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下）

                          ——《我的七十年》（41）

    9月，歼—7飞机携带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在西安·阎良机场进行了试飞。共试飞9架次，测试数据和飞行结果都令人十分满意。

    试飞员的评价是：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相当不错，小巧玲珑，挂上它以后，除了飞机{zd0}速度稍有降低之外，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安定性以及加力起飞，不受任何影响。

    试飞研究所的试飞结论是：歼—7机外挂两个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后，飞机以1.6马赫数在16000米至18000米之间共进行了9个架次试飞，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根据测试结果和飞行员的观察，我们得到如下试飞结论：{dy}，歼—7机外挂两个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后，在各个高度和不同速度下，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安定性以及加力起飞，不受任何影响；第二，在空中打开或关闭进气口时，中心锥工作正常。只是在取样工作状态下，由于阻力加大，飞机速度略有降低；第三，在取样过程中，1号滤布完好无损，足以证明扩压器的减速增压效果良好，满足使用要求；第四，飞机在16000米以上高度，以大于1.6马赫数实施取样时，取样器的流量系数始终保持1，既实现了等动力学取样。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是一种先进的等动力学取样器。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个取样器会在今后的核试验中发挥重要作用。

    夏志刚、杨祖惠和郑根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他们可以信心十足的带着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参加中国{zd0}当量的氢弹试验了。

    10月，党中央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大快人心，大得民心，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第二次解放。北京市人民以最欢快的方式热烈庆祝粉粹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站在东单公园的路边上，看着各路队伍在我面前通过：

    一支队伍过来了，前面打着“热烈庆祝粉粹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巨大横幅，一男一女带头呼口号：

    “xx四人帮！”

    “xx王洪文！”

    “xx张春桥！”

    “xx江青！”

    “xx姚文元！”

     又一支队伍过来了，敲锣打鼓，载歌载舞……

    在庆祝粉粹四人帮的欢庆声中，我带领着508所参试队伍再一次走进了罗布泊核试验场。这是挺进—1号火箭{dy}次正式使用，又是在特大当量的氢弹中使用，508所非常重视，派出由宋主任率领的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强大队伍参加，其中主要有徐参谋、李大耀、蒋淦清、陆章福、胡师傅、倪师傅和卢师傅等。

    我们火箭取样组对这次试验也特别重视，决定用5枚和平—5号和7枚挺进—1号火箭同时实施取样。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因此火箭取样组倾巢出动，陈敦厚、杨吉纯、李伟亮这“三剑客”当然必不可少，闫庆义、崔神宝、田凌生、王兆兰、石小江和董杲升也都上场了。杨吉纯和李伟亮带领几个人主要负责挺进—1号火箭，陈敦厚带领其余的人主要负责和平—5号火箭。

    七队主任林洪钧和副主任杨裕生也同时到了试验场，来看我们的如何进行火箭取样作业的，也是来为我们助威的。

    火箭发射队新上任了两位领导，一位是队长杨国民，一位是指导员党明亮。他俩都是1968年入伍的火箭发射队的老兵，杨国民先后担任过电路班操作手、班长、技师，今年提拔为队长；党明亮先后担任过回收班操作手、班长、技师，今年提拔为指导员。他俩是我亲眼看见他们成长起来的，彼此很熟悉，关系也很好，因此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火箭发射队要担负12枚火箭的装配和上架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们完成得很好很顺利，508所和火箭取样组都很满意。

    为了这次任务，基地新建了7口挺进—1号火箭发射井，两口在靶心西2500米处，两口在靶心东2500米处，三口在靶心东3000米处。为了这次任务，基地在6710新建了一个较大的火箭总装工号和一个无尘工作室。有了这个无尘工作室，取样器的装配可以就地进行了，再也用不着在马兰机场的无尘工作室进行了。

    飞机取样组采用两架歼—7飞机实施取样。夏志刚随同郑根松和杨祖惠到了马兰机场，参加这次核试验。我进场路过马兰时，特地到机场去看他，他对09－10型取样器感到十分满意，他对能参加这次核试验任务感到由衷的高兴。

    飞机取样组对这次飞机取样充满了期待。

    挺进—1号火箭的装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电路间里，电路班正在装配电源舱，许藏渊在旁指导，宋主任和和杨队长在旁监督。电源舱的{zd0}特点是，将两只拨盘式定时控制钟表并联使用，确保箭上的控制功能万无一失。

回收间里，回收班正在装配回收舱，陆章福在旁指导，党指导员在旁监督。回收舱的{zd0}特点是，尾部装了一组由4片尾翼组成的折叠式天线，当火箭的头体分离后，折叠式天线自动打开，在火箭降落过程中其稳定作用，在回收物着陆后，便可以将信标机发射的超短波信号发射出去，直升飞机上的定向罗盘便可以根据这个信号，定出回收物的方位。

    总装间里，发动机班正在总装一枚火箭，胡师傅在旁指导，李大耀和徐采风在旁监督。因为火箭助推器的直径是460毫米，而主火箭发动机的直径是360毫米，因此在二者之间用一个过渡段连接。

    无尘工作室的外间，倪师傅和蒋淦清，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把立在地上的一个火箭取样器的两个半整流罩拆开了，露出了取样器的外貌；

    无尘工作室的里间，我和李伟亮打扮的像医生一样在忙碌着，李伟亮负责清洗过滤网，我负责往过滤网上装丝棉。

    与此同时，在一口发射井处，陈敦厚带领着王兆兰、石小江和董杲升在做火箭发射控制系统的实验。

    与此同时，在201机场一个停机坪上，闫庆义、田凌生和崔神宝在配合机械师往直升飞机上装定向罗盘。

    在火箭装配完毕之后，便开始上架。因为挺进—1号火箭是整箭运输，30来公里的路程，速度又慢，因此每天只能完成1枚火箭的上架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忙碌之后，李伟亮开始实施他的火线入党计划。

    {yt}黄昏，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灿烂的霞光照耀着广阔的戈壁滩，李伟亮和我一边散步一边推心置腹地谈话。

    “这次任务，我们这个组人多党员也多，除了林主任、杨副主任和我之外，还有田凌生、石小江和董杲升，总共6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并推选我为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建议发展陈敦厚火线入党。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请示了所临时党委书记，大家一致同意陈敦厚火线入党。我和杨副主任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好，做得对！不然的话，陈敦厚的入党问题又会遥遥无期。”

    “但是，你的入党问题还得再等一等，请你有个思想准备，千万不要有思想情绪。”

    “首先，我为陈敦厚同志感到高兴；其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再等个十年八载的，我也不会闹情绪。”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这次就是破格发展陈敦厚一个人，也会在原支部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要是把你们俩同时都发展了，那还不闹翻了天！”

    “我理解你。”

    “今天晚上支部表决陈敦厚的入党问题，请你列席参加。”

     在黑漆漆的夜里，在那座帐篷里，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陈敦厚光荣入党了。

     但是，在第二天夜里，有人打电话给李伟亮质问：陈敦厚入党，为什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又有人打电话来不客气地批评李伟亮：李伟亮，你才是一个临时支部书记，居然敢学四人帮那一套，搞突击发展党员？！

    李伟亮火了：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现在临时支部已经通过啦，临时党委已经批准啦！你有意见找党委去！岂有此理！“啪”地一声把听筒摔在电话单机上。

    我头一次见一向温和的李伟亮发这么大的火。

    我对陈敦厚的入党感到高兴，但对我的入党问题不免又担忧起来。

    11月15日，火箭上架全部完毕。

    11月16日，我们兵分两路安装调试火箭发射控制系统，陈敦厚带领一路负责和平—5号火箭，我带领一路负责挺进—1号火箭。经过一整天的紧张工作，我们终于结束了“零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11月17日，蔚蓝的天空中，一架轰—6甲携带着一颗氢弹拖着一条长长的白云飞临场区上空……

倏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明亮的火球闪闪发光，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滚滚升起……

数千人云集在白云岗参观场上，观看这惊心动魄的壮丽奇观。

    1976年11月17日，中国一颗千万吨级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

    此时此刻，在201附近的一部空军雷达车里，我坐在雷达技师身旁，聚精会神地观看火箭的发射和降落情况。

    荧光屏上，一个绿色的光标蹭蹭地往上窜，技师高兴地：“出来一个火箭！出来一个火箭！”

    又一个绿色的光标蹭蹭地往上窜，技师：“又出来一个火箭！又出来一个火箭！”

    又一个绿色的光标蹭蹭地往上窜，技师又叫道：“这是第3个火箭！这是第3个火箭！”

    稍顷，荧光屏上的信号全部消失了。

    “哎，技师同志，怎么没有了？” 我狐疑地问。

    “就这3个呀！”

    “不对，应该是12个呀！”

    “我只抓到这3个目标，{jd1}没错！”

    “不好！出事啦！！” 我大惊失色，跳下雷达车，跳上一辆8座吉普车，车像一只离弦的箭，飞了出去……

    吉普车在201机场招待所所一间客房的门外“嘎”地一声刹住车，我匆忙跳下车，站在门口喊道：

    “大事不好！12枚火箭，雷达只抓到了3枚！”房间里所有的人各个瞠目结舌。

    “怎么回事？！”林主任和杨副主任异口同声地问。

    “不清楚。只有到现场看看才能搞明白。敦厚，小亮，马上跟我出发！”

     我们三个人急忙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口罩，登上吉普车，车便像一支离弦的箭飞了出去……

    吉普车开到靶心西的一口发射井旁，戛然而止。我们仨来到井口边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石块和沙土几乎把整个井口都填平了，井盖开了一条大缝，就被卡死了。我们又跑到隔壁的一口发射井一看，情况基本相同。

    我们又查看了距靶心只有500米左右的5口和平－5号火箭发射井，情况更为严重，石块和沙土把整个井口都填平了，把井封的严严实实。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都是冲击波惹的祸！井盖上都被石块和沙土填满了，所以井盖打不开，火箭发射不出去！”

    我们驱车又把东边3000米的3口发射井处查看一遍，井盖都开了，火箭都飞了。这就是我在雷达荧光屏看到的3枚火箭。

    “9枚火箭没有发射出去，是我考虑不周，因此xx是我的过错。”我后悔莫及。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的冲击波如此强大，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这3枚火箭得以逃脱，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呀！如果是全军覆灭，那就更惨啦！”李伟亮安慰我。

    “看明天的回收结果吧。如果3枚火箭就完成了取样任务，咱们还节省了9枚火箭呢！”陈敦厚倒想得开。

    “老天爷保佑吧！”我何尝不是希望如此呢。

     当我们回到201机场招待所的那个房间时，杨副主任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每一架歼—7飞机的取样量都超过了20微克，飞机样品获得了特大丰收，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

    我如释重负：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飞机样品获得特大丰收，我们肩上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

    11月18日，我们开始回收那3枚幸运地飞出发射井的火箭。

回收任务由闫庆义带领石小江和董杲升乘一架直升飞机执行。10：00飞机起飞了，12；00刚过，飞机就回来了。他们把3个回收物抬下飞机，一一放在停机坪旁边的戈壁滩上。一个取样盒与回收舱还连在一起的回收物平放在地上：一个没有抛掉取样器外壳的取样器立在地上；一个带着降落伞的、取样盒与回收舱分离正常的回收物躺在地上。

    我提着一台g射线剂量仪测量取样盒表面的g射线剂量率。一个是260毫伦每小时，一个是420毫伦每小时，一个是605毫伦每小时。不错，不错，总取样量超过8微克，火箭取样完成任务了。

    谢天谢地！我的七上八下的心终于落了地。

     然后我举起相机为三个回收物以一拍照，这是我在现场拍摄的{zh0}的照片，至今我依然保留着作纪念。

    在这次回收中，定向罗盘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气的老闫一下飞机就大骂：什么他妈的信标机，根本就没有发出信号来！

    其实，问题不是出在信标机上，而是出在天线上。回收舱在着陆后，折叠式天线有的被摔坏了，有的插在土里，信号发射不出来，定向罗盘当然收不到信号。因为不灵，无线定向系统只使用这一次，就下马了。

    在中国的这次特大当量的氢弹试验中，火箭取样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很不尽人意，只有3枚火箭打了出去，9枚火箭被关了禁闭，令我遗憾终生。

    然而，飞机取样任务完成的特别出色，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辉煌，不但样品获得特大丰收，而且样品浓度相当高，质量非常好，飞机样品首次出了聚变当量。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个取样器所获得的样品比以前4个取样器取得还多，这就是等动力学取样的成果。为此，飞机取样组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这次任务，我既没有入党，也没有立功，白忙乎了一场。这恰似：东忙忙，西忙忙，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