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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19日 8:13
巴斯夏的名字是和“破窗”这个词紧密相连的。岁月悠悠，近两个世纪之前，这个法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小孩子打破窗户是纯粹的损失，而不是拉动GDP的福音。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进步了千倍万倍不止，但专家和官员的智慧却并没有进步分毫，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众多的经济学家声称“汶川大地震拉动了建筑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政府投资挖一条沟再填上会增加就业”、“建高铁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等。
即使是一些很右的经济学家也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比如我所尊敬的茅于轼先生，我就曾亲自聆听过茅先生的“就业优先论”，他认为只要就业解决了，就没有经济危机了，就业是{dy}位的。当然，他是赞同“政府投资挖一条沟再填上增加就业”的。不知道茅老有没有看过巴斯夏的著作，如果看过的话，他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的搬运工、商店、剧院、服务人员、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色人等增加收入，从而使波尔多财富增加，进而使法国财富也增加。巴斯夏马上接过话茬，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如此，法国不是会更富裕了吗？他还建议，把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就业很容易，在人民公社的时代，中国失业率为零，因为每个人都要到地里劳动，不上工还不行；在希特勒时代，失业率也为零，因为希特勒征召德国青年到前线去打仗，让他们义务劳动修建高速公路。就业不是目的，好的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就业优先论”并不能保证让人们有好的生活，就业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失业的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经济危机是最严重的，因为有三千万人饿死（这个数字尽可以商榷）。
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就业、让更多的人有活干，这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在看得见的大家有活干的同时，是政府投资的看不见的损失。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政府的钱一定是从纳税人的手里拿过来的，政府投资“挖沟再填上”可以理解为财富的转移支付，从别的纳税人那里把钱拿过来，在支付给挖沟的工人，但即便是承认转移支付、劫富济贫的必要性（我说的是“即便是”），有必要让他们从事无谓的劳动吗？你把钱直接给他们，然后让那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精力用来干些别的事情不是更好吗？比如他们自己摆摊做点小生意，打点零工，或者回家做点家务、陪陪老婆、孩子、把自己家阳台的花草侍弄得漂亮一点，或者哪怕回家睡大觉也好啊。“破窗”毕竟是财富损失，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挖沟再填上”也许是极端的例子，现实当中，政府的投资不会全无使用价值，比如，我们全国人民可以在政府投资数千亿元人民币之后在北京（或者电视里）看到{swql}的盛大奥运会，看到万国来朝的上海世博会，这可以增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我们可以坐地铁迅速到达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也可以在政府投资数万亿元人民币之后，乘坐快捷的高速铁路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到达数千里之外。然而，这种使用价值的背后，是数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源被调用到这些项目之中，而无法用于其他领域，要知道，这些钱是从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拿走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为了享受奥运和世博会带给我们十几天的自豪感，为了享受半小时从北京到达天津的快捷，不得不缩减自己的开支，比如购买高清电视、家庭轿车的计划就会推迟，比如买房子本来可以买100平方米的面积、现在只能买50平方米了，比如给宝宝买奶粉，本来可以买进口奶粉的，现在只能买国产奶粉了，比如我们本来可以用更多的钱买股票坐等财富升值，现在却只能看着股指上涨而兴叹，比如我们自己可以用这些钱来投资创业、开公司等等。这些价值对我们来说比看奥运和世博的烟花当然要重要得多。而且，政府的投资并不仅仅是财富的转移，而且往往意味着错误的投资和惊人的浪费，比如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铁路，投资数百亿元，看上去光鲜xx，给我们带来了便捷，但投入运营以来，每年所获的的收入连直接成本都无法覆盖，每年亏损达到7亿元，人民群众在享受京津高铁看得见的便捷的时候，却付出了看不见的高昂代价。
如果我们看过巴斯夏的《看不见的和看不见的》，如果我们知道巴斯夏在160年前批驳“破窗理论”的精彩文章，我们也许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投资拉动GDP”理论的可笑，我们就知道160年后我们仍然在“破窗”，而且破得更理直气壮。这些在160年就被巴斯夏批倒批臭的理论，被凯恩斯主义者用“乘数理论”和数理模型包装之后，又粉墨登场，不但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而且成为政府政策的主流，从20世纪30年xx始就连续祸害了世界80年，可见理论界和政界是何等的健忘，但谬论终归是谬论，再精致复杂的包装也无法掩盖其基本逻辑的荒谬，正本清源，反驳这些精致的谬论仍然只需要巴斯夏的幽默、通俗而逻辑简洁的短文就够了。在这喧嚣的时代，请大家读一读巴斯夏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假扮西方佛祖普度众生的妖魔鬼怪都会立马现形。
(qinglanchen@gmail.com)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常用网名加西亚。现居北京，供职于某报社。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定地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推崇自由贸易，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坚信繁荣和幸福来自于自由选择，来自于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写得很好。但有些细节，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视角。
挖坑填坑，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显然没有创造财富。但如果认为转移支付是现实必要的，那么，挖坑填坑其实好过将工钱直接给予需救济者。中国历史上赈灾的富人也想出过两种乍看难解的方法：
（1）派粥，但故意在粥里掺沙子。
（2）建并不需要的楼台，管工人吃饭。
相对于将钱直接交给穷人，这些行为似乎都在毁灭财富。但是，有现实经验的人知道，这是一种减少交易费用的信息甄别机制。
当然，凯恩斯显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9:49 上午
然后有第三种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既带有转移支付性质又有财富创造的方法：
建公益设施，最常见的是修路造桥。
如果由政府来做，则选择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做，应当是有效的，至少纯粹象商人一样从收益/成本角度考虑，这时也是有效的。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0:00 上午
{zh1}说一点，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是可以被社会预期大幅改变的。
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预期混乱（在正常状态下的知识在危机中不管用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大增。
如果有一个公共事件可以改善普遍预期，是可以减少交易费用的。灾后重建或政府基建，是有可能改变预期的。
但在经济正常运转时，这些改变预期的事件就是干扰。
当然，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本就是政府制造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就象现在的谷物，人类让它们繁盛，但它们离开了人类就不能生存（比如连发芽抑制功能都没有了），产生了协同进化。政府和市场也形成了协同进化，制造危机解决危机可能是协同进化的一部分。周其仁《货币的教训》中就指出现在已经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脱离政府的市场。
EG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1:16 上午
同意，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在杨联陞的某本小册子中，还讲了个范仲淹的事故。说范在富春任职时，有饥荒，遂每日坐船远游，拜访偏远的寺庙，同时写文章、喝酒。渐渐地，富人们也开始流行坐船远游，寺庙香火旺了，也开始扩建，招募了大量的工人，并竞相争涨工钱，以先完成扩建。工人有钱了，饥荒也就不存在了。
我猜想，当时是有粮，但可能货币供应减少，富人不愿向市场投放粮食，这样才产生饥荒的。
这个方法，高级得多了。
里德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1:26 上午
正和的东西永远都包装得貌似有理，您这样的一准上当。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34 下午
多谢抬举啊～
里德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1:24 上午
你还是没真正搞懂“破窗”背后的隐含的“看不见”的那部分。用这种救济看似高明的方式搞救济，部分穷人的生活暂时得到一点点改善的背后是更多穷人的生活水平更大幅度地下降了（至于得到了救济的这部分穷人如果没有这部分救济，也可能境遇反而更好就更不是你能理解的了），这些无用功导致的是全社会穷人总的生活水平一定是下降了。
政府用这种手段愚弄群众（当然他们主观上肯定并不认为是愚弄），通常最终只会害到自己，所谓的作为基本底线的社会福利也是同样道理。
无我无天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2:42 下午
里德的反驳没有反驳到点子上，所以让人感觉各说各话，无法认同。正和所讲的两条1.针对转移支付，挖坑填坑是一只信息甄别手段，是转移支付的交易费用，另一种交易费用则是你所说的劳动力与其他资源没有使用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一千个县政府同时竞争，自然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2.他讲的是在经济危机时，因为预期的缘故，交易费用大增。政府支出实质上是在往市场上注入信心，降低预期造成的费用。
说一句我自己的现实感受，当危机来临时，行动永远比光说不做来的正确!!即使事后证明这个行动是大错识。
李子暘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2:53 下午
——当危机来临时，行动永远比光说不做来的正确!!
加上两个感叹号，也是错误的观点。
你的话如果完整表述是这样的：当危机来临时，政府行动永远比政府光说不做来的正确!!
问题就在这里，政府行动的结果，就是社会其他人无法行动了。
确实，解决危机需要人的行动，如果人人都袖手旁观，甚至呼呼大睡，危机不会自己过去。
但真正解决危机的，是那些有行动能力并且承担财务责任的人采取的行动。
他们的行动是xxx的。政府显然既不具备行动能力，也不承担财务责任。
而且，政府有强制力，他一行动，别人就没办法行动了。
罗斯福就是这样阻止了美国人的自救，结果让萧条变成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这样更正确吗？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07 下午
涉及到预期，社会现象变成非线性的，现在的经济学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当然，理论上政府有更好的改变预期的办法：比如减税、撤消管制、增加个人权利、改行“恒量币制”、改行“财富税”……，但明知那是做不到的，政府只有两种现实选择：放任自流，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放任自流也许会象奥派预期的那样长痛不如短痛，但也可能导致更大灾难，因为在危机中个体不会严格按市场教义行事，良民会变成暴徒，这已经一再得到验证：比如卡特里娜时的新奥尔良、比如地震后的海地、比如民间xx危机下的湘西（见amw文章）。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09 下午
美国ZF一开始也想放任自流，所以任由雷曼兄弟破产，可结果呢？谁知道“短痛”会不会痛死人啊～
李子暘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15 下午
从一个政府到处插手的世界，转变为一个自由放任的世界，其间当然需要多种过渡措施，需要时间。但方向应该是明确和不容置疑的。但是，按照你的说法，按照诸如什么非线性、预期、市场信心等模棱两可的概念，方向都是不明确的，或许就应该让政府继续干预市场？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30 下午
这种转变，是应然陈述（规范陈述），确实难以统一。比如我就想政府按我的“财富税制”思路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非线性是现实，即使我们还不能xx把握它或本质上就不能xx把握它。即使象物理学这般严谨的科学，面对非线性，也要靠实验来最终检验（比如风洞实验），xx靠理论计算是危险的。
反对政府干预，总要分具体场合和具体内容。危机已经发生，有些干预，比如扩大本来就需要或两可的基建，不一定要反对。有些永远应当反对的干预，当然可以反对，比如价格管制。
出现危机，说明资源配置大范围出错，但市场作大范围调整的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很高，放任自流以为恶化到底就解决了，确实有个底，但认为摔到底的代价一定低于政府救市，应当是一种信仰吧。
李子暘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46 下午
既然非线性是现实，政府拿着某种固定的政策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显然灵活的分散决策的市场会更有效。
市场的信息费用高，或许吧，但这样就可以推出政府的信息费用少吗？多少是相对的概念。如果市场所需的信息费用看起来可观，实际上却是代价最小方案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是过渡政策，当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显然现实中政府做事情和不做事情，面对这两种选择，许多人思考研究的力度是不一致的。他们默认的正确答案是政府做事。我希望，更多的人把默认正确答案设为政府不做事。
阿三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3:11 下午
政府那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整个社会基本保障有助吗？
修铁路，是在减少面包。
届时通货膨胀，很多人忍受不了，政府为了治”短痛“，只能继续积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危机的雪球会越来越大，总会有{yt}政府连”短痛“也治不了的。
没错，海地政府设法应该救济饥民；但无论怎么救济，还得保证明年有谷种种地！
阿三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2:54 下午
当危机来临时，行动永远比光说不做来的正确!!即使事后证明这个行动是大错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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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这样的没有常识的想法；这等于是打死不认错。
按照这个逻辑，根本不需要医疗了。
病人总是有行动的，甚至xx也是行动之一。
那些胡乱xx病人的医生也不需要负责任了，因为他总是在“行动”，而“行动永远比光说不做来的正确”。
希特勒也很不错，他在危机来临时行动了，他让大批男人上战场，解决了失业问题。
这几十年来的悲剧就是大量盲动的后果。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2:54 下午
不是我不懂破窗理论，而是你没搞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的前提是“如果认为转移支付是现实必需的”（比如底线保障）。
我当然知道反对破窗理论的核心逻辑，就是挪来补窗的资源本可用于其它生产。如果没有交易费用，当然是这样；如果经济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也是这样。
但在经济危机中，交易费用骤然升高，资源周转速度下降，这时政府支出可以改变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比如政府扩大基建，使基建行业产生明确预期而积极组织生产），缓解危机。当然，有用的基建比挖坑填坑好一百倍。张五常就认为中国提前进行那些大的基建工程是中国特有的阶段优势，美国这样的成熟发达国家没有这样好的项目可做。
另外，我一直认为，底线保障不是福利而是公共安全，是社会在保障成本和保安成本间的优化。
正和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2:56 下午
当然，如果政府当初不来制造危机，也就用不着来解救危机。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决定了这做不到。比如，恒量币制，政府能做到吗？恢复金本位，能做到吗？
里德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1:58 下午
底线保障不仅不能保障公共安全，反而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对这一点巴斯夏的书里面跟法律有关的几章，已经有虽不系统但足够完整的表述了，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去找来看看。
里德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2:04 下午
简单地说，底线保障不仅实际上拉低了本来打算保障的那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这种承诺和行动还提高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期望值提高和实际生活水平恶化之间的反差，就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局动荡的根源。
阿三 回复:
四月 19th, 2010 at 3:02 下午
张五常就认为中国提前进行那些大的基建工程是中国特有的阶段优势，美国这样的成熟发达国家没有这样好的项目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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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想歪了。
修路也要有车跑才行。除了车跑，还要其他衣食住行，等等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印钞导致价格扭曲，任何人都没法分辨修路，造车，其他的衣食住行的资源的合理分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