻璃。
1957年 任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器械仪器研究所（现长春光机所）副所长。
1958年 任长春光机学院副院长。期间开展了红外夜视技术与电子光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1960年 担任我国2.16米天文望远镜研制组的负责人。
1962年 奉命来西安组建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担任所长，致力于研究高速摄影技术和纤维光学。
1978-1981年 任陕西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1978-1984年 任国际高速摄影与光电子学会议的中国国家代表
1979-1984年 任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
1979-1986年 任国家科委光学及应用光学学科组副组长
1980-1986年 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
1980-1986年 任陕西省光学学会理事长
1981-1986年 任国防科工委夜视技术顾问
1984-1986年 任中国光学学会名誉理事
1984-1986年 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名誉所长
1986年6月26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去逝，享年82岁  

在个虽然简短的生平记录中我发现了一个中国科技精英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战争笼罩着中国。此时的中国对军事极为重视的应用光学，国内还属一片空白。

　　这是1934年留美公费考试，恰好有一名应用光学的名额，龚祖同报考了这个名额，于1934年夏经西伯利亚去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现称柏林工业大学研究应用光学。

　　1936年，龚祖同以“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自该校毕业并获特准工程师称号，随即在应用光学专家Ｗｅｉｄｏｒｔ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工程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题目是“光学系统高级球差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开始了我国高级像差的研究，并为把光学设计引入我国奠定了基础。

　　1936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积累资金资准备购买价值30余万元的光学观测设备，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叫周自新的人。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xx装备制式化改革。为配合装备制式化，国民党政府1930年至1932年先后耗资250多万元国币从德国蔡司工厂购入大批xx光学器材。由于保管和使用不当，购入的器材因霉雾等原因造成无法使用的情况较为突出，而国内又无法对购入器材进行维修和保养，只能返回原厂进行，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修理周期也很长，对xx战斗力影响很大。于是，光学器材的自修自造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1933年兵工署俞大维博士指示在德国蔡司厂实习的留学生周自新与蔡司厂就在中国开设修理工厂的问题进行非正式洽谈，蔡司厂随后做出回应，提出了具体建议和合作办法。1934年俞大维出任兵工署署长，同年12月，周自新回国任兵工署xx研究室主任，并将与蔡司厂的谈判情况向俞大维汇报。兵工署技术司于1935年10月根据蔡司厂的建议和合作办法，向军政部提出建立光学修理厂的方案，计划由蔡司厂提供所需的机器、零件、材料、设备，并派工程师来华训练国内工人，开展器材的修理和维护工作，待培养出国内光学人才后再自制光学器材。1936年9月，军政部核准成立xx光学器材厂筹备处，任命周自新为筹备处处长，初步勘定厂址在南京百水桥草场村，同时派人到国外购买技术、设备和材料。
　　筹备处成立之初有工人70余人，简单设备10余台，主要负责外购光学器材的验收工作。1937年3月，蔡司厂派出的技师雅克博到达南京，指导修理工作并培训修理人员，开始为驻南京各xx修理损坏的光学器材。8·13事件后，抗战全面爆发，筹备处派出人员到南京和汉口各高射炮阵地和要塞修理瞄准镜，同时派人到汉口协助汉阳炮厂校准瞄准镜，直接投入到抗战{dy}线。
　　为培养光学人才，1936年3月，周自新利用兵工署购买价值30余万元的观测设备的机会，了解到龚祖同是留德的光学专家，为清华大学留德公费生。所以周自新专为龚祖同谋求了到德国亨索尔茨（Hensoidt）厂实习6个月的机会，龚祖同即借验收产品的机会，进入该厂学习透镜和棱镜的加工技术，同时考察光学加工及光学玻璃生产情况。修理厂筹备处成立后，1937年2月和4月，兵工署分别派出技术员金广路、薛培贞前往德国、瑞士等国学习考察光学加工技术，订购机器设备和光学材料，洽谈技术合作。欧洲各光学厂商对二人的欧洲之行非常xx，对考察目的也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做了充分的准备。二人抵达德国后即着手购买材料设备和技术合作的谈判，欧洲各光学厂商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希望中国自己制造光学器材，使得购买设备和材料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而技术合作则以“中国工业落后，无法制造光学仪器”为由表示拒绝，参观学习就更不同意了。后通过驻德使馆介绍，二人才得以进入一些小厂参观磨玻璃和制作分划的大致程序。7月，周自新亲赴欧洲洽谈技术合作，订购机器设备。周自新抵达欧洲后，汇同金、薛二人一道，代表军械司购买望远镜、测远镜、周视瞄准仪等一批光学器材，并与购买厂家洽谈技术合作问题。在进行技术合作的项目谈判时，对方大都是先谈光学器材如何精密复杂，再说中国工业基础如何薄弱，{zh1}以中国无力生产为由加以拒绝。
　　与瑞士威特厂（Weirt）洽谈购买测远镜时，周自新一行发现该厂设施完善，产品精良，价格低廉仅为蔡司同型号产品的三分之二，加之瑞士国小，无经济侵略的野心，愿意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出售80公分和125公分测远镜的制造权。经谈判，双方达成技术合作协议，使此次欧洲之行终于有了一些成果。
历时一年半的欧洲之行，除与瑞士威特厂达成技术合作协议，购买了80公分和125公分测远镜的制造权外，还购买了奥地利美特克厂（medek）机枪瞄准镜和迫击炮瞄准镜，法国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的制造权，聘请了两名瑞士专家，购买威特厂光学制造加工机器百余台，80公分测远镜材料600套，6×30望远镜材料3000套，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此时的中国大地已xx陷入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战火，中国的光学工业注定要诞生于战火之中。
　1936年9月筹建处成立后，在南京珈珞路建盖了一座临时木房，作为临时修理工厂，同时着手光学工厂的筹建工作。1937年8月1日光学工厂在百水桥草场村工地正式破土动工。工程开工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危急。8月27日兵工署通知工程停工，命筹备处派人到四川勘察新址，准备将工厂迁往四川。9月9日兵工署正式通知筹备处将光学工厂迁往四川。11月12日，日寇攻占上海，筹备处加紧搬迁，27日筹备处全部人员设备迁往重庆。

1938年初龚祖同回国，立即投入了昆明光学仪器场的筹建工作，决心尽快制造出双目xx望远镜。
　　1940年龚祖同因母丧回到上海，在料理完慈母的后事之后，与上海同学相会谈起了他在德国威德特教授的指导下与金广路一起设计的6×30（即放大倍率6倍，物镜直径30mm）双筒xx望远镜的事情，当时他们一帮同学个个都是热血青年，都鼓动他在中国搞出xx永远镜，为中国抗战出一份力，他说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只有400英镑，钱还不够买材料，他的同学们说我们大家凑一些钱小规模试制一些光学玻璃。

   此时，日伪政权的特务机构７６号为了加强上海的控制炮制了一张黑名单，上面包括100多名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记者、金融家、企业家、法学家。这一时期，上海市民中不少头面人物在街头遭到伏击和枪杀，对"行为怪异"的人事都要严加盘查.所以龚祖同他在买设备和材料的行动引起日伪特务７６号的注意，龚祖同也被日本特务以跟踪，经查发现龚祖同是德国留学回来的光学专家，７６号遂向日军特高课汇报，此事引起日本人的重视，并计划把这位“年轻的光学专家”送往日本为他们效力。７６号特务以“跟内地勾结，购买军火”的罪名将龚祖同和他的同学以及帮其买设备的老板一同逮捕。

　　所幸，军统上海站在上海锄奸行动中，了解到日本人这个计划。昆明光学仪器场也将此事报告难国民政府,戴笠得知后即命上海站全力营救龚祖同，正在上海锄奸的陈恭澍组织人员大力营救，他们一边用刺杀法官家人相威胁，一边买通狱警，叫龚祖同以学生名义喊冤,以取保审，不得外出的名义出狱，军统在不让日本人知道的情况下让龚祖同乔装打扮逃出了上海。

　　龚祖同回到昆明后,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半年时间最终制造出了，中国{dy}批xx的双目望远镜，后来又研究出了机枪瞄准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解放后他又研制成功我国{dy}台红外夜视仪、60cm天文望远镜、高速摄影机等等。就是他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参加了我们的{dy}次核试验。由于在高速摄影等领域中的突出成就,1981年10月26日他被授予国际勋誉——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学会的一枚“福托一苏尼克斯”(Photo-sonics)金质奖章(注)。他是我国{dy}个被授予这种奖章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