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增加是胡耀邦“有水快流”政策的成本 作者：老田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有制造政绩的压力。为了证明自己比xxx和华国锋强，胡耀邦使用了特别手段，最卓有成效的一招就叫：有水快流。 “有水快流”政策的{zd0}特点失放弃对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的{zd1}限制，每个地区每一任官长，都根据这个政策去寻求发展经济出政绩的方子。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根本不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小企业，就这样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投产了。根据成本计算，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只要运行环保设备就必定要亏本，但是在“有水快流”的时代，这个根本就不受限制。淮河的污染就是与流域内大量小造纸厂的兴起过程同步发展的，朱鎔基任上国家投资600个亿搞“淮河治污”工程，就是胡耀邦留给朱鎔基的政策成本之一。朱鎔基先生也是政绩包装的高手，他在任上成功地动用了数百亿资金，扶持各地挖了大量污水池以积蓄污水，在根本不触动“有水快流”政策各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在媒体记者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地做完了许多个政绩工程，并拉动GDP年上涨若干。今年的大雨虽然已经暴露了淮河治污的“十年之丑”，但是在任总理已经不姓朱了，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成功地留给后人了。最近人们又在淮河边上发现了“癌症村”，很显然癌症发病率上升也是有助于拉动医疗产业GDP上升的，就像某xx经济学家说洪水过后的重建，会拉动GDP增加若干个百分点一样。 “有水快流”政策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对矿产资源的加速“开发”，陕北地区的大量私人油井，遍布全国各地的小煤窑，就是这个政策的巨大成效。私人低成本开发矿产，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确实非同凡响，大寨大队最初就是依靠矿产资源开发，迅速使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的，这个政策是造就改革开放让农民富起来的强有力证明之一。 通常一个国有矿产企业的投产，事先需要对矿脉资源进行初步勘探，摸清蕴藏量和矿脉走向，弄清楚地质条件和安全生产投入要求，然后再根据可能的地质储量去决定年产量和生产投资规模，这样一个过程要求大量的前期信息投入，不是私人和地方政府愿意承担的。而且即便是这样的话，开采一吨煤也要牺牲一点五至两吨的地质储量，私人小煤窑开采的时候，只要知道某个地方有煤就可以开始挖，根本不用计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开采比例，通常是开采一吨煤牺牲3－5吨储量。 至于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由于与矿主的利益{zd0}化相矛盾，也不符合“有水快流”政策，就成为不需要的了，即便是国有矿产企业，也出于成本考虑大量雇佣没有结果安全训练的农民工，所以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采煤工的生命，是“有水快流”政策的成本，是矿主高效益的“小小投入”，是私人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体现。有些矿主在出矿难后，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甚至爆破坑道使救援无法进行，都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拒绝采取救援措施不是没有人性，而是因为救援工作本身属于“投入大收益少”的行为，因为每个死人只要区区2万元就可以打发了，而旷日持久的救援工作不仅费用浩大，而且救援效果通常不是很好，如果不幸救出几个重伤员，就严重不符合矿主利益了，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有可能导致矿主破产。爆破坑道之后，只要死者亲友中间没有人知道并竭力索赔，2万元的死亡赔偿也是可以节省下来的，只要是按照经济规律去考虑问题，就能够很容易把利害关系算清楚，不是于什么“责任心”和“人性本恶”问题。经常看见有中央批示要抢救什么的，本质上就是要地方和企业违犯经济规律办事。 实际上“有水快流”政策，也有不好的方面，一个矿脉被许多人同时进行开发，虽然浪费了一些资源，这还是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许多人同时进行开发，常常导致开采量与下游的加工能力不匹配。如果下游加工能力有限，就会造成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不利于“快流”政策的xx。市场供求关系失衡，高度影响矿主的实际收益，宏观规模控制工作确实需要，因为“快流”政策下政府往往拒绝进行政策调节，或者政策调节常常无法收到效果，这个时候就需要“黑社会”来出面解决问题了。江西和辽宁的一些重要矿山，都曾经报道过“黑社会”使用武力垄断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收购环节，帮助实现市场均衡和价格控制。这个时候“黑社会”主要就针对矿主，而不是“矿工”了，他们需要对矿主的经营行为实施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否则就无法改善市场供求平衡关系。由于黑社会没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和正当程序，就只有使用单一的人身安全威胁作为管理手段，黑社会老大既然接管了部分政府调节经济的功能，也只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他们常常是这样办事的：如果你不停招呼、老子叫人做了你。 如果没有黑社会老大们的辛勤工作，估计有些地方“有水快流”政策就要难以收到成效了，因为大家都参与恶性竞争的后果，必然是由开采条件{zh0}的一个矿主成本决定市场价格，多数人有破产的危险。如果没有几个矿主被黑社会斩首，估计威信不一定建立得起来，管理和调节就无法实施。根据北大教授张维迎先生的苦心和爱意，张维迎和樊纲主张“政府必须退出市场”的一贯立场，大家也要善待黑社会老大，想想他们也是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矿难为何频发，未来整改靠什么 ——关于王家岭矿难的几点冷思考 一、王家岭矿难的积极救援不应成为我们的一块遮羞布 近来一些时日，王家岭矿难的积极救援牵动了每个国人的心。几乎每{yt}的新闻联播都要分配较多的时间，用以报道这一矿难救援的进展资讯。与之同时，xxx、温家宝连同我们的山西各级党委、政府，也都纷纷对这种矿难的救援传达了自己的关切和安排。有这样的党和政府关切着我们的这些遇难工友，真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不仅如此，这样的救援也成了彰显和展示我们党亲民、爱民、为民情怀的一个窗口。 积极救援这些在矿难中抗争的工友，固然可以亮出我们党情系于民的本真情怀，让我们的人民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但却不能让它成为掩盖中国矿难频发、整个行业科技落后、管理松弛这一阴暗面的遮羞布。 二、中国的矿难为何老是频发？问题何在？ 在山西王家岭矿难还在救援之时，河南煤矿又传来了爆炸声，8名矿工遇难，32名矿工下落不明。为什么在一个把安全生产挂在嘴边，并信誓旦旦地强化责任追究、狠抓安全生产的中国，却是一个矿难频发的地方？这真人搞不懂！ 你要说我们的地方官安全生产的意识淡薄吧，可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紧绷着自己狠抓安全生产的神经。从温家宝的国务院安全生产会议，到地方政府一级一级地传达，一级一级地强化责任，安全生产的大小会议可谓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开。这样高频率地开会传达，不能说我们的地方官不重视这种高风险行业的安全生产吧！重也重视了，可就是避免不了这种矿难的频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说一千道一万，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矿业生产的科技落后与管理落后。企业的“国有”招牌、市场的垄断经营、生产的紧缺供给，使中国的不少煤矿一直都在依靠着低廉的劳动和落后的生产科技经营着。依靠自己的垄断经营，它们从市场上攫取了极为丰厚的利润。每每遇到经营困难，我们的发改委都会通过这一产业的整合与集中，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据媒体所披露过的资料与数据证实，中国这么多技术落后、分散经营的小煤矿都哪去了？难道都一夜蒸发掉了？根本没有。它们都变了脸、隐了身，又通过发改委对这一产业的整合与集中途经，而改头换面地混进了国字企业。这一产业的集中度与经营的规模化是上来了，然而它们的生产工艺与管理水平却并没有同步地提升上来。生产的分散经营与市场的统一营销被发改委的产业集中整合在一起。发改委的这种照顾连同市场的垄断经营成了阻碍这一行业不断推动自己生产科技与经营管理进步的绊脚石。正因为如此，经营上的落后管理与安全上的违规生产也才都被这一行业的丰厚盈利给遮掩得无足轻重起来。由于没有催逼安全投入与科技进步的内外压力，因而导致了这一行业管理与科技进步的长期停滞。 这种全行业生产经营上的硬伤，并不是我们工友遇难时的那种极其光鲜的积极救援所能遮羞住的。面对这种矿难的频发，我们必须痛定思痛，不能老存有那种侥幸心理，总想着花钱善后、一了百了。 想一想，如果我们安全生产上的资金投入、设备投入、责任投入、监督投入，都能及时到位，还能再频发这么多的矿难吗？如果我们劳动监察部门的责任追究与企业工会的内部监督，都能对矿山业主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全方位、全时段的监督，它们还敢再玩忽职守、违规生产、草菅人命吗？ 问题是我们的不少地方官都与这些经营矿山的业主，通过相互的持股和利润的分成，而穿起了连裆裤，成了自家人。你经营出了事，我出面给摆平，成了它们合伙经营的行规。有了这些持股与结盟官员的保护和遮挡，这些矿山的业主们按照它们心照不宣的分工，只管拼命地催逼自己雇来的矿工在井下作业，榨取更多的血汗、替自己挣更多的钱。与其在安全生产与先进设备上投入大笔的钱减少矿难的发生，倒不如用几个小钱摆平那些遇难的矿工更经济、更省钱些。在这种阴暗心理的作用下，矿山的安全生产承诺与责任追究，只能作为糊弄上边例行检查的一块招牌而已。即使出了矿难，被勒令整改，也只是花点钱走走过场、作作秀、躲躲风头。风头已过，还是老样子开工，老样子经营。没有谁傻傻地花费血本投资先进设备、整改自己的违规生产和落后的工艺。 另外，在这种官煤利益链和上上下下的权力保护伞中，我们矿难的责任追究，又有几个当回事的、认真抓的？又有几个经营的业主和监管的官员因为这种矿难的频发而被刑罚上身、失去官位、查收家产、抓去坐牢？这样的责任追究又能吓唬住谁呢！ 再者，由于缺乏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的工会监督也是有名无实地残存着。作为矿山业主的雇工和工会组织的成员，它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过量供给中也还都必须为着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拼命地竞争着，哪里还有底气，为着自己工友的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与自己的雇主叫着板、顶着真。搞不好，还可能弄掉自己的饭碗、不划算。再者工人运动也因为工会组织的涣散软弱和政府的不支持、以及我们国人的超强忍耐，而根本就搞不起来。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矿难的频发也就成了我们矿业经营的一块硬伤。 三、未来的整改靠什么：美国矿难压缩史的启示。 2009年2月24日 《环球时报》刊发了“中国必须压缩现代化的痛苦”这篇中美矿难比较的研究性文章。据该文披露，美国煤矿在自己的原始积累中，也像我们现在这样出现了频发的矿难。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法律、管理与科技的进步，它们终于达到了“高产量、低伤亡”的煤矿经营阶段。这篇文章称“19世纪中期，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矿工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秘密组织，从1862年至1877年的10年间，采取暗杀的方式，将10多个矿主绞死。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 5月2日 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个夏天；1911年11月美国50万矿工大罢工，催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dy}个工运高潮。……可以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安全生产的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因为这种激烈的冲突而引发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迫使资本家不得不作出改革。1919年美国颁布了《xx煤矿健康与安全法》，从此死亡率才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美国矿难的压缩史告诉我们，矿难的减少、死亡率的下降，并不是出于资本家的良知，而应归功于法律、科技与管理的进步，以及工人运动的催逼。 这样的矿难压缩史事实上也就为中国矿业经营的未来整改指示了一条异常明晰的路径，一靠科技、管理的进步，二靠强势工会的内部监督。 压缩中国煤矿生产的“现代化”阵痛，先进科技与管理的直接引进是一个捷径。xxx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告诉我们，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xx可以通过先进科技的引进和嫁接而压缩现代化的阵痛、实现自己的跨越发展。既然如此，美国煤矿生产上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直接的引进而运用到自己的矿山经营之中。引进这样的先进科技与管理，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通过自己政府的立法和工人运动的施压，而催生其矿山管理和生产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减少矿难的发生，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为何不能通过这种先进科技与管理的引进，而压缩自己的现代化阵痛、实现自己的安全生产呢！现在，压缩这种现代化阵痛的技术基础已有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引进这个技术基础了。 催逼我们矿山经营的科技与管理进步，必须斩断官煤利益链。中国矿难的责任追究，之所以深究不下去，根子在于官煤利益链的阻挠。这一行业的整改必须割断官商的合营这一链条。官员的干股必须撤股。凡不撤股、与矿山业主纠缠不清的官员一律免职；凡为发生矿难的业主遮遮掩掩、用钱摆平的官员一律免职；凡为监管失职说情托保的官员也一律免职。通过这种利益链条的斩断和严刑峻法的惩戒，要让我们的官员成为监督其安全生产的{dy}责任人。只有没有这种利益上的纠缠，它们的监管才可能做到执法无情、铁面无私。 未来的整改还必须依靠煤矿经营管理条例的细化设计，规范生产管理流程和责任连锁追究，要把管理层的薪酬浮动与现有财产的罚收，以及违规经营的刑事责任内化进去，而成为它们加强日常经营管理、绷紧安全生产神经的一个紧箍咒。对于违规经营、疏于管理、矿难频发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看情节轻重或罚没财产，抓去坐牢；或判处死刑、以命抵命。 未来的整改还必须推动强势工会的建设。要知道资本家的经营改革不是出于自己的良知，而是工人运动的催逼。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都在偏袒资本的利益，劳资的和谐也总是在牺牲劳工利益的代价中推进的。劳工阶层的涣散、工会作用的弱化，让它们的抗争力量一直都勃兴不起来。这样，工人的劳动保障和煤矿的安全生产也就因此失去了外在的异己的催逼力。中国的矿难之所以频发，这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因。中国的未来整改必须重构自己的社会和谐理念，并通过强势工会建设的扶持，而构建出一个经常性的内部监督力量，看管着这种煤矿经营的劳动保障与安全生产，{zd0}限度地减少矿难的发生，保障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未来的整改不应把这种强势工会的内部监督看作异己的力量，而应看作政府内外监管的帮手。 所以，审视王家岭矿难的救援，不应让它成为我们矿难频发的一块遮羞布，而应让它成为我们催逼这种煤矿经营科技与管理进步的巨大推力。我们的煤矿经营只有沿着上面的路径整改下去，才可能压缩自己现代化的阵痛、减少各种矿难的频发。 2010年4月11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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