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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今天，很少有人——包括深圳人会知道致丽大火。那场火，发生在深圳的龙岗，就是后来烧死46人的舞王夜总会所在地。相比舞王大火，1993年11月的致丽大火烧死87人，伤51人。更重要的是，这把火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欧美世界发起拒绝购买产自代工国玩具的持久运动，此后直接导致中国劳动法诞生，也导致社会企业责任理论收到普世承认。

记者在大火发生十几年后奔赴死伤打工妹的故乡，还原了火灾的前因后果以及那惊魂的悲剧场景。之后，记者又来到当年大火的遗址，令人惊讶的是，十几年后，遗址还完整保留。当地人说，这里发过大火，没有人再愿意租这里的房子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这块废墟耐人寻味。

感谢所有致丽玩具厂的打工妹，尤其谢谢小英，她曾经陪同我访问重庆数县受伤的姐妹，我和同事则在她来深圳出差时一起去访问了致丽大火遗址（下图）。

         烧得只剩水泥墙，墙上的“严禁烟火”颇有几分讽刺意味。    蒋荣耀摄

              烧得只剩水泥墙，墙上的“严禁烟火”颇有几分讽刺意味。    蒋荣耀摄         

             已经残疾的小英来在当年的火灾废墟。我不知道她想些什么。  蒋荣耀摄

　　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在宝安县龙岗区的葵涌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领导以高规格接待了他，并热情地领着他参观了周围新修的厂房，也滴水不漏地解答了他的所有疑虑。{zh1}，这个香港人决定在这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
　　几乎就在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
　　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他们的故事本来不会有任何的交错，他们的命运本来只会在两条xx不同的轨道上行进，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起火时在厂员工数为404人，其中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直接损失达800万元。
　　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xx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xx改写。
　　对于成立不过十余年的深圳，对于在中国汹涌而起的“民工潮”，1993年11月19日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yt}。

世纪火灾
　　但是真正被改变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命运：
　　谢云霞：17岁，在大火4天前，她已经辞工并领了工资，准备和同乡的几个女孩回家。好心的师傅劝说她留下再做一段时间，到春节时再回不迟。听话的云霞留下了，4天后在大火中丧生。她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电报赶往深圳时，那几个和她同时辞工的女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王小芳：21岁，在5天前她给家人的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要回家过春节，这次只能邮200元回家，还得把回家的路费、打杂费留着……也许我们在腊月初几回家……过完春节我们完婚后，明年还打算出去。”这个计划在春节前回家结婚的姑娘5天后死于大火。11月20日下午，小芳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的电报，这封信件还在路上。
　　秦梅：当时还只有16岁的她是父母最心疼的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可是家里经济实在困难，1993年春节过后，她辍学去打工。出事时，她在三楼开电车位。离家只有短短几个月，她就永远也不能回家了。
　　陈玉英：当时还只有19岁的她在大火中被xx，面积达75％。她是为了哥哥上大学才出去打工的，哥哥当时已经写信叫她辞工回家。但是事故突如其来，她的回家梦推迟了9个月，接下来她接受过37次手术，包括两次截肢。
　　何玉兰：当时23岁的她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在事发前她已经递交了辞职书，再过11天她就可以结束打工生涯，步入婚姻殿堂了。但是大火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她的右手后来被切除，而男友在事件发生后退了婚约。
　　王雪花：事发时16岁，她是在1993年才从东莞转到深圳的这家玩具厂，由于工作认真，她从普通的车位工人提升为ＱＣ，但是大火中她被深度xx，被迫进行截肢。
　　……
　　1993年11月26日，《工人日报》首次对这场大火进行了详细报道：
　　致丽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葵涌镇厂房进行独立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生产、经营皆由港方负责，利润由港方独享。葵涌镇派一名厂长协助港方经理管理企业。厂房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年5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积2166平方米。{dy}层是裁衣车间和仓库，第二层是手缝和包装车间，第三层是衣车车间。该厂注册员工418人，事故当天在厂工人404人。11月19日13时25分，该厂一层东北角仓库起火，火势顺风向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蔓延。经全总调查组确认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港商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该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厂房内东西侧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港商将东面疏散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一个疏散楼梯，而且这个楼梯通道上堆放了货物；一层有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出口被锁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个出口，并在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间处装上铁栏，形成一条长约8米,宽仅0.18米的窄长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畅通的情况下，近300名工人根本无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的毒气，许多工人窒息在楼梯口处。这是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雇用无证电工，违章接线。中方厂长负责消防等监督职责，然而对港商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盲目服从。
　　我们在13年后进入忠县采访时，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谈11月19日那天的大火。但是出乎意料，陈玉英主动谈到那次恐怖的逃生经历。
　　“1993年11月19日，吃过中午饭以后，大家趁下午赶工前的休息时间忙着洗澡。深圳的11月开始有些凉了，但是工厂没有热水洗澡，我们都是中午打了水在太阳下晒，晒热了赶紧去洗。那天太阳也很好，所以几乎所有的姑娘都洗了头洗了澡。我记得自己换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很多人都换了新衣服，像去赴一场约会似的,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是死亡之约。
　　“到中午一点多，大家陆续到车间去干活，因为新来的订单要赶货。大约是一点半左右，我们就听到有人喊起火了。大家纷纷往楼下跑，我们的厂房是三层楼，工厂为了管理方便，将所有的窗户全部封死了，只留了一个楼梯作为通道。要命的是，当时车间已经不够用，很多货物都堆放在通道上，使楼梯更加狭窄。我们当时冲到一楼时，发现人全部拥挤在一起，好像惟一出口的卷匝门掉下来了，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只听得哭喊声一片，有人大喊爹娘啊，说自己要死了之类的话。我当时心里还很xx，还在死劲叫大家别急，‘不要急，别人逃得出，我们也一定逃得出，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很快，有毒的浓烟弥漫过来。我想起学习过的消防知识，一定不能让烟呛住口和鼻子。于是我扯出衣袖，用口水弄湿，然后捂住鼻子和嘴巴。但是很快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雪花对于1993年11月19日发生的事情可能比其他人留有更多感性的认识，这是{dy}次由当事人用博客记录那起可怕灾难：
　　1993年11月19日那{yt}，上午和往日一样正常上班，就在中午吃过午饭，所有的工人午休过后，来到车间没过多久，我看到别人在往外跑，听到外面有人在叫“着火了，快跑啊”，然后才跟着前面的人跑。没想到大概只有一米宽的楼梯上已经挤满了人，因为没有人维护秩序，所有的人就在哭爹喊娘往那里挤，{zh1}造成通道堵塞，下面已经变成了人堆了，我在一瞬间也被挤压到了人堆里。不管别人怎么拉，也没能把我拉出来。那时我想到的就只是”死”，因为人根本无法从那里挣扎出来。几百人堵在这惟一的通道里，谁都有逃生的欲望，结果我们就成了后面那些人的牺牲品，踩着我们为她们搭成的人桥就往外跑。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后面那些能跑出去的工友们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了。可我们这些人已经被踩得喘不过气来了，也许处在最下面的姐妹们已经被活活压死了。我用尽所有的力气一下子从那里挣扎出来了，本以为自己有了逃生的机会，可没想到当我来到惟一的出口时，门已经被关上了，我怎么也打不开，不知是人为拉下的还是门坏了呢？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zh1}的答案。这真是上天在和我开玩笑，本该跑出来的，可门又被“卡死”了。在那一瞬间，我在死神面前跪了下来。可我也曾经在苍天面前为自己祈祷过啊！“天啊！我做错什么了？你真的就那么无情吗？放过我吧！我不过才来到这世上仅仅16年而已，你就这样让我匆匆地离开吗？”在那时，我突然间吸入了一口毒烟，一下子晕过去了……在几小时的熊熊烈火中，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得我从里面被别人抬出来时，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活人，只当我是一具送往火葬场的尸体。两人抬出来用力的扔到一边，可就在我重重落地摔得满嘴泥沙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愿望告诉我一定要拼命地动。我模糊地听到旁边的人在喊：“这人没死，还能动！”那时医院的救护人员才过来将我抬上救护车，然后就直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当时说不出话，眼睛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现在我想起来真是可怕，要是当时直接把我抬上殡葬车就可能没有我的今天了，这也是我惟一值得庆幸的事。比起那些葬身火海的姐妹们，我还是幸运的。
　　王雪花说，这是改变她命运的{yt}，“不管自己怎样努力去忘掉所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加增强了记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时间了，那场灾难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徐淑莲徐淑华姐妹在火灾中应该算非常幸运了。她们双双在火灾中成功逃生。
　　姐姐淑莲性格内向，而妹妹淑华则豪爽，干活也特别卖力，所以不到一年就提升为三楼车位的组长。火灾发生的时候，徐淑华当时在三楼上班，因为没有事情就靠在窗户上看风景，对面的人告诉她厂房起火了，敏捷的淑华立刻飞奔而下。走到楼梯时已经相当拥挤，于是从楼梯的扶手飞身而下，迅速找到门口，几乎是{zh1}一个逃出的。
　　“我下来的时候，发现楼梯全是人，有的被卡住了，有些人已经不能动弹。我只好靠着扶梯溜下去。接近门口的时候，我的脚踩着了一个人，一看是雪花，我就死劲去扯她，可是怎么也扯不动。这时候烟雾越来越浓烈，雪花对我说：‘你快跑，别管我了！’我和雪花是很要好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朋友身处危境而无能为力，真的很痛苦。”
　　2003年，在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活动上，两个死里逃生同在一个县城生活的姐妹才又相遇。徐淑华一直以为她的姐妹雪花死了，当她再次在家乡看到还健在的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人只是抱xx哭。
　　徐淑莲当时在二楼，等她知道起火的时候，楼道已经堵住了，正好有人凿开了一个窗户，冒险从上面跳了下来。于是她也蹲在窗沿上，飞身跳下。13年之后，徐淑莲还记得当时的想法：“我没有想过能活下来，因为二楼也相当高。我只是想，要死也要死在外面，好让家里人能分辨出我的尸体。”
　　徐淑华逃出生天后，开始疯狂地在各处寻找姐姐。当她大喊姐姐时，正好看到姐姐从楼上跳下，于是奔过去想接住姐姐，但是没有接到。姐姐重重地跌在地上，裤子摔得稀烂。
　　当时在板房工作的秦素芬知道起火的消息时，已经很晚了。
　　“逃生的那一刻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下来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楼道里拥挤的人很少了。但是到一楼的时候楼梯和地上全是人，当时已经有毒烟渗入，看不清楚人。再说，当时非常惊恐，只顾逃命，所以用手死劲抓住扶梯往下走。地上跌倒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好像已经被踩晕了，我也在人群的缝隙中找落脚处，结果脚拔出来后，鞋子就掉了。爬出人堆后，卷匝门是半开着的，我呼吸了好些浓烟，踉跄着出了大门。”
　　光着一只脚的素芬出来后四处寻找表妹陈爱华，她在楼下惊恐地到处喊叫。但是看到的是她很多年后都不愿意回忆的恐怖场景：“我不知道表妹在哪里，但是当我出去后在厂房外四处寻找时，亲眼见到好些人从楼上跳下的场景。我看到我们的主管从楼上跳下来，砰地砸到地面上，声音很响。我走过去，发现她受伤了，下颚全是血，而且死活止不住，后来才送进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文员，就是黄厂长的女儿，她身体有些胖，不敢跳，有人找来竹竿，要她顺着竹竿滑下来，结果还没有xx到地上，竹竿断了，她也摔伤了。那时候有人又找来绳子吊在窗户上，让人顺着绳子滑下来，有的人使用不当，就把手弄伤了。跳的还是比较多，砰砰的声音砸在地上，很吓人。后来有人找来一些做玩具剩下的烂布头，一袋子一袋子，就放在地板上，让跳下来的人不会直接砸在水泥地上。”
　　素芬没有找到表妹，只能绝望地上医院去寻找，到太平间去分辨尸体。“但是我只看了几具尸体就受不了了。因为很多人的五官全部烧没了，脸上平平的，黑黑的，什么也不能分辨。有的死者肚子也变得很大，好吓人。”
　　后来素芬终于找到了表妹的尸体，“她并不是烧死的，头xx变形了，肯定是被踩死的。等到死者家属接到电报来到工厂，厂区就只听到号哭的声音。有一个湖南的老婆婆，她的女儿在这里烧死了，消息确证后她就疯掉了，到处抓我们姐妹。有{yt}她走到我面前，一下就把我抓住，大声叫我闺女。”
　　事件处理完后，素芬回到老家。“刚回来的一段时间不敢一个人睡觉，很害怕，每天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后来母亲也不愿意和我睡在一起，因为我在睡梦中老是又哭又闹，弄得妈妈很害怕。我做梦时，总是看见人一个个从楼上跳下来。”
　　徐淑莲也有“后遗症”。她已经老迈的妈妈回忆说：“出事前{yt}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她们姐妹从窗户进了家。我很纳闷，她们回家为什么不走门而走窗户呢？醒来后心里生出些担忧。几天后两姐妹真的回来了，我才知道出了这样的大事，只是庆幸她们还活着。”徐淑莲说，她们虽然很幸运活下来，但是很长时间都处于惊恐中，每天晚上都做恶梦，而且再也没有勇气出外打工了。几年后，淑莲在县城的一个饮料厂打工时，有一次车间的电路板突然打出火花，她拿起包就拼命跑。“结果被工友笑话了很久，但是像我这样有过致丽大火经历的人来说，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好笑。”
　　1993年9月才到致丽打工的戴天玉，工作时间不到两个月，在大火中却成为xx最严重的女工之一。她和小英、雪花都是{zh1}转到南方医院的打工妹。她的背部和腿都严重xx，1994年6月出院后回到了酆都老家。
　　“我1990年就出来打工，一直做玩具厂，到1993年已经成了熟练工。我转到致丽来的时候，是过来当师傅的，所以在三楼的办公室上班。我知道起火的时候比较晚了，就急急忙忙跑下来，发现楼梯上很多人，我想挤过人群冲到门口去，可是我突然发现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工人将门拉下来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听无数人提到了这扇死亡之门。幸运逃脱的秦素芬说它是开着的，所以她才能走出来；侥幸冲出来的淑兰说它是半开着的，所以她才能爬出来；雪花说它是关着的，所以已经爬到门口的她与自由只有一步之隔；天玉说它被人拉下了，所以她才没能够在{zh1}时机冲出魔窟……
　　或许，某些人的记忆有了误差；或者，她们说的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首先是开着的，后来掉下来了，再后来被人打开了；或者，因为某种不再可以追寻的原因，那扇门被人故意放下。这，或许也是致丽大火中的“天问”吧。

废墟里的凭吊
　　火灾发生后，到场的新闻媒体并不太多，现在能够看到的录像或者照片甚少。但是正好在此地考察的学者常凯却{dy}时间目击了惨剧后的凄凉景象：
　　整个厂区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废墟的凄凉景象。三层的车间大楼，已被大火烧得斑驳陆离、满目疮痍。{wy}能够逃生的楼梯口，结果成为八十多个年轻生命的死亡之处。浓烟和拥挤使惊惶的逃生者堆积在楼梯的拐角处谁也动弹不了。毒气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烧，使那些刚刚从农村来到现代城市的花季女孩们的灵魂，随着滚滚升腾的浓烟，通过楼梯上方的天窗融入蓝天而杳杳西去。她们不甘就此而去，她们的生活还刚刚开始。楼梯内，似乎还回响着她们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艰难与不幸的悲痛诉说。我站在楼梯中间，心底震颤着，仰天长叹，热泪横流……我向天发问：是谁夺走了她们宝贵的生命？……在车间，{wy}的遗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挣扎往外拥挤时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样计有200多只。就是说，现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穿着两只鞋逃出去或被抬出去的。当时逃命争夺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我又来到打工妹的宿舍寻觅。而今，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那些幸存逃命的人们，卷走了自己的小铺盖卷。那些遇难工友的行李和杂物则无人收敛。人已去，她们的亲人们不愿再睹物伤情。一些纸片、饰物和女孩们喜欢的小玩意，堆积和散落在床板、地面和走廊上，随着阵阵的西风，在杂乱不堪的地面上轻轻地飘浮、缓缓地滚动，使得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满目凄凉。
　　香港老板劳钊泉从国外赶回来处理事故。但是当他目睹着几十具从楼道里抬出来的尸体，看着xx毁灭的厂房，无法不崩溃。据说他曾经有过逃走的想法，但是终于被拘留。
　　香港老板劳钊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听过很多人对他的愤怒心声，在13年后还有人要打听他的下落。他自己一定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吧，但是是什么使他酿下如此大错并最终因触犯法律而获刑呢？他有过什么样的成长背景？为什么要来内地投资设厂？
　　有{yt}，我们很吃惊地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来自当年一个女工，她在工作一年之后被提拔为主管。
　　“我觉得老板也不容易，他来工厂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每一次来，对我们员工都很友善。有一次他从香港赶过来处理一起罢工事件，召集我们组长以上的干部开会。他并没有表达对大家罢工的看法，而是给我们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偷渡到香港去，那时候内地的生活实在很艰难，虽然他年纪不大，在别人的照顾下，还是到了梦寐以求的香港。但是真的到了以后，举目无亲的他只能去做童工，甚至做童工都没有人要，因为怕政府罚。所以他尽量找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连工钱也不要，只为填饱肚子。后来因为自己勤奋，多少赚了点钱积攒下来，终于有{yt}和别人合作开了工厂，但这已经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有了自己的工厂也不轻松，每天担心没有订单，担心产品质量不过关，担心发不出工资。他说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出来做事大家努力才大家都有钱赚。我那时候觉得他很诚恳，讲的也有道理。”
　　这位女工说，当时玩具厂也很多，但是许多人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进致丽厂，因为还有的厂发不出工资甚至压根就没有想过给工人工资，有的厂没有钱发，想走还不行，因为他把你的身份证都扣下了。
　　商人劳钊泉也许主观上没有想过他的工厂会有那么多打工妹死伤，毕竟他也是打工出身。但是他为自己想过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工人想过什么？
　　后来，我们看到了{zg}人民检察院1994年颁布的此案判例，案件涉及4人的重大责任事故和2人玩忽职守与受贿罪：
　　被告人黄国光，男，60岁，原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厂长。
　　被告人劳钊泉，男，49岁，原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资方。
　　被告人梁建国，男，40岁，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经理。
　　被告人刘光万，男，28岁，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电工。
　　被告人吴星辉，男，33岁，深圳市公安局八处田贝消防中队干警，曾任葵涌镇消防整治工作组组长。
　　被告人刘鉴钊，男，29岁，深圳市公安局八处沙头角消防中队干警。
　　1993年11月19日下午1时25分，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的港商来料加工企业致丽工艺制品厂一楼仓库电线短路引起大火，造成死亡87人，伤51人，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的严重后果。
　　案发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1993年12月28日对黄国光、劳钊泉、梁建国、刘光万、吴星辉、刘鉴钊等六被告人立案侦查。
　　1994年5月13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向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书中认定上述被告人犯罪事实：
　　被告人劳钊泉1989年2月从香港到深圳葵涌镇投资办致丽工艺制品厂。办厂期间，劳为节约资金而不顾有关安全规定，埋下了很多事故隐患。劳从顺德市农村雇佣农民为该厂架设电线，将控制厂房、宿舍、写字楼电源的6个石板保险器全部用2.01毫米的铜线做保险线；把保管易燃材料的仓库设在厂房一楼车间内，仓库与厂房只用木板隔离；厂房一楼的两个防火疏散卷闸门一个用电焊焊死，另一个长期用锁锁住。开工后劳违反消防核查规定的每层楼只能容纳50名工人作业，而安置230名工人，衣车之间的距离前后只有0.65米，行距不足1米。1993年3月9日，消防人员到该厂进行防火安全检查时，提出13条火险隐患，并发了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其中主要隐患有一楼仓库与车间之间要改用砖墙分隔；厂内电源线要全部改用绝缘良好的金属套管；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淋装置等。事后，由被告人梁建国告知厂长黄国光并电传告知劳钊泉，但劳怕整改要影响生产，故提出要拖延整改。5月24日，劳钊泉通过电话指示该厂厂长黄国光、车间主管丁铭良送3000元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于5月27日骗取了消防合格证。
　　被告人梁建国，1992年5月被聘任为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经理后，对该厂的安全防火工作极端不负责任。当年6月，刘光万曾向他提出6个石板开关应改为漏电保护开关，梁未予理睬，石板开关的熔断器全部用2.01至3.33毫米的铜线作为保险线，一直没有更换。对消防人员提出的13条火险隐患和整改意见，不认真组织落实。
被告人黄国光，1989年由村委派到致丽工艺品厂任厂长，是该厂的防火责任人，但黄对该厂的安全防火工作极端不负责任。1993年4月，黄向消防部门写的虚假整改报告上谎称该厂已组织义务消防队，改装了电线套管。同年6月，葵涌镇政府有关部门再次到该厂检查防火工作，发现该厂仓库堆放的布料距日光灯只有30多公分，电线乱拉乱接，当即向黄提出整改意见，黄不但拒绝整改，还说”我厂已领了消防合格证，你们不要经常来麻烦我，若你们再来，我水都不给你们喝。”态度极其恶劣。
　　被告人刘光万，1992年6月到该厂任电工后，发现该厂电工房原有电气设备６个石板开关的熔断器用铜线作保险线。刘明知这种做法严重违反用电安全的规定，却不予纠正。1993年10月间，其中第６个石板开关损坏，刘亲自将此开关板拆除，换上一个较小的开关板，熔断器仍用一根比原来更粗的3.33毫米铜线作保险线。11月19日，该厂一楼通过东北角仓库上方的三根电源线短路打火（石板开关处于合闸状态），由于用铜线作保险线不能熔断，电源不能及时中断，电线打火不断喷溅的熔珠引燃仓库内堆放的布料、海棉等可燃物，致使发生特大火灾。
　　被告人吴星辉1993年3月至6月，参加葵涌镇消防整治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安部发布的《消防监督程序规定》第６条和第７条的规定，对该厂严重火灾隐患提出的整改建议不进行监督检查，期限届满时也不进行复查验收。特别是在5月27日，吴星辉接受了致丽厂黄国光贿赂款港币3000元后，在被告人刘鉴钊坚持该厂没有整改，消防部门也没复查，不同意发给该厂合格证的情况下，吴星辉强令刘鉴钊给致丽厂发了合格证。致使该厂常以有合格证为借口，拒绝镇有关部门对该厂防火安全的检查。
　　另外，吴星辉在1993年3月至6月间，利用消防整治工作的机会，共索贿人民币5.8万元，港币1.3万元，吴个人获得人民币2.45万元，港币1.2万元。
　　被告人刘鉴钊严重违反《消防监督程序规定》第6条、第7条的规定，在对致丽工艺制品厂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发出后，未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在检查致丽厂防火安全时，发现该厂的两扇卷闸门封死，开关板用铜线作保险线等严重隐患，只口头提出需整改，没有写在整改通知书上，致使该厂根本没有考虑这两项火险隐患的整改问题，而这两项火险隐患正是导致发生特大火灾的要害隐患。
　　1993年3月至6月间，刘鉴钊利用职务之便，从吴星辉索贿款中，分得贿赂款人民币2.35万元。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黄国光、劳钊泉、梁建国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按照{zg}人民法院、{zg}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的司法解释，上述被告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告人刘光万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14条以及《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的规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告人吴星辉、刘鉴钊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87条、185条的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
　　龙岗区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黄国光有期徒刑6年，劳钊泉有期徒刑2年，梁建国有期徒刑3年，刘光万有期徒刑2年，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吴星辉有期徒刑17年、刘鉴钊有期徒刑10年。
　　上述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两年后，香港商人劳钊泉刑满出狱。他的致丽工艺厂早已经申请破产。但是原致丽的女工知道，在东莞一个叫“致发集团”的企业和他还有关联。这里的管理阶层和工人骨干大多还是原致丽的幸存者，此外还有为数非常少的伤势较轻的伤者和死者亲属。
　　但是，对于小英、雪花、天玉这样的重伤者，她们永远没有机会回来了。

绝望的伤口
　　陈玉英醒来的时候是11月19日晚上。“四周是白色的墙壁，到处躺着受伤的姐妹。我明白自己也已经受伤了。我口渴得很，护士给我喂盐水，很快我又昏迷。”
　　事后陈玉英得知，当时在清理死亡者时，已经把全身黑乎乎的她往死者堆里放，但是她突然动了一下，有人尖叫：“她还在动！”因此拣回一条性命。在不停歇的昏迷、疼痛、昏迷过程中，她先被送进龙岗医院，接着转到深圳市红会医院，{zh1}被送到xxxx最xx的广州南方医院。
　　陈玉英是xx最严重的打工妹，身体75％被xx。“我全身包裹着纱布，并不知道自己xx有多严重。我曾问过护士，我好了后还可以回深圳打工吗？她说可以。可是有{yt}给我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一下惊呆了：我的左脚没有了，左手只剩下两根手指。我对自己说，我以后该怎么过啊！”
　　还在深圳的医院xx时，工厂办公室的人来看陈玉英，问有没有什么朋友和亲人可以照顾她，陈玉英要求让她的好朋友陈秀琼来照顾她。“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被烧死了……”
　　陈玉英的父母两次接到深圳发来的电报，后一封告诉他们直接到广州的南方医院。母亲以为女儿死了，哭得昏死过去，{dy}次出远门的父亲在焦急和担忧中总算见到了活着的女儿。
　　“没有人认为我能够活下来。我自己也悄悄和来医院照顾我的父亲商量，将来我死了，要把我埋在老家的什么地方。我们家的后面，有我刚出来打工时种下的一片林子，我想着我回去时，那些树一定长得比我高多了。”
　　对于这样大面积的xx患者，xx程度又达深三级，南方医院最xx的专家也感到棘手。在医院期间，大约进行了17次手术，这些植皮手术总是要将头上好的皮肤移植到xx处，取下皮肤的新伤口和植入处都会疼痛难忍，而并不是每一次植皮都能成活。当麻药失去效力之后，陈玉英就只能用大哭来减轻疼痛感。“护士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她说你也这么大的人了，怎么{yt}哭个没完。但是她不知道我以前{za}笑。护士也怕我，因为我身上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身上的血管也打完了，有一次护士打了二十几针，就是没有办法打进点滴。她也哭了。”
　　在忠县采访的时候，我们在靠近长江边的新住宅区里见到了何玉兰。长江三峡蓄水，位于三峡腹地的忠县水位也上升了100多米，原来临长江的街道都淹没在江水中了，政府拨款新修了居民楼，何玉兰正是看中这里大量居民搬家的商机，在这里开了一家卖锅碗瓢盆的杂货铺。
　　大火发生后，受伤的何玉兰在深圳的医院xx，她的右手严重xx，后来被迫截肢。何玉兰的二哥当时也在深圳打工，后来就到医院照顾她。1993年，23岁的何玉兰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火灾之后，男友退了婚。
　　何玉兰有个表哥，在家里的亲戚里，他和何玉兰最要好。当时正在海南当兵的表哥听说何玉兰被xx的消息后，立刻请假赶往深圳照顾她。失去右手又遭遇情感变故，生活的打击对何玉兰来说太突然了，而表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两个年轻人相爱了。
　　我们在酆都县的中和场见到当时xx比较严重的另一名打工妹万术兰。她的脚、手和背部都严重xx，当时xx面积为50％，深二级。
　　万术兰是个羞涩的人，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后来再嫁，她不喜欢继父，所以决计出来打工。{zx0}到了淡水一家生产塑料花的工厂，“结果一分钱没有拿到手。”后来又去了一家名叫“傲群”的电子厂，“还是一分钱没有拿到手。”1991年终于辗转到了致丽厂。xx以后，万术兰也转了三个医院，先是在葵涌医院，很快转到龙岗医院，发现烧得比较厉害，第二天就转到深圳蛇口医院。
　　万术兰在16岁时已经定了亲。男友罗坤名先在上海打工，后来也转到葵涌的一家机械厂打工。大火发生后不久，距离不太远的罗坤名就知道了，“我心急如焚赶到了致丽，当时大火还在燃烧，我发疯似的喊她的名字。已经出来的人里没有她，我的心就越来越害怕，不顾一切要冲进去，当时现场已经被控制了，值勤的人不让我进去，拿xx打了我好几下。我只好退出来。”
　　正当罗坤名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老乡告诉他，他的女朋友受伤住进了龙岗医院。罗坤名急忙跑到医院，可是他找遍所有病床上的伤者，都没有发现万术兰。罗坤名于是赖在医院不肯走，甚至开始大哭，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帮他去翻看病历资料，才知道当天上午万术兰已经转到了蛇口医院。“当时伤者太多，医院一片混乱，我要不那样极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的事情。”
　　从葵涌到蛇口需要边防证，罗坤名只好临时找当地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人帮忙，花50元钱买了边防证，匆忙赶到蛇口。
　　“他到蛇口医院还是没有找到我。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被剪掉了，脸上被烟熏得墨黑，而且每个人都一样，他根本认不出来。我喊他，可是声音很小，xx听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从身边走开了。”13年后，万术兰微笑着说出这段令人心酸又让人感动的经历。

浴火重生
　　9个月后，在南方医院xx的４个打工妹全部被送回家乡。她们躺在担架上被运上飞机,没有机会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她们和她们的时代结束了。
　　“我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重庆时，父亲想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的xx科，但是人家拒绝了。医生说，连南方医院都无法医治好，他们更没有把握治好我。”陈玉英回忆说。
　　父亲将陈玉英带回忠县，忠县的医院还是拒绝收治，原因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信心来xx这么严重的病人。没有了医院的无菌环境，没有定期输液和输血的条件，陈玉英的伤口开始反复溃烂流脓，身上到处是翻露出来的肉。“我浑身发臭，不断流出血水和脓水，没有人能够接近我。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我还可以活下来。”
　　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坚强与忍耐让陈玉英在很多年之后还感慨不已。“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3年之后我要是还不能坐立，我一定活不过去。但是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陪伴着我。”
　　为了xx的方便，父亲在县城租下一间房子，可是当房东看到陈玉英的情况又不愿意租了，{zh1}又加了租金才住进去。陈玉英说：“周围的人都是捂着鼻子过我的门，父亲给我清洗纱布的水池子，后来再没有人愿意去洗衣服。但是我理解他们。”
　　陈玉英的哥哥陈剑回忆，那时候妹妹的身体全是脓水和血水，家里为了xx方便，用一部分赔偿款在县城买了套位于9楼的房子。“小英想到地上看看，我从9楼把她背下来，我的汗水和妹妹的血水和脓水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我都无所谓。然后我再跑到9楼去为她背轮椅。”当年陈玉英出去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供哥哥上大学。因为这一点，陈剑的内心对妹妹始终存有一份愧疚。他甚至说，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他都会首先说好，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他的妹妹，他们就没有交往的可能。
　　家里人其实对陈玉英的康复也没有充分的信心。“1994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做了很多好菜，因为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妹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实际是妹妹的赔偿费买下的房子，才有这个所谓的团圆，那一顿年夜饭，大家都没有动一下筷子。”陈剑回忆说。
　　陈玉英自己也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能动，家里几个人，每人抓住床单的一角，才能够帮她翻一下身。没有电视和娱乐节目，没有录音机，每天只能呆呆地对着天花板。
　　倔强、勇敢，自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坚强，哥哥姐姐的无私帮助都是支撑陈玉英活下来的动力。她的身体居然{yt}天好了起来，在床上躺了两年多之后，有{yt}陈玉英突然能坐起来，还可以用手把自己从一条凳子挪到另一条凳子上，再挪到饭桌前，姐姐看到了，流着眼泪对她笑。“她一边流泪，一边笑，我知道她是为我高兴，知道我终究又迈出自己的步子了。”陈玉英说，“但是这个过程之漫长，别人无法想象。在这之后，我又做了20来次手术。比如，我的胳膊与腋下的皮肉粘到一起了，手就无法抬起来。更要命的是，那儿还经常化脓，烂出一个大洞。这个地方做了３次手术，在万县做的，把粘在一起的地方慢慢割大点，这样我终于可以抬起手来。我的左脚烧得厉害，脚趾全部烧没了，最早是配了假掌，我就天天在家里练习走路，也许是康复训练方法不当，每次流血，结果长满了肿瘤，医生{zh1}不得不将左小腿全部截肢。那是2000年，我受尽折磨保留下来的腿在新世纪到来时失去了……”
　　但这还不是{zh1}一次手术，陈玉英还有许多伤。她已经完成的手术共有37次，进医院的感觉都很麻木了。而后来去重庆的医院时，那些医生都瞪大眼睛，不相信她还没有死。
　　回到老家后，何玉兰告诉父母，她要和表哥结婚。双方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近亲结婚可能会带给下一代人伤害。为此，本来关系很好的两家亲人大吵大闹，关系变得恶劣。两个年轻人则不顾家人的反对，他们甚至以死相逼，他们划着小船来到江心，对在岸上的家人宣布，如果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就跳江殉情。当年，年轻的他们就是坐着船，沿着他们熟悉的长江漂流而下，去外面世界追逐梦想，可是谁知道命运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无奈之下，双方家人只得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是两家的大人从此再无往来。在苦苦抗争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幸福来之不易，但是生活还是非常艰难。何玉兰失去的是右手，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从深圳回来，她也一直在进行后续xx。但是到2003年时，她再次住进医院进行肺部切除手术。医生将手术时间安排在11月19日。这{yt}，恰好是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日。何玉兰拒绝了，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对何玉兰的过去毫无所知的医生并不理会她的要求，因为无法排开日期，仍然劝说她在这{yt}做了手术。“我从此相信这{yt}是我的宿命。我开始接受这些，并说服自己变坚强。”何玉兰说。
　　戴天玉也是{zh1}从南方医院回来的受伤最严重的四姐妹之一。从外表看，戴天玉和健康人是一样的，她个子比较高，穿着桔红色的夹克和牛仔裤，很阳光的感觉。如果不是听同行的陈玉英介绍，我们很难从她的外表看出她曾经经历过那么大的灾难。她的背和腿烧得最严重。
　　“你看，”在戴天玉的房间里，她指着一排的高跟鞋对我们说，“连夏天的拖鞋都要穿高跟，因为我的脚后跟是不能放平的。”说完她突然把左脚从鞋子里抽出来，果然有很多伤疤。可能是脚后跟的皮烧坏后，没有了伸缩性。我们问还可不可再做手术，戴天玉说可以，“可是我不想再做了，想到手术我都已经怕了。”在南方医院的时候，戴天玉做过多次植皮手术，回到老家后，她又曾多次到重庆做手术，以前，她的胳膊和腋下也烧得粘在一处，手抬不起来拉不开。“做完手术后，我的手又可以拉开了，我也可以干点活了。”
　　十几年后，这一群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大火的记忆已经深深镶嵌进入她们的灵魂，无法忘记。但是，她们现在都自食其力，也从不抱怨。我们曾经问过她们是否对当年出来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兰非常坚决地说：“不，打工是我们走出去的惟一办法。只是我们恰好成了牺牲{zd0}的人。”
　　王雪花后来结了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这是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丈夫时常殴打她。前些年，王雪花离婚又再婚，丈夫以前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照顾孩子上学，生活忙碌紧张。但是一有空余的时间，王雪花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她说：“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
何玉兰是我们接触的致丽姐妹里最坚强最自信的人。她告诉我们：“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我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
　　陈玉英从病床上站起来后，也获得了爱神的眷顾。2002年，她做妈妈了，女儿的降生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灾难时社会对她的帮助。2002年3月，陈玉英成立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开通了两条热线电话，专为残疾人分忧解难。她也因此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重庆市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荣誉市民称号。
陈玉英说，还有一件伴随她终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只要打工妹还在出发，还在流动，还在牺牲，致丽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让人们记住。
　　火灾多年之后，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由国际社会举办的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伟人{zh1}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兰、术兰……都是证明，那些死者衰老体弱的父母，让人瞠目的破败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秃坡上孤独的墓碑，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永远的青春笑靥，都是证明。（作者 蒋荣耀 原载《深圳打工妹》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