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17 21:20:07 来自:

记石承先生

　文 / 汪晖

　　白天还在北欧的夜空挣扎，不肯退入黑暗。我知道很快又是黎明。斯德哥尔摩的夏日，天长夜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夜，不过是明暗之间。这景象让我想起鲁迅的谶语，我最喜欢的句子：“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我于是想到那些曾经在“明暗之间”仿徨的老人，那些早已退入黑暗的影子的故事。
　　得到章石承先生的死讯是一九九○年夏天，那时我正在秦岭深处的商洛山“了解国情”。也在那一年春天，我的另一位导师唐<SPS=0348>先生病重住院，没有再清醒过来，一年多以后病殁于北京。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先后辞世。我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浪，过着没有导师的生活。
　　石承先生是江苏海安人，一九一○年生，原名章柱，号澄心词客。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他工于填词，因为我们是邻居，都住在扬州师院新北门宿舍的大院里，他和我的母亲同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xx”时代，那时知道他是“历史反革命”，又不甚严重，究竟为的是什么，并不确切，我也从未问过他。虽然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但他的风度依然。听我母亲说，章先生年轻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我于是觉得他那种谦恭的姿态得自他的留洋经历：躬身，颔首，一丝不苟。“xx”之后自然没有问题，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在“xx”期间，他也总是风度翩翩，他的夫人夏云璧女士总说，石承先生像个外交官。
　　我在一九八二年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那时他七十二岁，头脑尚清楚，只是记忆力已经不甚好。即使如此，看起来也仍然鹤发童颜，带着金丝眼镜，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走路的姿势有力而端正。老人爱说过去的事，我于是知道他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却又在中文系选修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三十年代在东京时，学过外国文学和电影，也是中国诗词的研究生。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为了抗议日本的侵略，辍学回国。他慨叹说，那时没想到这一走竟再无缘日本，可惜的是许多书托给了房东，终于如泥牛入海。章先生的藏书在扬州是有名的，我每次到他的书房，看着四边堆积的书，{yt}天压迫起来，最终先生的书桌仅剩一小块可以写作的地方。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他在三十年xx始发表新诗和旧诗，出版过《石承的诗》、《耦香馆词》和一些抗战小说，与石灵等诗人相熟。上海“孤岛”时期，他离开上海，回到他的家乡海安曲塘，创办成达中学，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许多从上海逃出来的文化人就在他的中学里教书，我所知的有周煦良(外国文学学者，扬州“小盘谷”主人)、孙石麟(即诗人石灵)、许逸民(历史学者，后任教扬州师院，“xx”中冤死于狱中)等人。那时他的学校的位置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地盘的交界处，所谓明暗之间，国、共两方面与他都有联系。我记得他说起过当时“联抗”的领导人如彭柏山、黄逸峰，他们有秘密的交往和公开的合作。比如他曾与彭柏山将军(“联抗”政委)合作编辑文学刊物《文学者》，与黄逸峰将军(“联抗”司令)的叔岳李俊民(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共事，担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为主任)。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任镇江《大众日报》社社长，兼镇江文联主席。不过，我猜想，也因此，自那以后，特别是“xx”期间，他颇受疑忌。我曾读过他的一首《声声慢》，是五十年代末重回当年学校旧址时的情景：斜阳衰柳，冷落鸥盟；数椽茅屋，遍长苍苔；全没有旧时豪情，多的是袖染淄尘，凭添双鬓的慨叹。{zh1}是：“倾浊酒，且浇愁，沉醉未醒”。
　　石承先生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我也读过他写的《鲁迅作品中若干问题的初探》，但他自己更喜好的是古典诗词。除了故世后才刊行的《扬州诗词》(与夫人夏云璧女士合作)外，他还著有《李清照年谱》、《陆游诗选》等，但迄未刊行于世。他不单诗词写得好，而且与学生谈话，也总爱说些“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之类的意境，念起来抑扬顿挫。他也特别喜欢中国的女作家的作品，古代的如李清照，现代的如肖红，也许这些女性的身世之感让他感动罢。他喜欢的多是婉约一派，也合乎他温文尔雅的气质。记得任二北先生到扬州师院任教时，石承先生告诉我，他幼年时曾得到过吴梅先生的指导，大概是给他改过诗。我当然知道任二北、唐圭璋、万云俊先生等诗词学巨子都是吴梅先生的高足，吴先生在中国近代词学方面的造诣，几乎无人比肩。我又知道他与章太炎先生有点远房本家或是别的渊源(他在外文系的老师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与太炎先生熟悉)。我见过他收藏的太炎先生的一横幅，上录《荀子·荣辱》一章曰：“<SPS=0822>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屏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意思是，戒骄慢，事恭俭，律己待人，以远耻辱。我有时想，石承先生颔首鞠躬的姿态，多少得自太炎先生的教诲。恭肃而俭约，也是在动荡而崩坏的时代里，保护自己，以远耻辱的{wy}法门罢。那幅字一笔不苟，篆书，太炎先生真是古文家法。
　　石承先生的真正的老师其实既不是太炎先生，也不是吴梅先生，而是龙榆生先生。龙先生也是词学大师，他早年参与编辑的《词学季刊》是近代词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他的《唐宋词选注》是我大学时最喜欢的读本之一。但不知为什么，石承先生一直没有说起这段师生缘，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北上京城访学，才知道他在暨南念书时，是龙榆生和卢冀野(曲学专家，著有《饮虹<SPS=1346>五种》等)两先生的得意门生，且时有诗词唱和。因诗词深得老师的赏识，竟以外文系学生的身份，而在中文系给冀野先生代课。临行前，他说有事要交代，让我去他家。我敲门进屋，先生端坐在客厅，显然是在等我。我问他有些什么要交代。他说要我先到镇江，找退休在家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给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王士菁，因为蒋先生是王的私塾老师，而且曾经资助过王念书。这样可以通过王的关系查阅鲁迅的藏书。而后又说，有件事相托，但不要对别人说起，是私事。我颇有点惊奇，章先生竟有私事托我，而且如此正式。这私事说来简单，后来我才觉得不寻常。章先生说，他是龙榆生先生的学生，但四十年代以后两相暌隔，而今龙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他颇想到北京扫墓，但身体如此，只能拜托我到墓上鞠躬致敬。他特别叮嘱说，要鞠三个躬。可是，章先生并不确切知道龙先生葬在哪里，于是又要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龙先生的女儿龙顺宜，从她那里打听龙先生的墓的地点。
　　我依次而行。先坐船到镇江，找到病卧在床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蒋先生旧学功底极好，除了出版过《刘鹗年谱》外，他对经学，特别是扬州学派深有研究。可惜那时研究经学几无可能，又因为扬州地方小，关系复杂，他一气之下自愿退休，回到距离镇江不远的一处乡间度日。深秋荒郊，蒋先生的家在一个稍高的土坡上，有绿树掩映。我找到那儿，进到屋里，昏暗的房子里躺着蒋先生夫妇，都在病中。我说明来意，转达章先生和我母亲的问候，蒋先生在床上草就给王士菁的信。我告别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登上破旧的公共汽车，看着车后扬起的尘土，心里有些沉重。因了蒋先生的信，加{zw}得后先生的帮忙，我顺利地查阅了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似乎不久之后，我也就得到蒋逸雪先生的死讯，据说是洗澡时无人照管、不慎落入烫水中xx后身亡。
　　在北京除了查阅鲁迅博物馆的藏书外，就是到北京图书馆找资料，我也就便在那里打听龙顺宜的下落，却遍访不得。后来见到一位老馆员，他告诉我说，龙顺宜早已退休，这里的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自然不知道。从他那里，我得到龙顺宜的地址。我已经记不得在哪一条街了，反正是一处北京寻常巷子里的大杂院，周围有许多人家，室内昏暗，那时已是年底，屋子里烧着炉子，仍觉得冷。龙顺宜和她的丈夫都在家里，听说我是石承先生的弟子既觉惊奇又觉感叹，因为时空暌隔，一晃几十年，当年章先生做龙先生的弟子时，龙顺宜还是个姑娘。那天的谈话，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龙女士先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现代文学；她有些诧异，说，章先生是学词学的，怎么带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生？又问：你对周作人怎么看？那时学界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贡献开始重新评价，至于汉奸一节，虽然在十年之后也未能翻案。我自然也如是说。记得他们夫妇听罢长叹一声，说：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轻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我知道我的回答让他们感到悲哀，可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答案，又为什么感到悲哀。但那叹息的声音我一直不能忘怀，总觉得自己少不更事，伤了老人的心，是不该的。
　　直到一九九○年我在商洛山中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这才略知龙家与周作人的渊源。写到战后周作人被关押一节时，钱理群在注释中引了龙顺宜在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三月号上的文章《知堂老人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六月，周作人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后，周作人的儿媳张炎芳给龙顺宜写信，托她照管周作人。此后龙氏姐弟每月或每十天便给周作人送些肉食，饼干，糕点之类，有时手头实在拮据，时间也会隔得长些。每年的冬天，龙顺宜为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以后废名曾寄给周作人百元，也由龙顺宜转交。周作人在狱中翻译的英国劳斯的《希腊神与英雄与人》就是龙顺宜姐弟帮忙弄来的，自然还有其他的书。想必龙顺宜也读过周作人在狱中所写的那些诗歌，其中许多是托古自况。虽然说是“大声叫荒野，私语埋土穴”，但他吟咏“忍耻逾十载，遂尔破强吴”的范蠡，“吁嗟七十叟，投身饲酷儒”的李贽，再加上“‘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的自辩，对于龙氏姐弟而言，大概“了解之同情”是一定会有的。这些事使我知道龙家与周家的瓜葛，也使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起周作人的评价问题。使我隐约觉得，龙女士的问题背后还有些别的隐忧，是什么呢？
　　龙榆生先生的墓在西山的万安公墓，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通那里，需要坐车到一处，而后步行走过去。那时已是十二月，天色灰冷。我找到那里时，离公墓关门的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小时。万安公墓面积很大，一片片坟场。龙顺宜大概说了个方向，但并不确切。天色渐晚，我沿着一块块墓地慢慢地辨认。绝望之际，在一块极小墓碑上意外地看到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江西九江龙七之墓”，再无别的标记。我记得章先生说过龙先生排行老七，又是江西人，这定是龙先生的墓无疑了。不写出墓主的名字，大概是因了某种历史因由，“xx”时代这类事很多，我也见怪不怪。暮色中，北风里，我站直了，面对凄清的墓碑，向我从未谋面，也不知究里的墓中人，鞠躬凡三次。其时衰草瑟瑟，坟场无边，一片沉寂。那年我二十三岁。
　　回到扬州后，我去石承先生处报告，特别说到去龙先生墓上的经历。我记得先生的面色平静，什么也没说。对于龙先生的生平行述，我至今不是很清楚。不过，渐渐知道龙榆生与汪精卫是至交诗友，时有唱和。上海“孤岛”时期，如同周作人没有逃离北平一样，他没有离开“孤岛”，后来竟应召去了南京，就任博物馆馆长。他虽曾拒绝出卖文物，但这点个人的清高，掩不住大节有污，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不可能成为获得原谅的理由。他以汉奸罪入狱，先关在南京，后来迁至苏州。获释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当年石承先生在曲塘创办成达中学时，曾潜至上海邀请文化人去沪赴苏北任教，其中就有他的榆师，却没想到龙先生已离沪赴宁。我终于知道石承先生不愿多说的原因。怎样叙述这样的历史，对于极重师道，又明白大义所在的先生，当然是艰难的。我记得曾经与唐<SPS=0348>先生谈起“孤岛”时期的上海，那时他为了不给日本人做事，辞去了工作，贫病交加之下，一年间他失去了妻子、孩子和母亲等四位亲人。唐先生是位善解人意的人，性情也温厚，提及那段历史，语调仍是愤激的。那样的历史氛围，不可能提供理解其他选择的语境。而今一切已远。一个普通的文人，生当乱世，即是不幸。是非由历史决断，个人行为的后果却不能以无奈了结。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是非的存在，但在这之外，也许还有对于飘摇的个人命运的悲悯？对于曾想恳请龙先生离开“孤岛”的石承先生而言，大义与私谊在历史之中如此相悖，心绪之迷乱是可想的。他有一首词，题为《燕山亭·寄怀榆师》，先说“秋老霜枫，凝赤乱霞，衬染悲凉天气”，又叙写“凭记当日追随，望云树苍苍，遣愁无计”，{zh1}是“满眼兵戈，星尽散、旧游词辈。憔悴。常盼取、平安相寄。”感时挂念，无以相寄，只能遥祝平安，不过是难以言说中的人之常情。石承先生并非不知大义，但“指引，记娓娓长谈，夜深更灯晕”的师弟情谊，又如何安置？他所能解释的，也许就是用所谓时代的悲剧含蓄地诉说个人的无奈，在这无奈中还存有的个人品德的另一面：“叹浪翻波滚，溅白璧，岂损冰清玉润。……”(《丁香结·悼榆师》)我偶然悬想石承先生苍颜白发，引颈北望，念远伤怀，而又无缘展墓的情景，心中不能忘怀的正是他的人之常情。暌隔四十年后，他嘱我在龙先生的墓前为他鞠躬，那礼仪中蕴藏的，是一位后辈对自己的恩师的怀念之情，而我也在糊里糊涂中尽了一个弟子对老师的责任。
　　石承先生的晚年是悲凉的。在我毕业之前，他的脑子已经开始糊涂，后来发展到老年性痴呆。发病的初期，人们并不把他当作病人看待。我的故乡那时关系复杂，近乎冷酷，石承先生起初是记忆力大坏，但还勉力支撑，不过得不到体谅。我从北京回家探望父母时，也去看他，他虽然认得我，却迟迟叫不出我的名字。此后又因早年离异的婚姻而弄得家庭破裂，即使在老年痴呆的状态中也未得安宁。听说有一次他手提雨伞，作长征状走失，据见过他的一位孩子回忆，石承先生一脸严峻，给了他一个橘子后说，要留心坏人。后来许多邻居出动，终于在远郊找到他：他依然手提雨伞，如同持枪的战士，埋头行路，面色凄苦。此后石承先生一病不起，终至残红褪尽，至死没有摆脱人生的是是非非。先生长我半个世纪，一生行述，不是我这样的学生所能判断，但我的心里总觉得章先生是善良的，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像他这样敏感、自尊而又软弱的书生，能够闯过这样多的生活的裂缝，能够保留着那样的人之常情，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事。他面对别人时，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总是面带微笑，谦恭有加，颔首鞠躬，现在想起来，除了习惯之外，也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敬畏罢。这样的敬畏之情，而今的世界里确乎是越来越少了。
　　白天在夜中奔驰，照拂着明暗之间的人们。对于石承先生，所能记起的也多是匆匆的人影，我觉得我似乎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也许明暗之间的人，也就是些影子罢。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