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由蚕的蚕茧抽丝后编制取得的xx蛋白质纤维，再经过精心编制而成的纺织品，人们通过养蚕，当蚕结茧准备羽化成虫时，将蚕茧放入沸水中煮，并及时抽丝。一个蚕茧可以抽出800——1200米的蚕丝。丝绸xx的光泽外表来自于像三棱镜般的纤维结构，这令布料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折射入射光，并将光线散射出去。在中国，丝绸一词也指代人造的，具有与xx丝绸一样光泽的纺织品。

全新世大暖期（大西洋期）为中国带来了温暖的气候，令桑树和蚕的养殖可以在黄河流域广泛的进行。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但现实中丝绸究竟是何时被发明尚具争议。中国考古学家在1998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一次考古中，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另一种说法是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已发现了纺织工具，借此可以推断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卫斯，《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不过世界上{zj1}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考古发现的，距今公元前3700～前31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丝绸织品技术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由于其编制技术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泽备受人们的关注。因而丝织品成为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物资。最早丝绸织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丝绸业的快速发展令丝绸文化不断的从地理上、社会上渗透进入中华文化。并成为中国商人对外贸易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高级物品。

起初中国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流传，并禁止其流向外国。但韩国则在中国移民的协助下，与公元前200年成功实现养蚕技术的突破。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与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实现养蚕。不过罗马帝国则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蚕种并发展养蚕技术的：传说几位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工作的僧侣将蚕种放在中空的手杖中，私自从中国带出，并辗转到达君士坦丁堡。虽然这个传说的可信度并不高，但随后的拜占庭人确实发展了丝绸编制技术，在皇宫庭院内设立蚕室和缫丝机，为皇帝服务。当时拜占庭所有的土产丝绸大多被皇室成员享用，剩余的材料也能以一个高昂的价格卖到市场上。

中国段丝路起于陕西省首府西安（古长安），主线经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支线经青海、宁夏两省。

另外:
一、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xx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头水》)，“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dy}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xx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xx。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xx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 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 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dy}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 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车轮的运转，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 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 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 随处可见的佛寺山窟; 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xx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 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Silk fabric was first developed in ancient China, possibly as early as 6001 BC and definitely by 3000 BC. Legend gives credit to a Chinese empress, Xi Ling-Shi (Hsi-Ling-Shih, Lei-Tus). Though first reserved for the kings of China and used as their gifts to others, its use spread gradually through Chinese culture both geographically and socially. From there, silken garments began to reach regions throughout Asia. Silk rapidly became a popular luxury fabric in the many areas accessible to Chinese merchants, because of its texture and lustre. Because of the high demand for the fabric, silk was one of the stap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ior to industrialization.

Perhaps the first evidence of the silk trade is that of an Egyptian mummy of 1070 BC. Ultimately the silk trade reached as far as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This trade was so extensive that the major set of trade route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Silk Road.

The Emperors of China strove to keep the knowledge of sericulture secret from other na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monopoly on its production. This effort had mixed success. Sericulture reached Korea around 200 BC, about the first half of the 1st century CE in ancient Khotan (Hill 2003, Appendix A), and by CE 300 the practice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