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档案
作者：张以诚（中国矿业联合会）
原载《国土资源》2006（7）：52-55

     “一个国家，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就如同一艘航船失去了罗盘”，美国xx地理学家兼作家威廉·亨德里克·房龙这样说。
     对一个人或一项事业来说，也是如此。“我从何处来，现在在哪里，将向何处去？”行色匆匆，很少有人能顾及这样的问题。或许是太过执著于眼前，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机会，沉下心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重执罗盘，认识自己。这就必须借助档案。那么，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矿业，遍布荒原僻野的矿山，也有档案么？答案是肯定的。

xxx“开发矿业”题词时间的误记和订正
     1999年12月下旬的{yt}。北京南城一栋漂亮的公寓小楼。楼外，草地依稀可见未退去的绿色，暖冬的北京竞有几分春意；楼内，窗明几净，陈设朴素，气氛优雅。
    一个70多岁的老人端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一排高大的书橱摆满各种中外文书籍。一面墙上挂着嵌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相片的镜框。一面墙上悬挂xxx“开发矿业”题词的手迹。老人凝视着任弼时相片、凝视着xxx“开发矿业”题词，显得十分激动，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这位老人就是任弼时的侄子。xxx“开发矿业”题词就是应任湘的要求而题写的。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庚寅年除夕，两天前代表中国政府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xxx，心情分外高兴，决定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留苏学生。跳舞，唱歌，餐饮，聊天，接见在家庭式气氛中进行，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2月17日)凌晨。接见即将结束时，xxx和xxx应留学生们的要求为大家题了词。xxx对每位留学生都是题写“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字，而xxx则是针对每位留学生所学专业不同而题写不同的词。任湘学习地质专业，为他的题词是“开发矿业”。
     也许因沉浸于巨大的幸福之中而过分激动，也许因在延安时期多次见到xxx等人而显得随便和不经意，从上世纪50年代初接受《中国青年》访问便把题写“开发矿业”的时间记成了1949年12月31日，报刊以讹传讹，几十年来xxx题写“开发矿业”的时间一直被记载为这{yt}。在1999年将要隆重纪念“开发矿业”题词50周年前夕，一位地矿史研究者经多方考证，认为“开发矿业”题词时间不是1949年12月31日，而是1950年2月17日。这一考证结果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肯定。1950年2月17日与1949年12月31日，时间相差虽然不到两个月，但国际国内形势已有很大变化，尤其是事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重大活动，时间记载有误应该给予纠正。考证者将意见向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朱训作了报告，朱训将情况报告了国土资源部党组和部领导，随后国土资源部将“开发矿业”题词时间的订正报告了国家经贸委。{zh1}达成共识：由国家经贸委、国土资源部和中国矿业联合会共同举办纪念“开发矿业”题词50周年大会，任湘作大会发言，不提过去记述的时间，只提经过考证的准确时间。
     任湘对访问者回忆说：“我学的是地质，xxx为什么题写‘开发’几个字，过去我仅仅从地质与矿业关系来理解。现在看来，这样理解，还不够，还不是很深刻，很全面。‘开发矿业’是xxx的重要经济思想。他老人家这段题词是让我们学习历史知识，掌握xxx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000年2月17日，“走向辉煌——纪念xxx‘开发矿业’题词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同志以及在京和来自全国各地质战线的数千名职工群众参加了晚会。任湘作了回顾当年xxx题写“开发矿业”情景的发言。从此，xxx“开发矿业”题词的时间，便正式地由1949年12月31日订正为1950年2月17日。
从石器到陶器
     1916年，中华民国成立第五个年头，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诞生了我国近代史上{dy}个地质调查研究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不久，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共同组织成立了以研究古人类化石为目标的新生代研究室。
     由天安门广场驱车西南行，50公里外的周口店有座龙骨山。1929年，地质调查所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这里挖掘出{dy}个“北京人”头盖骨。随后，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贾兰坡接连发掘出几具“北京人”头盖骨。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了世界。建国以后，自学成才的贾兰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国际知名的古人类学家。
    “北京人”使用石器与各种野兽搏斗，不断地取得胜利。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却在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的腥风血雨中不幸丢失，至今不知其下落。1965年，青年地质学家赵国光、钱方、浦庆余、王德山等人，为配合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来到云南元谋盆地，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在我国大地上，还发现蓝田人，马坝人，南京人等古人类化石。随着时间推移，人类不断进步，古人类使用的石器由粗石器逐步变为细石器，1万多年前出现陶器。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澧县城头山的人类古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陶器被挖掘出来。西安半坡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既有精美的陶器，也有工艺精良的玉器。1973年发掘的沈阳新乐遗址中发现煤精制品，煤精来源于距沈阳不远的抚顺，这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煤的最早的记录。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逊(1788-1865)，将史前丹麦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论”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所沿用。石器经打磨而成，铜器通过冶炼而得，打磨产生不了冶炼铜器所需要的高温，有中国学者建议：在青铜时代之前划分出一个陶器时代，铜器是古人在烧制陶器过程中不经意间获得的。陶器的发展，经历由手工制陶到轮制陶的长期演变过程，陶器时代是指轮制陶产生至原始瓷出现(距今7000-8000年至距今约3900年)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从时间上说是指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么一个历史时期。
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
    一片弧形的牛胛骨，虽然穿越了三千多年的岁月，暗棕色的表面上华夏先民刻划的，曲曲折折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上世纪40年代，xx古文字专家胡厚宣对这片甲骨上的文字进行了考释，认定其内容是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学界为之震动。
    殷墟商代甲骨文是1899年考古工作者王懿荣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发现“甲骨文”是19世纪{zh1}一个，也是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传说中3000年前的上古殷商时代，由此被印证为真实的存在，令人震惊的15万片甲骨使后人依稀可以廓清当时的社会风貌。殷墟王陵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表明青铜时代此时已达鼎盛时期。该鼎造型庞大雄浑，纹饰精美细腻，高达133厘米，重832.84千克，是迄今世界上发现{zd0}青铜器，堪称中国青铜文化的瑰宝。与此同时，在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及在成都三星堆发现的风格独特的青铜雕塑，表明了青铜文化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1965年，湖北荆州出土越王勾践自用青铜剑，在墓中被水浸泡2000多年不仅未被锈蚀，反而仍然锋芒毕露，令人叹为观止。
    殷商之后，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由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冶铁技术发展很快，铁制农具、武器大量出现。汉武帝时期曾有过关于盐铁论的大辩论，全国设置铁官54处。北宋时期，特别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实行较为合理的经营方式、采矿政策、收买政策等，矿业生产发展迅速，创造了宋以前各代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大诗人苏轼在任职徐州期间，写有《石炭并引》诗及《徐州上皇帝书》，说明徐州利国监是当时全国xx的一个冶铁基地。
     明代诗人政治家于谦写有一首《石灰吟》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既反映了诗人为官清廉、不畏强暴的刚xx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朝矿业生产的艰难状况。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具体记载了地下采煤及用机械提升的生动画面。
     晚清时期，华蘅芳在安徽安庆设计制造出我国{dy}艘轮船“黄孚号”；1876年英国资本集团怡和洋行，采取欺骗手段擅自在上海修筑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dy}条铁路，运营一年以后即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赎回拆除。1881年，由清政府洋务派主持，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今丰南县)的唐胥铁路，这是中国自办的{dy}条铁路，目的是为了开发开平煤矿。1888年，当这条铁路延筑至天津时，清政府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亲往巡视，并主持了通车仪式。
盛宣怀的成功和张之洞的教训
    张之洞和盛宣怀，都是晚清洋务运动xx首领，而且全都插手办过矿业。但是，张之洞办矿失败了，盛宣怀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张之洞在大冶铁矿办矿，在汉阳建立铁厂，采购了机器，聘用了洋技师，但他刚愎自用，不相信科学，对大冶铁矿的矿石不经化验，由于铁矿石含硫很高又未作特别处理，固执地坚持偌大的中国什么矿都有，铁矿办起来了，却炼不出铁，落得个失败的下场。
     盛宣怀在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支持下，由于采取了适合当时条件的若干正确做法，包括聘用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较为有效的管理，所以取得了成功。盛宣怀聘用的中国{dy}代留美采矿工程师邝荣光，著有《xx矿厂调查论》，为早期开平煤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之洞和盛宣怀办矿的经历告诉人们，兴办现代矿业，只有讲究科学，采取严格有效的管理才会获得成功。
彪炳史册的重大发现
    旧中国时期的地质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跋山涉水，艰苦奋斗，在找矿勘探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新中国地质矿产工作和矿业开发打下了基础。xxx说过：“国民党遗产，二百多人，很贵”。这是对旧中国地质找矿工作的充分肯定。
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
     上世纪20年代初，瑞典地质地理学家兼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坐着轿子进入北京，和北洋政府签订了“中瑞合作开展西北科学考察协定”。1927年5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队雇用大批骆驼、人马，浩浩荡荡由北京出发，经由张家口向内蒙古方向前进。队伍中有位青年地质学家、北京大学助教丁道衡。蹄声沓沓，丁道衡骑着毛驴跋涉前进。丁道衡在白云鄂博听蒙古族牧民讲解宝山的故事。相传700多年前，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乘坐骑来到这里，铁骑起腿困难，马蹄难以挪动，砍去铁制马掌，便重新健步如飞了。成吉思汗由此慨叹：“真乃白云博格都！”翻译成汉语就是“真是一座宝山！”丁道衡听后兴奋异常，急不可耐地请向导带他上山，发现此处原来是一处大铁矿。丁先生估算了储量，采集了标本，送请地质学家何作霖鉴定，发现“白云矿”和“鄂博矿”两种稀土矿物。白云鄂博铁矿从此发现并名扬世界。新中国成立以后，丁道衡先后担任贵州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1954年当选为{dy}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正当地质部准备对他委以重任时，这位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地质学家，却由于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享年仅仅56岁。
玉门油矿的发现
     1937年，青年地质学家孙健初奉派与美国地质学家韦勒博士、工程师萨顿等人合作，参加西北矿产试探队，到玉门石油河畔进行短暂的考察。经向资源委员会翁文灏汇报后，他建议对玉门石油进行勘探。勘探石油必须有设备，没有钻机便开不了钻。情况报告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xxx处，请求支援。xxx当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同中共中央联系，由边区政府调钻机和工人支援玉门探油。1939年，玉门{dy}口钻井钻探见油，1941年4月，4号井钻至新油层发生了强烈井喷。发现玉门油田，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见证。
攀枝花铁矿的发现
    1940年8月，地质学家常隆庆和刘之祥，翻山越岭，来到西康省偏僻的小村(只有7户人家)弄弄坪。因磁性吸引关系，罗盘不好使了，产状无法测量。从黑色的标本，他们认定这是特殊类型的铁矿石。第二年，年轻的地球物理学家李善邦、秦馨莲到弄弄坪测量了矿体的磁性。由于弄弄坪一带生长着木棉树，常年花开不败，当地人称做攀枝花，地质工作者便把新发现的铁矿命名为攀枝花铁矿。解放以前，来到攀枝花工作的还有矿床地质学家郭文魁等人。郭文魁论证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成矿作用和结晶分异堆积作用。
昆阳磷矿的发现
    1939年，青年地质学家程裕淇携同事黄汉秋来到昆阳，发现一种灰灰的石头，硬度特殊，酸碱度异常，点滴盐酸见有黄绿色反应物产生。敲击标本，经化学工作者黄汉秋测定，认定是磷矿物标本。至此，中国{dy}个大磷矿——昆阳磷矿宣告诞生。
淮南八公山煤矿的发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资源委员会矿产勘勘处处长、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从地形地质图分析，淮南山王集奥陶纪石灰岩与舜耕山呈孤形接触，平原下有赋存煤层的可能。经现场考察后他果断布钻，发现了24层、总厚达38米的大煤矿。谢家荣一向重视理论找矿，除八公山煤矿，他还发现了贵州铝土矿，福建漳浦三水铝矿、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等重要矿床。
    在旧中国时期，尽管科学家、实业家和广大职工群众非常努力，我国矿业发展十分迟缓，截至全国解放前夕，我国主要探矿设备钻机仅有几十台，比较完整的矿山仅有约300座，有探明储量的矿产仅2种，矿业产值不足18亿元，年产原油12万吨，煤3200万吨，铁矿石59万吨，钢15万吨，有色金属1.3万吨，黄金4吨，硫铁矿1万吨，磷不足10万吨。泱泱中华大国，实乃微不足道的一个矿业小国。中国矿业的迅速发展，xx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