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港：一座“农民城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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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丰      来源:南方xx

　　龙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建成的城镇，一个打破了城市化传统模式的另类，以农民向上生长的力量和市场经济蓬勃活跃的精神创造出了中国的一个“奇迹”。然而，这棵日益长大的大树正陷入“瓶颈期”，滞后的体制和泛行政化现象把它拖入了“小马拉大车”的境地。“中国{dy}农民城”的未来之路，正需要有人倾力一推，正需要完成对体制束缚的突破。

　　对于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来说，有两个称呼是最特别的：一个是“中国{dy}农民城”，这是前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题词；另外一个称呼是“中国{dy}座城市”，此说来自学者秦晖。这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称呼集中在龙港身上，昭示着某种挥之不去的矛盾与统一。
　　龙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建成的城镇，一个打破了城市化传统模式的另类。这里体现的是农民向上生长的力量，是市场经济蓬勃活跃的精神。如果说这反映了城市最重要的精神特征，那么可以说龙港是一座“真正的城市”。
　　正是渗透在龙港每个角落的蓬勃向上的精神，使它在短短20年内，从5个小渔村、6000人口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人、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
　　然而这棵日渐长大的大树目前正陷入“瓶颈期”。单从经济规模、城市建设水平来看，龙港已经不亚于内地任何一座县级市甚至许多地级市。但在行政体制上，龙港还是被县管制的“镇”，龙岗人自称这种“镇级建制、市级规模”的城市体制是“小马拉大车”。通过几次不太彻底的改革，龙港的体制问题有所缓解，但是问题没有根除。
　　2001年到2002年上半年，龙港经历了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平均价格跌至{zg}峰时候的一半，大量企业出走，所带走的资金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02年下半年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是龙港已经付出10亿元以上的代价。在这次经济波动中，体制阴影再次凸现。
　　不管是龙港镇的上级——温州市、苍南县，还是有关专家学者，对此问题都开始了认真对待。

　　一下子搬来个“建设银行”

　　龙港于1984年正式建镇，当时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屋，了无生机。如果按照通常的模式走下去，龙港到今天应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镇。
　　当时的镇委书记陈定模的一个举措彻底改变了龙港的命运。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资金，他考察过农村一些极端的消费倾向，“钱多了，拼命挥霍，盖房比阔气，三层楼房还装电梯。”——为什么不能让农民把钱集中起来建设一个自己的城市？
　　但是，农民肯把钱投到龙港吗？“从理论上来说是行得通的。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陈定模很自信。随后，他向县里争取到了对龙港后来的发展意义深远的两项政策：一、放松户籍管制，鼓励农民进城；二、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向农民出售按等级计价的土地。
　　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愿意拿出3万元人民币，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就可以有一个龙港镇户口。
　　此时，龙港人历来就有的经商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做生意要吆喝，建镇也要吆喝。1984年7月，龙港在《浙南日报》上公开宣布了鼓励农民进城的优惠政策。同时，陈定模等人亲自带队到苍南各乡镇，展示规划图纸，“发挥嘴皮作用”宣传龙港前景。
　　{dy}批进城的陈康煜回忆，浙南地区人多地少历来是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前，当地政府的一大任务就是严格控制农民自建住宅。突然间出现能够花钱买地皮造房子这样的机会，谁也不会放过。拥向龙港信用社交钱的农民把柜台都挤垮了。有些农民排不上队，连收据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把钱扎起来直接往柜台里扔。
　　短短10天之内，就有2700多个专业户拥入龙港，在“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办理了落户手续，龙港镇因此收入现金1.2亿元。有人称，陈定模一下子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有了钱，城镇建设和发展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
　　为了解决进城农民的口粮和就业问题，龙港协调了苍南县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对申请开店、办厂的农民实现部门联合办公审核，最终把企业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八个部门的章归并为县计经委的一个章。所谓陈定模“八颗大印一把抓”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对龙港的平地而起，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解释是：这是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陈定模的说法则更明了，反映了农民对这座属于自己的城市的管理模式：“自理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找门路就业”。
　　一家媒体评论说，龙港无疑是中国{dy}个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全面改革的城镇，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户籍制度。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到1986年，已经有周边两省六县的两万多农民迁徙至此，迅速集聚了人口规模。那时这个农民自由居住的城市像一朵饱满的花朵，款待着所有的蜜蜂。
　　在自找门路就业方面，龙港走出了一条令人匪夷所思的道路。今天龙港的几大支柱产业，几乎都是从当年“自找”的不起眼的小产业做出来的：“xx”之后，各级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数量急剧膨胀的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生食堂饭菜票市场。印一张饭菜票只有几厘的利润，油墨和洗刷用的香蕉水对人体还有害，正规的印刷厂对这种生意是不屑一顾的。龙港人乘机揽下了大量的生意，赚了一笔。
　　几年后，又碰到了中国白酒产业最风光的时期，各种酒类品牌对包装印刷不惜血本。常年四处奔波的龙港商人及时把信息传了回来。龙港的印刷业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到1990年前后，龙港最多的时候有将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印刷工厂。大多数都是前店后坊的小印刷作坊。“老板”们白天出去推销，晚上回来当操作工，夜里睡在机器旁边。一步步积累下来，产品从饭菜票发展到工业包装、书籍杂志等。生产方式从手工发展到全自动的海德堡胶印机，成就了几十亿元的产业，博得了“中国印刷城”的称号。
　　回过头来看，龙港的经济奇迹主要来自于它的制度创新：在全国率先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界限，鼓励农民进城；率先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率先打破“唯成分论”，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解决就业问题。而让人感慨的是，近几年来，龙港发展的{zd0}障碍又来自于体制的滞后。

　　体制之痛

　　2001年，龙港经历了建镇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经济波动，损失在10亿元以上。事情的起因是当地盛传龙港要和对岸的鳌江镇合并，成立新的独立于平阳和苍南的城市。结果造成地价飞涨，企业出走，资金外流。接下来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全镇经济滑坡。
　　对于这段经历，龙港一家xxxx的总经理说，建市谣传和土地供应失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现行的土地供应制度，龙港作为一个镇根本就无法控制当地的土地供应，最主要的权力还是在县里面。县里要放的土地镇里根本就挡不住。
　　龙港镇党委宣传委员杨道敏的说法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镇一级政府是不完整的政府。即使像龙港镇这样已经有中等城市规模的镇，也基本上没有行政执法的权力。
　　针对龙港的情况，苍南县也曾经作了许多改革，陆续在龙港设立了公安、工商、国土、技术监督等六个分局，构成了龙港的主要执法力量。
　　一位现任龙港镇的领导十年前曾经在龙港呆过，到县级机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里。他搞不明白的是，十年前的那些办、所今天全部变成了分局。原来的所长、主任手下最多三四个办事员，现在分局长下面设科，科下面还有股，股下面才是办事员。开会的时候“一屋子的局长”；办事的时候却又根本指挥不动。
　　管理体制上存在问题，其结果是龙港出现了许多异状。23万人口、80平方公里的龙港只有区区16名交通xx，除去内勤，上路执勤的不到10人。镇政府没办法，和县里协商，自己出钱组织了一支两三百人的协管队伍，但是指挥权还是要交给县交警中队。
　　龙港不到200条的马路上有近1000辆人力三轮车。有关方面估算，整个龙港只要500辆就足够了。但人力三轮车的营运证发放权力在县交警队、客运处，镇无法干涉县级机关的运作。
　　2003年9月，龙港{zx1}的一个重点项目“中国礼品城”已经通过中国轻工总会的验收。在此之前，礼品城的创始人应仲树花了两年时间，在县、市两级前后盖了100多个章，才把这个项目办下来。
　　龙港有干部说，我们xx怀念“八颗大印一把抓”的时代。
　　“农民创造了龙港城，但农民不能决定龙港镇的政府体制。”在龙港的一家印刷企业的负责人对一家媒体的记者说，目前龙港还是镇级行政体制，镇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如xx额度问题，近年来企业想上印刷业升级产品项目，镇政府很支持，但银行说，龙港是建制镇，上级银行给龙港的授信xx额度只有500万元，企业资金缺口较大，镇里想帮忙也帮不上。再如建设用地问题，因为龙港是个镇，上边每年给龙港下达的“用地指标”很少。要想增加指标，镇政府根本“没招”。
　　一位研究者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泛行政化”的特点有关，诸如xx、批地等很多方面的东西都跟行政级别挂起钩来。泛行政化，无疑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束缚。
　　从目前来看，xx泛行政化的弊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龙港的发展还得依赖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或升格，实际上这几年来当地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据了解，《温州市“十五”计划》和《温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已提出：有条件组建以龙港、鳌江为主的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形成温州市域南部都市圈，成为温州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副中心。
　　2004年将是龙港建镇20周年。目前而言，议论了十年的鳌江大桥现在只造了南岸的一半，桥的脚手架已经开始锈蚀。另一半，不知何时能够开工？
　　也许再加一把推力，此事就能成了。对鳌江大桥是如此，对龙港亦是如此。

（编辑：姜志）

时间: 2003-09-18 11:2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