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逝世六周年祭
作者：王康
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
即以周（真公）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计，距今也近三千年，“新中国”（1949－2009）仅约为其五十分之一而已。
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曾自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儒张横渠一千余年前也曾自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人切勿甘为此短暂时世之形象代言人。
我们必须贯通地超宿命地以全球性历史视野为当下中国扫瞄，不如此无以奢谈“中国形象”或“中国使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全人类四分之一这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其同的负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唐君毅：《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大幅消褪，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如烟散去。而中国之命运，仍然没有得到真正厘清，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叩问，仍然不是一个历史定论。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xx自成一个世界。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前时期，中国拥有的优势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最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xx的{yj}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它们似乎禀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dy}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普遍适用的的普适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zj2}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最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zh1}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充塞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置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这究竟是中国的福份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像，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悖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促进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wy}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jd1}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wy}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jd1}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wy}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zg}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①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xx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xxx－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jd1}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因为复仇而作的xx，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zg}的尊荣，这种平等却适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②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xxx、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xx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xx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xx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xxx、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而西方资产阶级xx“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zxj}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xxx、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xxx、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做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做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zh0}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西方可以抗议说，这种战争带有东方落后国家”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为、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可是它就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其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西方不要指望能根据“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只能根据这个造反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恩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造反和起义“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世界，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会迎来一个奇怪的后果：中国将引发西方世界的动乱”。那时，马、恩几乎怀抱着世界末日般的绝望预言，人们只能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即又何必因苦难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贴木儿的蹂躏！③
列宁追随xxx、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词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dy}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xx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xx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wy}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xxx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令中国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 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xxx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zd0}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zh1}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xx、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史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zh1}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zg}、规模{zd0}、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dy}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xxxx以来亿兆中国人{dy}次因为若干xx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dy}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xx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真实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即使在欧风美雨俄雪排山倒海般东渐、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年代，中国也曾几度以其特有规模和力量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版图。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dy}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zd0}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xx和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东方最神秘的国度最古老的文明，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zd0}的异教徒社会和{zd0}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jd1}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11年辛亥革命（我们即将迎来其100周年纪念）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亚洲{dy}个民主共和国取代自暴秦至蒙元至满清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誓言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之统一，对外“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各省38人组织中国历史{dy}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颁布中国历史{dy}部现代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财产、居住及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之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蔡元培、魏宸组、宋教仁等人发起《社会改良宣言》宣称：“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无所骄谄，意志自由，无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教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之所同当自勉者也。”
鉴于两千年专制毒害深重，临时政府力倡现代教育，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开设修身、国文、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手工、图画、韵、体操、外国语教学，更发布《严禁xx通令》，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临时政府成员多为学通中西的大学者，深知中国之根本改造绝非一日之功，最为紧要的是移风易俗，彻底转化中国人由专制、独裁、闭塞、愚昧、贫穷、落后和异族统治造成的丑陋积习。临时政府内务部颁令严禁xx，“xx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亟应严切禁止，为我共和国民祛除污点”，为彻底铲除等级、尊卑、贵贱之差别，临时政府禁止“大人”、“老爷”、“主子”等旧式称谓，“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临时政府率先垂范，上至大总统，下至普通职员，只领30元低薪，以示“一律齐等”，蒙、满等蛮族相袭近千载的跪拜叩头奴才牛马之仪悉数革除，代之鞠躬握手之礼。
孙中山本人更尤重国家现代化之建设，其《建国方略》，对社会、物质、心理，尤其现代工业作出的极其宏伟而缜密的规划，即今观之，犹使后人叹为观止。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最富世界眼光的大政治家，他深知“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他根据{dy}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构思了一个真正{qwgr}的宏伟计划，将中国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之中，邀请、选择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友邦，共同开发中国。“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xx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突飞之进步”。从新疆、青藏到东南沿海，从蒙古、东北到渤海湾，从黄河源头到杭州湾，港口、铁路、煤矿、钢铁、水泥、造船、机床、服装、建筑，……把一盘散沙之中国建成高度发达、富强、文明而自由之现代大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问孙中山，中国国民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告诉这位俄国人，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他又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进化的病症，xxx是一名“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不能用阶级革命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孙中山{zh1}的结论是，中国“师xxx之意犹可，用xxx之法则不可”，中国不能实行俄国苏维埃制度，中国更应实行美国林肯倡导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西方舆论将孙中山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印度圣雄甘地、土耳其独立运动{lx}凯末尔和俄国革命元勋列宁并列为世界“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而孙中山获得“国际声望”之年代最早，其所属民族和文明最悠久、伟大，其理想与影响也必最深长巨大：
孙逸仙所拟订的建议中国方案，超越了欧美美国资本化的垄断制度，直接向一个自由化社会迈进。他所创建的中国方案，能成为第三世界可资借鉴的典范，凭着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孙逸仙当是当代世界公民。④
孙中山的早逝，是现代中国一大悲哀，其《建国方略》如能实行，欧美诸国之经济大萧条未必出现，希特勒主义未必会在德国上台，斯大林主义也未必能在同期成为国际共产运动主流……。历史不假这位现代中国伟大先驱以天年，而其真诚、恢宏的理想永远回响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天空：
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⑤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责任性力量。1945年，中国抗战和世界二战终结。中国在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1943.3），跻身世界四强（开罗会议，1943.11），缔造联合国（1945）后，重新矗立于东方。中国是{wy}一个为朝鲜、越南、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争取独立的世界大国，中国是{wy}一个准备对日本实行“直道”和“恕道”的受害者，中国是{wy}一个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烙有xx正义、高尚印记的反侵略大国，中国是最早蒙受战祸{zh1}结束战火最艰难、英勇，受害最巨而斩获最少的东方大国。如果不是中国从1931年到1941年十年期间苦撑东亚，在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中以340万将士和3,000万民众的伤亡作代价，德国和日本xx可能在1941年从东西方夹击苏联，如罗斯福所言，东西方法西斯将在埃及会师，世界命运将有不同的结局。
孙中山英年早逝，中国过早结束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过快进入了由并不具备民族大义和世界意识的党人、军阀、政客，逐鹿天下的时代，这种大不幸实属天意宿命。
中国抗战甫胜，几乎立即转入国共内战，却是历史加诸中国的严苛宿命。如果日本帝国没有在1944年贸然发动“一号作战”，以图在中国本土与盟军决战，雅尔塔会议的东方条款就不会公然写进“前门驱豺，后门引狼”的可耻条款，中国就不会那么可悲地被苏、美、英出卖，就不会有150万全盘机械化的苏军挥师在欧战结束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挥师中国东北，从而陷中国于二十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中国从成成为{wy}一个历经14年抗战后又走向民族xxxx的东方战胜国，中国浴血抗战捍卫的神圣领土竟从1,140万平方公里减少为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不仅仅是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到今天还只能以结交“亚非拉”贫穷小国、甚至流氓政权为荣，而被拒斥在世界八大“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xxxx、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zd0}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zd0}内因。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zh1}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新政权竟然仅仅宥于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xx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xx”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审判、惩罚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难以应对的尴尬处境，我们也都难辞其咎。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韩战、越战，能使日本再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xx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世界真正的进步力量，中国没有在自己领土之外做任何缺德事，没有对任何邻国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清醒而自尊地没有陷入充斥20世纪的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泥淖。中国不仅代表亚洲被殖民，被压迫民族，拒绝日本帝国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强力诱惑，而且最早坚定地站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光明与和平力量一边。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中国也深受西洋先进文明启示，满清帝国的颟顸腐朽和义和团的愚昧仇外，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是“华夷之辩”的现代必需，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现代世界之{dy}步，中国全力以赴地恢复丧失千年的文明元气，同时锲而不舍地求教于西方，中国免于印度的命运，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责任所赐。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zd0}教训是，囿于历史、地缘、民族性、国家道路抉择的复杂因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在自强不息同时自作主宰。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象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lx}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xxx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也许是由于必需的历史尺度还不具备，也许这一代国人仍是“庐山中人”，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曾经和继续引起分歧和争论的巨大话题。
至少直到1976年，中国的世界形象决非历史所能认同与怀念。几乎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辩护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当其晚年看到中国革命的xx功臣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惨遭迫害时，痛苦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今天，当毛站在天安门上面对北京的红色广场时，那些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皇帝、天子们，又在他身上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不朽定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毛只是其中一粒尘沙——他越斗争，就越深地沉浸于从中国过去承袭下来的规则和迷梦”。他以比他的反对者（从来不对中国报有任何希望的西方汉学者）更为黯澹的笔触，引用四百年前英王乔治三世外交使节马戛尔尼的日记为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命、也为中国前途，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前景：“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欧洲七个世纪关于中国的描述和希望，都在1949年以后成为历史。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料到，这个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聪明高雅的民族会坠入一种空前黑暗和恐怖的制度性牢笼，在一代人时间里蜕变为世界上最野蛮、渴血、残忍的巨大人群。经过短短几年观察和极地探险式的实地考察，西方发现，中国已经迅速“进化”成一种比苏俄更好战、更具毁灭性的极权主义帝国。1955年《xxxx》载文指出，“中国大陆被一种外来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个人忠诚、家庭孝悌，这些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已为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不容，包括幽默慷慨、忍耐善良、荣誉和热情”。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xxx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dy}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zd0}温床，成为当今世界{wy}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xxx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xx”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dy}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xxx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xxx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zd0}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以自身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以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xx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xx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xx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xx》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xx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1960年代，xxx在莫斯科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嘲笑苏共领导人被核大战“吓破胆”，声称中国人不怕原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口死掉一半，还能埋葬帝国主义。中国确实成为一种让西方颤栗的力量，中国也禀承了一种世界的责任，这两种因素最终没有达到xxx念兹在兹的一致，那是中国的万幸，世界的万幸。
历史表明，从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全盘集体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代相比，无论作为世界健康力量还是作为世界正面责任，都出现了严重倒退。在东西方冷战的荒诞对峙中，中国始终是一种严重丧失理性、任性和危险的存在，对于新技术革命和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反映迟钝，对自身古老伟大文明更是全盘否定、蹂躏，xx以其空前惨烈、恐怖的过程宣告了中国现代历史灾难性的破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整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既是对中国历史否定性破坏的产物，也是对西方主流文明激烈拒斥的结果，而其国家精神和治理原则，却主要源自一种异族统治和外来哲学，源自西方文明谱系中一股变异、极端和虚无主义的历史潮流。站在21世纪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股曾经出自西欧，经过苏俄，裹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半个世界的“历史性”、“世界性”潮流，其实只是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段不幸的插曲。对于中国，这段外来插曲一度上升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是各种事件、因缘交错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在20世纪里遭逢的{zd0}宿命。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160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关于力量和责任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作者：王康
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
即以周（真公）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计，距今也近三千年，“新中国”（1949－2009）仅约为其五十分之一而已。
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曾自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儒张横渠一千余年前也曾自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人切勿甘为此短暂时世之形象代言人。
我们必须贯通地超宿命地以全球性历史视野为当下中国扫瞄，不如此无以奢谈“中国形象”或“中国使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全人类四分之一这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其同的负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唐君毅：《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大幅消褪，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如烟散去。而中国之命运，仍然没有得到真正厘清，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叩问，仍然不是一个历史定论。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xx自成一个世界。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前时期，中国拥有的优势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最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xx的{yj}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它们似乎禀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dy}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普遍适用的的普适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zj2}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最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zh1}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充塞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置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这究竟是中国的福份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像，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悖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促进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wy}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jd1}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wy}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jd1}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wy}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zg}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①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xx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xxx－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jd1}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因为复仇而作的xx，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zg}的尊荣，这种平等却适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②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xxx、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xx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xx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xx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xxx、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而西方资产阶级xx“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zxj}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xxx、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xxx、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做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做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zh0}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西方可以抗议说，这种战争带有东方落后国家”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为、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可是它就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其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西方不要指望能根据“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只能根据这个造反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恩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造反和起义“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世界，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会迎来一个奇怪的后果：中国将引发西方世界的动乱”。那时，马、恩几乎怀抱着世界末日般的绝望预言，人们只能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即又何必因苦难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贴木儿的蹂躏！③
列宁追随xxx、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词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dy}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xx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xx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wy}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xxx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令中国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 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xxx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zd0}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zh1}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xx、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史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zh1}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zg}、规模{zd0}、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dy}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xxxx以来亿兆中国人{dy}次因为若干xx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dy}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xx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真实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即使在欧风美雨俄雪排山倒海般东渐、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年代，中国也曾几度以其特有规模和力量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版图。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dy}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zd0}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xx和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东方最神秘的国度最古老的文明，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zd0}的异教徒社会和{zd0}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jd1}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11年辛亥革命（我们即将迎来其100周年纪念）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亚洲{dy}个民主共和国取代自暴秦至蒙元至满清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誓言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之统一，对外“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各省38人组织中国历史{dy}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颁布中国历史{dy}部现代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财产、居住及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之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蔡元培、魏宸组、宋教仁等人发起《社会改良宣言》宣称：“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无所骄谄，意志自由，无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教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之所同当自勉者也。”
鉴于两千年专制毒害深重，临时政府力倡现代教育，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开设修身、国文、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手工、图画、韵、体操、外国语教学，更发布《严禁xx通令》，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临时政府成员多为学通中西的大学者，深知中国之根本改造绝非一日之功，最为紧要的是移风易俗，彻底转化中国人由专制、独裁、闭塞、愚昧、贫穷、落后和异族统治造成的丑陋积习。临时政府内务部颁令严禁xx，“xx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亟应严切禁止，为我共和国民祛除污点”，为彻底铲除等级、尊卑、贵贱之差别，临时政府禁止“大人”、“老爷”、“主子”等旧式称谓，“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临时政府率先垂范，上至大总统，下至普通职员，只领30元低薪，以示“一律齐等”，蒙、满等蛮族相袭近千载的跪拜叩头奴才牛马之仪悉数革除，代之鞠躬握手之礼。
孙中山本人更尤重国家现代化之建设，其《建国方略》，对社会、物质、心理，尤其现代工业作出的极其宏伟而缜密的规划，即今观之，犹使后人叹为观止。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最富世界眼光的大政治家，他深知“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他根据{dy}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构思了一个真正{qwgr}的宏伟计划，将中国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之中，邀请、选择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友邦，共同开发中国。“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xx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突飞之进步”。从新疆、青藏到东南沿海，从蒙古、东北到渤海湾，从黄河源头到杭州湾，港口、铁路、煤矿、钢铁、水泥、造船、机床、服装、建筑，……把一盘散沙之中国建成高度发达、富强、文明而自由之现代大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问孙中山，中国国民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告诉这位俄国人，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他又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进化的病症，xxx是一名“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不能用阶级革命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孙中山{zh1}的结论是，中国“师xxx之意犹可，用xxx之法则不可”，中国不能实行俄国苏维埃制度，中国更应实行美国林肯倡导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西方舆论将孙中山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印度圣雄甘地、土耳其独立运动{lx}凯末尔和俄国革命元勋列宁并列为世界“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而孙中山获得“国际声望”之年代最早，其所属民族和文明最悠久、伟大，其理想与影响也必最深长巨大：
孙逸仙所拟订的建议中国方案，超越了欧美美国资本化的垄断制度，直接向一个自由化社会迈进。他所创建的中国方案，能成为第三世界可资借鉴的典范，凭着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孙逸仙当是当代世界公民。④
孙中山的早逝，是现代中国一大悲哀，其《建国方略》如能实行，欧美诸国之经济大萧条未必出现，希特勒主义未必会在德国上台，斯大林主义也未必能在同期成为国际共产运动主流……。历史不假这位现代中国伟大先驱以天年，而其真诚、恢宏的理想永远回响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天空：
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⑤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责任性力量。1945年，中国抗战和世界二战终结。中国在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1943.3），跻身世界四强（开罗会议，1943.11），缔造联合国（1945）后，重新矗立于东方。中国是{wy}一个为朝鲜、越南、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争取独立的世界大国，中国是{wy}一个准备对日本实行“直道”和“恕道”的受害者，中国是{wy}一个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烙有xx正义、高尚印记的反侵略大国，中国是最早蒙受战祸{zh1}结束战火最艰难、英勇，受害最巨而斩获最少的东方大国。如果不是中国从1931年到1941年十年期间苦撑东亚，在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中以340万将士和3,000万民众的伤亡作代价，德国和日本xx可能在1941年从东西方夹击苏联，如罗斯福所言，东西方法西斯将在埃及会师，世界命运将有不同的结局。
孙中山英年早逝，中国过早结束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过快进入了由并不具备民族大义和世界意识的党人、军阀、政客，逐鹿天下的时代，这种大不幸实属天意宿命。
中国抗战甫胜，几乎立即转入国共内战，却是历史加诸中国的严苛宿命。如果日本帝国没有在1944年贸然发动“一号作战”，以图在中国本土与盟军决战，雅尔塔会议的东方条款就不会公然写进“前门驱豺，后门引狼”的可耻条款，中国就不会那么可悲地被苏、美、英出卖，就不会有150万全盘机械化的苏军挥师在欧战结束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挥师中国东北，从而陷中国于二十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中国从成成为{wy}一个历经14年抗战后又走向民族xxxx的东方战胜国，中国浴血抗战捍卫的神圣领土竟从1,140万平方公里减少为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不仅仅是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到今天还只能以结交“亚非拉”贫穷小国、甚至流氓政权为荣，而被拒斥在世界八大“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xxxx、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zd0}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zd0}内因。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zh1}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新政权竟然仅仅宥于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xx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xx”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审判、惩罚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难以应对的尴尬处境，我们也都难辞其咎。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韩战、越战，能使日本再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xx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世界真正的进步力量，中国没有在自己领土之外做任何缺德事，没有对任何邻国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清醒而自尊地没有陷入充斥20世纪的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泥淖。中国不仅代表亚洲被殖民，被压迫民族，拒绝日本帝国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强力诱惑，而且最早坚定地站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光明与和平力量一边。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中国也深受西洋先进文明启示，满清帝国的颟顸腐朽和义和团的愚昧仇外，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是“华夷之辩”的现代必需，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现代世界之{dy}步，中国全力以赴地恢复丧失千年的文明元气，同时锲而不舍地求教于西方，中国免于印度的命运，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责任所赐。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zd0}教训是，囿于历史、地缘、民族性、国家道路抉择的复杂因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在自强不息同时自作主宰。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象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lx}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xxx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也许是由于必需的历史尺度还不具备，也许这一代国人仍是“庐山中人”，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曾经和继续引起分歧和争论的巨大话题。
至少直到1976年，中国的世界形象决非历史所能认同与怀念。几乎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辩护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当其晚年看到中国革命的xx功臣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惨遭迫害时，痛苦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今天，当毛站在天安门上面对北京的红色广场时，那些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皇帝、天子们，又在他身上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不朽定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毛只是其中一粒尘沙——他越斗争，就越深地沉浸于从中国过去承袭下来的规则和迷梦”。他以比他的反对者（从来不对中国报有任何希望的西方汉学者）更为黯澹的笔触，引用四百年前英王乔治三世外交使节马戛尔尼的日记为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命、也为中国前途，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前景：“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欧洲七个世纪关于中国的描述和希望，都在1949年以后成为历史。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料到，这个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聪明高雅的民族会坠入一种空前黑暗和恐怖的制度性牢笼，在一代人时间里蜕变为世界上最野蛮、渴血、残忍的巨大人群。经过短短几年观察和极地探险式的实地考察，西方发现，中国已经迅速“进化”成一种比苏俄更好战、更具毁灭性的极权主义帝国。1955年《xxxx》载文指出，“中国大陆被一种外来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个人忠诚、家庭孝悌，这些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已为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不容，包括幽默慷慨、忍耐善良、荣誉和热情”。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xxx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dy}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zd0}温床，成为当今世界{wy}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xxx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xx”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dy}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xxx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xxx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zd0}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以自身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以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xx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xx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xx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xx》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xx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1960年代，xxx在莫斯科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嘲笑苏共领导人被核大战“吓破胆”，声称中国人不怕原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口死掉一半，还能埋葬帝国主义。中国确实成为一种让西方颤栗的力量，中国也禀承了一种世界的责任，这两种因素最终没有达到xxx念兹在兹的一致，那是中国的万幸，世界的万幸。
历史表明，从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全盘集体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代相比，无论作为世界健康力量还是作为世界正面责任，都出现了严重倒退。在东西方冷战的荒诞对峙中，中国始终是一种严重丧失理性、任性和危险的存在，对于新技术革命和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反映迟钝，对自身古老伟大文明更是全盘否定、蹂躏，xx以其空前惨烈、恐怖的过程宣告了中国现代历史灾难性的破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整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既是对中国历史否定性破坏的产物，也是对西方主流文明激烈拒斥的结果，而其国家精神和治理原则，却主要源自一种异族统治和外来哲学，源自西方文明谱系中一股变异、极端和虚无主义的历史潮流。站在21世纪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股曾经出自西欧，经过苏俄，裹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半个世界的“历史性”、“世界性”潮流，其实只是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段不幸的插曲。对于中国，这段外来插曲一度上升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是各种事件、因缘交错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在20世纪里遭逢的{zd0}宿命。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160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关于力量和责任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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