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军工路，曾经存在过两座劳改工厂，一个是“上海劳动板箱厂”,一个是“上海劳动机械厂”。上海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手，劳动牌活扳手是上海的xx，估计该商品曾长期在上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该商品也出口海外，正因为其价格低廉，能够有效地冲击海外市场，所以该商品长期被帝国主义国家所xx，并同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贬低中国人权状况的活证据。

学术界竟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工的工作效率超过自由雇工。在奴隶已经消亡了现实条件下，最接近于奴隶工性质的，可能就是劳改犯了。劳改犯生产的商品价格低廉，是否证明了劳改犯生产比自由雇工更有效率？当然不是。整个劳改工厂或者劳改农场的维持都是政府支出，但是这种政府支出统统不计为劳改犯商品的成本。劳改犯商品价格极其低廉，竟然很容易让人得出“劳改犯的效率比自由雇工高”这样的荒谬结论。如果这样的结论也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中国全部改造成为劳改农场，不是更可取吗？我们并不是没有试验过，将一个国家全部改造成为劳改农场的试验我们做过，那就是人民公社。“劳改犯的效率比自由雇工高”这么荒谬的认识，相信是秦晖教授所提出的“低人权优势”这个概念的部分理由。

别说秦晖教授容易犯糊涂，美国教授也犯糊涂，比如美国人罗伯特•福格尔与恩哲尔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美国史是以其受到热烈的争论而xx的课题，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zd0}的书。康拉德（A•H•Con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zx0}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观点，进而严加抨击像种族主义者那样的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唯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

其实福格尔的观点非常容易批驳，我们假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经济行为，那么，奴隶可能有出产，但是维持奴隶制度、防止奴隶起义的成本就是奴隶商品的成本。比如，维护奴隶制度需要建立庞大的监管机构，需要保持庞大的xx和xx来对付奴隶；即便如此，一旦奴隶成功起义，所有社会财富都趋向于毁灭。所以奴隶商品的成本是及其高昂的，甚至高昂到难以计算。但是如果你只算奴隶的产出，却不计算它的成本，或者将成本称呼为超经济力量，排除出经济核算，那么，你当然得出“奴隶工是有效率的”这样的结论，不过这样的结论有什么意思吗？

按照科斯的观点（不是科斯说的），奴隶社会消亡，或者人民公社的消亡，不是因为奴隶社会或者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低，而是因为奴隶社会或者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高到无法计算。

后记

类似于“劳改犯的效率比自由雇工高”这样的荒谬结论，事实上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朗咸平就曾得出过“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民营企业”这样的荒谬结论。和“劳改犯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的劳动牌扳手”这种结论一样，朗咸平表面上也是靠数据说话的，他的证据是，他考核了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发现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民营企业”这样的事实。那么，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些什么公司哪？这个在当时，基本上就是“两桶油，两个手机”。象“劳改犯的效率比自由雇工高”这个结论事实上是掩盖了劳改犯的实际成本一样，“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民营企业” 这个结论也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事实成本。因为有巨大的成本是不会出现在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上，所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请参阅盛洪的文章《谁动了我们的租金？》

200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