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之困：拯救扭曲的童年

史远泽

改革三十年的追忆与顾盼，终将为惊天地泣鬼神的2008年画上最浓墨重彩的句号。以一种粗线条的方式，这些伟大的成就可以如此概括：国家从动荡不安转向大国崛起，民众从食不果腹到丰衣足食，思想文化界从单调向多元趋进。

而换一个层面来思索三十年，最需要表彰的，也最有理由表彰的，是为改革做出卓绝贡献，却始终最不受关注的人群——1.2亿农民工。这个占据国民人口十分之一强的群体，从中西部内陆省份来到东部与东南部沿海省份，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世界上xxxx的低价劳动力，很难想象，改革的成功失去如果如此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其基石将建筑在何处。

农民工群体不仅推动了改革，也给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新的问题，“留守儿童”及其社会问题就是显著一例。在属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系列》丛书之下的《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为关注这个不为人所知的群体，提供了一个{jj1}的视角，也让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农民工及其未来。

“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问题

“留守儿童”，是由劳动力人口大规模流动所衍生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所有正由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尤以中国庞大的农民工人群而变得格外突出。

随着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南沿海技术水平低、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外向型贸易首先崛起，先期被引进的是制鞋、成衣、汽车零件、电子配件、家用电器乃至玩具等等产业，随之而来的是从江西、湖南、四川、安徽、河南等内陆省份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即便在今天，火车经过广东与浙江的某些密集型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从窗外就看到的，依旧是绵延数公里低矮的厂棚群和简陋的职工宿舍群。

应当指出，中西部省份大量农村人口（包括已婚育夫妇）的季节性向外流动，未必是造成“留守儿童”的根本原因。婚育夫妇作为为其子女提供保护、教育乃至感情的{zj0}人选，在流动之中，理应承担父母之责。而事实上，这种应然的人性本能往往为实然的现实所压抑。工资收入低微、就业风险高昂（包括高风险的工伤、失业以及企业故意拖欠工资等等）、高强度劳动和半军事化的企业管理等外在条件，使得农民工人群无法携带其子女。而在社会层面，对农民工携带子女设置的障碍则更为硬性，因户籍制度框架的限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尤其棘手。因流动人口子女不能在异地享受廉价的教育，每年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建校赞助费”显然不是每月收入在一千左右的一对农民工夫妇所能承担的。于是，农民工的子女成了问题，成为了“留守儿童”，他们被寄托给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亲戚抚养长大，每年或者数年见到父母一次，成了非“孤儿”的孤儿！

当下中国“留守儿童”的数目究竟是多少呢？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为依据测算，段成荣、周福林在《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一文中推断全国14岁几以下留守儿童规模达到2290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86.5%，为1981万人。与这个数据比较接近的是，《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估计，2006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已经达到4300万人，其中2300万留守儿童，2000万流动儿童，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总数将达到1亿人。可以注意到，在这两份近似的抽样报告中，14岁左右这个年龄段，同时也恰好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的时间段。

强化“社会保障”之所必须

仅注意到“留守儿童”人口规模的庞大显然未必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的态度与现实处境。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抽样调查显示，在这2千万留守儿童中，90.0%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24.6%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其中58.7%的留守儿童表示“不很了解”父母，65%的留守儿童不愿和带养人沟通，30%的留守儿童直言恨自己的父母。父母长期不再身边，对儿童产生{zd0}的则是心理影响，本书引用蒋平200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27.4%的人有焦虑心理，27.6%的人有抑郁心理，24.5%的人有恐惧心理，22.7%的人有易怒心理，而57.6%的人有过失行为，35.2%的人有说谎行为，7.4%的人有偷窃行为，30.6%的人有攻击行为，41.3%的人有破坏行为。

以2300为留守儿童为基数，对于如上留守儿童调查所显示的数据，其中任何一个百分比所占的人口，都接近了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试想，假如一个具备中小国家人口的人群常年出于焦虑、愤怒与仇视之中，其结果如何？这注定将衍生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以1992年开始为{dy}代父母外出务工，那么直到今年，这一代人的子女已经16岁，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再继续就学而是直接走向社会，重复父母一代打工生涯。对于他们来说，再过十年，依旧要面临父母一辈人的尴尬局面，他们的子女依旧将是“留守儿童”。问题，依旧是问题，仅依靠农民工自身的力量，显然难以解决。

在打工创作财富神话、打工皇帝被广受膜拜之时，而真正的打工者却被忽视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缘高等教育，无缘良好的职业培训，无缘企业的管理阶层，更无力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问题，始终要抛给整个社会与国家。单一的、以社会救助的方式解决“留守儿童”显得力不从心，依靠个人道德品质的非制化救助终究非长久之计，而制度化救助方面，就目前而言还远远不够。最为迫切的，仍旧是农民工乃至整个社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问题。就流动人口子女上学而言，仍需要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重新瞩目三十年的成就，仍有诸多遗憾，依然让我们有理由去重新审视改革与呼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让留守儿童重回父母身边，拯救扭曲的童年，知耻，而后勇，是勇也！

刊新京报 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