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中国中产阶级xx焦虑症
雅虎公司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xxx刷卡消费;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等等.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存在争议,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之一、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但富豪们可以请保镖,可以住进保证私密性的豪宅别墅,而中产没条件.拥有产业和一定财富的中产在对被抢劫、被偷盗和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存在对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样具有危机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产者需要在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同.某天,,在打开日本产的汽车车门,站在中xx公寓门口时,某个中产阶层的大脑中极可能掠过一个问题:"我比周围的人都安全吗?"
之二、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jd1}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zg}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 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这种法律上的沉默,可能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留下了隐患.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之三、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
广州一地产公司的设计部主管阿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超过15小时,他的口头禅是:"{yt}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浑身无力、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椎劳损等等如家常便饭."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写照.包括教师、记者、研究人员等职业的中产者总有职业病,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每况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产阶层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症、xx早就不是新闻,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中产阶层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虑.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才能保证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才能保证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压力下,最不幸的结果是,一个中产者先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过劳模".
之四、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力
面对竞争压力,中产者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则一切风光霁月将成为过去,自己难免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新贫族.这种心理正给中产者造成心理上的负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中层管理者的社会环境、个人成就和社会支持压力排名并列{dy}.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层管理者们既要承担如何提高业绩表现的压力,,又要承担着调动整个团队、协调众人工作任务的压力,还要承担子女抚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压力,诸多重担压在身上,难怪人们看到他们大都是一脸严肃的保守派.
面对各种压力和前途危机,"再学习"成为了部分中产阶层的共识.从1991年中国9所高校开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内迅猛发展,无数具有危机感的中产阶层选择将MBA作为自己的一个战场和跳板.在双休日,总有中产者的高级轿车密密麻麻停在大学校园的林荫道上.
之五、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
当小资肚皮发福变成中产后,他百分之九十会失去和"飞"有关的小资青春期,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是可替换的零件.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最无聊,就像一个既定程序——打工、挣钱、xx拼命消费.担心房子、汽车、医疗保险、纳税,追求品牌、追求时尚,成为进入社会的标志.艾未未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中产阶层为了防止自己在社会流动中滑落下层阶级,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费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誉地位.在他们不断努力工作得到所需,然后炫耀他们的优越感,然后又为之努力工作的循环下,部分人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然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渐渐失去理想的他们,白天高效为劳动契约勤奋工作,自私冷漠,缺失社会关怀和道德激情,;晚上则成为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动物,在俱乐部、酒吧流连.每个夜晚,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
之六、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xx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格调》、《中产阶层必读》等畅销书或文章用昂贵的酒、高级的甜心巧克力、精致的服装勾勒出了中产者的贵族形象.中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观念被新的适度的xx、理性的透支观念取代.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开始关注流行时尚、品牌、品位,并让这种消费观念{zh1}形成了一种物质和地位的攀比.
"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xx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中产者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剥夺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之七、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
中产阶层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股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而与其他阶层投资不同的是,他们还注重教育投资和收藏投资.他们比富豪们更难贷到银行的钱,只是用他们的原始积累来投资,要么慢慢增值,要么血本无归.1990年代初,中产阶层对投资房地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1993年国家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曾经风光的中产者赔了本,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产输不起,最怕打回贫困的原形.因此,理财比投资更适合他们保守的风格和脆弱的资本,买保险和债券,以房养房之类的理财相对安全.
之八、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
中产要供楼.2005年2月,温州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房价9278元,上海8627元,杭州7210元,北京6232元,深圳6037元,广州5660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中产要养车.自6月25日起,将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调整幅度等额提高. "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
中产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dy}位,超过养老与住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了这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因为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高校的学费一直水涨船高.
中产阶层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还负担家庭的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和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为苛求xx,,恨不得子女一出生就通晓8国语言.中产阶层上涨的工资永远追不及中产生活上涨的价格.
之九、庞大弱势群体须关怀
收入较高、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中产阶层,能够在慈善公益、维护道德、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贡献力量.目前,中国农村{jd1}贫困人口、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受灾人口、残疾人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中产者通过捐赠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缩小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但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在企业中,不少中产阶层对捐款的行为并不感冒:一方面,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受到他们怀疑,受到舆论影响,他们担心捐款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不少人更关心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对慈善行为缺乏热情,对社会有一种冷漠感,把捐款等社会义务看作一种烦恼和焦虑.
之十、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额外社会成本体现在中产阶层的家庭里,最明显的是教育.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每个家庭额外的社会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产阶层{wy}的额外社会成本.中产阶层不少人都经历过部分权力部门行政垄断、权力寻租或非法行为的侵害.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监督不力,,造成了他们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尽管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部分额外社会成本也对他们得到的财富进行了消解.除此之外,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车路桥费、房产交易中的霸王条款、旅游过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违规操作,额外的社会成本很容易落在他们头上.要知道,这些落在中国中产阶层肩膀上的额外负担,或许数额不多,但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